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无雪映松坡，宝寺藏宝照柏林
——国家图书馆分馆记事
作者：许京生
在国家图书馆113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两个分馆在我的图书馆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位于北海公园快雪堂的松坡图书馆，一个是位于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分馆。
松坡图书馆是梁启超先生为纪念护国名将蔡锷于1923年建立的。
北海快雪堂是一座坐北朝南的皇家院落，从南往北分别为澄观堂、浴兰轩和快雪堂。乾隆11年（1746）建立之初，只有澄观堂、浴兰轩两进院落。这里是帝后们去北海阐福寺从事佛事活动时，沐浴更衣和用膳的地方。乾隆44年（1779），乾隆皇帝得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临摹晋代王羲之《快雪时晴贴》石刻，因此下旨在玉兰轩后面增建了一座楠木殿，用于收藏所得石刻，并借《快雪时晴贴》之名，命名为“快雪堂”。
1918年梁启超与蔡锷生前同僚人等，在上海成立了松社，1920年梁启超访美国后，又以“北京旅美同学会”之名，组织了图书俱乐部，搜集了6000册西文书和2000册日文书，加上北洋政府调拨的宜都杨守敬旧藏中文图书24000册，为松坡图书馆的建立奠定了馆藏基础。
后来，松社从上海迁往北京。1922年，在梁启超等人的申请之下，北洋政府将北海快雪堂及西城石虎胡同71号官房拨给松社，作为设立松坡图书馆之用。同年12月，松社在北京成立了松坡图书馆干事会，选举了周大烈、任可澄、徐佛苏、江庸、叶景莘、黄群等三十二位创办人为干事，公推梁启超为馆长，并制定了松坡图书馆《简章》。1923年11月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
松坡图书馆建立之时，将快雪堂的三进院落分别改为了阅览室、书库和纪念蔡锷将军的祠堂。
松坡图书馆开馆以后，北洋政府没有经费支持。因此，只能靠基金和募捐勉强运行。1929年梁启超去世以后，松坡图书馆没有再推选馆长，一切工作由干事会操持，一直维持到1949年。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松坡图书馆干事叶景莘将该馆运行的实际情况报告给朱德总司令，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研究，将松坡图书馆划归国立北平图书馆管理。195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成为北京图书馆的一个分馆。
由于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与北海公园的松坡图书馆近在咫尺，这一分馆并未开放阅览室接待读者，而是作为藏书库，偶有需要时才进行调阅。因此，北图人提及这一分馆，仍旧称之为松坡图书馆。
1987年，北京图书馆在西郊紫竹院公园北侧建立了新馆，有了规模更大，条件更好的藏书地，因此就决定将松坡图书馆的几万册藏书迁到新馆收藏，这使我有了参与此事和近距离观察、探寻快雪堂松坡图书馆的机会。
1987年8月的一天，早上8点钟，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去松坡图书馆。从北海公园北门进入，穿过九龙壁，来到快雪堂的南门口，我打开了紧闭多年的大门。此刻的松坡图书馆已经失去了故有的模样，澄观堂改做它用，没有了用于阅览的桌椅，只有一些零星的旧家具。浴兰轩书架上的书籍尽是尘土，快雪堂两侧放石刻的夹壁墙里也放满了日文书。
快雪堂前巨大的石山岿然不动地静卧在那里，打开快雪堂的两扇楠木大门，正面望去，蔡锷将军彩色画像映入眼帘，下面的供案上有简单的陈设，但没有丝毫祭奠过的痕迹，两边各放有一个一米多高的青花瓷瓶。由于光线暗淡，看上去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
当年梁启超馆长及松社同人曾在快雪堂纪念蔡锷将军，梁思成、林徽因也曾在澄观堂阅览图书和谈恋爱。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文人们餐桌上的谈资。
我们的搬迁工作是从整理藏书开始的，先是把浴兰轩的藏书从旧式的书架上取下来，然后用吸尘器把上面的尘土吸干净，再码成30公分高的书捆，然后用塑料绳子捆紧。这项工作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在整理过程中，虽然每册图书的纸张都已经发脆、变黄，但在扉页上面，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松坡图书馆的藏书章。由此可见，当年松坡图书馆的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
两侧夹壁墙只有50-60公分宽，朝里的一面是玻璃窗，可以观看石刻，后面是墙壁。放在里面的书籍挡住了王羲之、柳公权等大师的石刻，从外面只能看到落满尘土的书籍。这里的书刊整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夹壁墙比较窄，搬运书刊比较困难，需要几人接力传递，才能把里面的书刊运出。此处的书刊整理占去整个工期的二分之一。
书籍整理完毕后，又调用部队的军用大卡车，将其运到白石桥新馆的大书库。这批图书中的日文图书被分藏在书库的第10层，我在这里守护着这批图书有五年之久。
20年后，国家图书馆准备庆祝建馆100周年，因此需要广泛收集历史上各分馆的照片，我作为摄影人跟随馆庆办的同志再次探访了松坡图书馆。
2008年也是8月的一天，我们一行人从公园南门进入，先是到琼岛看了曾经的馆舍庆宵楼，然后又向北到快雪堂。这次探访，不像上次搬迁书籍，是从正门堂而皇之地进入。那以后，松坡图书馆划归北海公园管理，从哪个门进，自然要听从人家的安排。此次我们一行人是从土坡上的东门进入的，本想到快雪堂里面看看，不巧，北海公园正在进行内部整理，不方便观看，我们只能在院子里看看，花石岗的假山依旧，乾隆手书的“云起”两字清晰可见，但未见云起，只有八月的骄阳从天空中散落到长着青苔和绿草的地面上。在大门外面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快雪堂的外景照片，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2022年夏天，我又来到快雪堂，这里依然是重檐垂花门、景窗、回廊与各殿相连，各种树木茂密，回廊中展示的古代众多书法名家的书法石刻，成为这个庭院的主要特色。此时这里已经成为北海公园的石刻博物馆。不尽如人意的是快雪堂的楠木大门依然紧锁，不能参观。
如果快雪堂除展览石刻外，再将松坡图书馆恢复开放，定能受到广大游客的热烈欢迎，因为松坡图书馆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和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值得人们去瞻仰和纪念。
北京城区东北角的柏林寺分馆，是有着500年历史的著名寺院。根据明正统十二年（1447）重修柏林寺的碑文记载，它创建于元代至正七年（1347）。清代又曾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行了两次重修。乾隆年间重修时，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碑文。
柏林寺的主要建筑均建于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圆俱行觉殿、大雄宝殿和维摩阁，共五进院落。东西两侧为配殿。山门上额书“敕建柏林寺”，山门前有砖砌影壁。大雄宝殿为全寺主殿，门上方悬挂的匾额是康熙帝所题写的“万古柏林”。殿内有建于明代的三世佛塑像和木制佛像，造型生动。维摩阁又称藏经阁，上下两层，东西两侧建有配楼。
柏林寺最珍贵的文物是曾经保存我国唯一一部“龙藏”经版。 旧时佛教经典称为“藏”，“龙藏”是指清朝皇家御制雕刻的经版。这部藏版从雍正十一年（1733）开始雕刻，至乾隆三年（1738），用了六年的时间，共刻经版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块，包含经书七千多部。
“龙藏 ”经版原藏于故宫武英殿，乾隆年间移至柏林寺保存。北京图书馆之所以能将“万古柏林寺”作为分馆，也是因“龙藏”而起。
1955年，故宫博物院拟将所辖的“龙藏”经版和柏林寺移交北京图书馆保管 ，根据文化部文物局的建议，请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图书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在行报批。结果故宫、北图一拍即合。文物局自然是满心欢心地进行了批复。1955年10月15日，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和柏林寺住持福振，一起办理了颇具仪式感的经版交接。
当时柏林寺的部分房间为北京被服厂及家属宿舍所占用，1958年北京市所属的红旗学校又迁入该寺。直到1962年柏林寺的最终归属权才在北京市领导的支持下确定下来。
1962年，北京图书馆为了将柏林寺分馆为社会开放，对柏林寺的部分用房进行了维修改造，使用面积曾加到2260平方米，共藏中外文图书一百余万册，并开放了阅览室供读者使用，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藏书六百余万册，约占全馆藏书的百分之五十。
我对柏林寺分馆的认知，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先是到文津街馆查找资料未果，热心的工作人员就推荐到柏林寺分馆再行查找。正值冬天，我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前往，下车后，由于道路不熟，穿过几条胡同，才来到柏林寺。
那时的柏林寺分馆比较残破，设备设施也很简陋。一进门，左边是传达室，右边是目录室，再往里走才是阅览室所在的院落。挑开厚重的棉门帘，除阅览桌椅外，还有一个一米多高的煤球炉，格外引人注目。零星的读者看书就是靠煤球炉取暖。炉子上的开水壶冒着热气，给冰冷的阅览室增添了些许温暖。先是查人民大学所编的全国报刊索引，那时期，北京图书馆所有的中文期刊都在柏林寺分馆收藏。
一双冰冷的手，快速地翻阅着报刊索引。
当身上带着寒气的工作人员，将查到的文献资料交给我的时候，已经近中午，我来不及细看，就请图书管理员帮助复印。她们不仅没有因为要吃午饭，拒绝复印，而且还帮我纠正写错了的起止页码，使我这个穷学生足足节省了两角五分钱。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两角五分钱差不多够吃一顿午饭了。此时，寒冷的阅览室似乎变得温暖起来，冰凉的手又能流畅地书写了。
拿到复印资料，已经是十二点半，不知从哪里散发出一股饭菜的香气。抬眼望去，只见刚才帮我复印资料的女员工，戴着厚厚的棉手套，翻动着在炉子上加热的饭菜。闻到了菜香，肚子也就咕咕地叫了起来。我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柏林寺外面胡同里的一家小餐馆，用复印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混沌和两个小烧饼，算是午饭了。现在想起来，那碗馄饨真好吃。
第二次去柏林寺的时候，我已经是北京图书馆的一名员工了。1987年10月，北图新馆刚落成，我和典藏阅览部的同事被派往柏林寺分馆协助搬迁。由于柏林寺库房门窗的密封条件不好，书架上的期刊已有尘土的痕迹，用手一抹，一层灰土粘在手指上，两手一拍，烟尘四起，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看到我如此表情，一位坐在矮凳上整理期刊的员工，站起身来笑着说：“闲脏啦？我们天天跟它打交道，去库房取书刊都是打着手电筒查找，出来后，人就跟土猴一样。”见他如此说，一丝羞愧的感觉涌上心头:他们的确不容易。
11月，柏林寺分馆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同年年底，根据文化部指示，将柏林寺的院落、殿宇、房屋全部移交给了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
柏林寺现为文旅部某单位使用。2019年，我应同事的约请参加一个项目的评审，再次来到柏林寺。此时的柏林寺已经是画梁雕栋，金碧辉煌，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银杏树也焕发了青春，长的枝繁叶茂。
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早已不复存在，但艰苦奋斗的历史和热心读者服务工作的一张张鲜活、生动的笑脸，却依然留在记忆里，不能磨灭。
作者简介：许京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出版长篇传记文学《瞿秋白与鲁迅》，发表《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历史档案中的张申府其人》《从〈雷雨〉到〈王昭君〉——记忆戏剧大师曹禺》《开“心锁”——台湾女作家郭良蕙印象》等多篇散文，其中，《一位作家在抗战中的经历》获全国爱国主义主题征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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