父亲缴党费

文/周晶宇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有着异于常人的执着信念。多年来他缴纳党费表现出来的执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７０年代，父亲因为打得一手好算盘，从村会计调到人民公社当经营管理员。70年代末，全国推行湘乡减负经验———精简八大员，父亲的差事就交卸了。我那年七岁，刚上一年级，明白父亲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钱买连环画了。于是，我就开始在放学后捡破烂。我把废铁、烂麻绳头子、空牙膏袋等能卖钱的东西都收集起来，约摸能卖五毛钱就背到八里外的镇上去卖（那时候的五毛钱可以买二斤羊肉）。那时我最多竟攒了三元钱，都是一角、二角的零钱，还有不少硬币，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有一天，我听见父亲叹息着自言自语：“又该缴党费了。”那时农村穷的丁当响，不少人家穷得一年见不上一分钱。我的秘密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对我说：“孩子，借给我五毛钱，我得缴党费了。”父亲晒得黝黑的脸上充满了歉疚、忧郁、无奈和迫切，我突然觉的父亲很可怜，不由得泪花在眼里打转，我克制着没有流泪，把钱全交给父亲，父亲却只拿了五毛钱。多年之后，每忆起父亲跟我要钱的情景，我都禁不住鼻子发酸。

1980年，旗农委成立经营管理站，经过考核，父亲被择优录用。仅仅过了一年多，经营管理站进行改制，考试合格的转为国家干部，不合格的回村务农。那时送礼风开始抬头，父亲相信自己的实力，也不屑于蝇营狗苟，既没送礼，也没活动。全旗30多人参加考试，录取了三分之一。父亲考了第二名，却被莫名其妙地刷了下来。一些平庸的人上去了，几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也上去了。父亲没有认命，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写下一篇篇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申诉材料，一次又一次地向纪委反映情况。那年推行了包产到户，农村物质生活大为改观，我们全家人的精神却备受煎熬。父亲变的沉默、憔悴。在那种情况下，父亲念念不忘的是每月缴党费。母亲很不理解，说：“缴那钱有甚用！不如省下来给孩子买点好吃的。”父亲就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做人是要有信念的。”

父亲一边务农，一边申诉，好在父亲的不少朋友都支持他，给了他不少的安慰。也有“好心人”劝他：“你就不要告了，人家是有背景的，你告也是白告。再说，你要注意安全。”父亲已经铁了心，完全豁出去了。他说：“我不是要告某一个人，我是要一个公正的答复，我相信共产党还是有青天的。至于安全，我死也不惧。”从村里到旗里30多里，那时还是坎坷不平的土路，父亲不知跑了几百趟，常常是天不亮就走了，天黑了才回来，两头不见太阳。一年多的漫漫奔波，父亲的名声传开了，事情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父亲就斗胆给当时分管农业的国家领导人李先念（时任副总理）写了一封信，陈明事实及诉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日理万机的李主席（后来任国家主席）竟然给父亲回了封亲笔信，虽寥寥数语，却解决了问题，迟到的公正终于还给了父亲。

父亲复职后在乡里担任了十多年的党委秘书，在那个岗位上，他发挥擅长写作的优势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反映农村的巨变，歌颂党的政策方针。父亲还有一项工作是负责收管全乡党员的党费，常常看见父亲把一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打理得整整齐齐，不用说，里面也有父亲缴纳的一份。

《论语·里仁》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亲现在78岁，年事已高，因白内障眇一目，我为他的高寿欣喜，也为他的身体担忧。每月里总有一天，他穿得整整齐齐，去缴纳党费。

作者简介：

周晶宇，媒体人，曾任香港商报记者、成报高级记者，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小说、评论、报道近百万字，现任乌兰察布日报社主办的《乌大张区域合作特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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