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执着于信仰的人

 仅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孙锡斌

       ——题记

在我们乡下，有“五年六月七日八时”的说法，依着老话，80岁以后的父亲总爱说：“多活一个时辰，就能多看到一个时辰社会的的发展变化，就要活好这一个时辰。”

其实，那个时候父亲的身体还硬朗。“我还要学习十八大报告呢”“我期待九三阅兵”“我还能收听十九大报告”“我要活过七一，看看建党百年的盛况”，父亲的愿望逐一实现，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身体却每况愈下，今年七一建党节前夕，父亲已是老态龙钟，原本吃过饭还能走到门外坐一会儿，可那几天就只能举举胳膊算是运动了，但他不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心心念念的就是国家大事，一见到我就叮嘱：“党支部有没有给你们开会？你可不敢停下学习哦。”“放心吧，我最近在学党史呢。”父亲满意地笑了。

父亲出生时，大家庭拥有的土地有好几百亩，在村里算得上殷实人家了。1934年，一场瘟疫要了父亲的三伯三妈两口子的命，三门没有男孩，不满周岁的父亲便承担了摔盆打幡的使命。后来，在分割家产时，族权又剥夺了父亲继承三门遗产的权利。幸而没有继承那份遗产，不然到土地改革时，拥有那么多的土地，极有可能被划成高成份，真是福祸相依呀！

父亲年幼时，就跟着祖父母下田劳作，那时候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正常年份一亩地能收100斤粮食就算是好庄稼了，遇到荒年收成就没有保证了。尽管种着60多亩地，一家人的生活还得精打细算才勉强过得去。家庙的地要交租，还有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常常是辛苦一年所剩无多。

村里有些人家地少，常常是离麦子成熟还有一两个月就青黄不接，只能四处告借；有的人家甚至饔飧不继，就破罐破摔。于是在庄稼地种上了罂粟，花开时节，满地飘着的幽香魅惑着庄稼人。吸食黑膏膏的烟鬼一个个枯瘦如柴，到最后卖了土地，卖了院子，在巷口的庙里栖身。

由于祖父母的勤劳节俭，我们家那时还有余粮供父亲读私塾，那个叫南架子的书房给了父亲最初的启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儒家思想感召着他，“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珠玑般的字句又给了他生活的激情，进取的精神。可惜，私塾生活没过多久，倭寇铁蹄就践踏了黄河沿岸的家乡，百姓受穷困，遭劫掠，被暗杀，真是乱象丛生，暗无天日。父亲曾被鬼子抓到黄河滩做苦工，从肉体到心灵都受到了摧残。耳闻目睹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父亲的心中是痛苦的。

后来父亲到西安“熬相公”，就是做学徒。兵荒马乱的西安城，黑心的酱园掌柜，抽大烟的老板娘，一个个梦魇般纠缠着父亲，令他窒息。

出路在哪里？父亲仰望长空，寻觅着，盼望着，盼望着有一天能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伴随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庄严的宣告，父亲的人生也得到彻底改变，回到孙吉三高学习，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三高学生好喜欢，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个个都卯足了劲地汲取知识的养分，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大干一场。1951年的11月，父亲考入了运城农校。

那时条件艰苦，没有交通工具，周末回家就是长征，从运城到孙吉，第二天又从孙吉到运城，父亲他们一路走，一路憧憬着未来。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犹如初生太阳下带露的新芽不知不觉间就在父亲的心底滋长开来。

毕业前夕，针对每个人的就业去向问题，学校征求大家的意见。父亲的想法很独特：不能让人情干扰工作！除了家乡孙吉所在的万荣县不去，分配到哪个县都不挑。就这样，父亲顺利地分配到闻喜县，从此，扎根闻喜40年。

我在幼年时，只是在相片上见过父亲，不要说我们兄妹对父亲没有印象，就连小姑姑也是只知道嫂嫂，没见过哥哥。因为父亲一年年都不回家，平时工作忙，年节放假，他又主动请缨值班，把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让给他人。

记得小时候一个玩伴说她爸爸在襄汾县工作，就问我的爸爸在哪里工作。“我爸——在——”我一时语塞，头脑中根本寻觅不到这方面的信息。

记得那年，母亲东借西凑，在新院基上盖起五间土木结构的新房，奠基、上梁，父亲都没回来，到瓦厦的时候，他终于露面了。一回来就拉水、和泥、搭泥忙个不停，紧紧张张两天又走了。大概是走前与母亲约定了一个时间，等两人的工资攒够100元，就先还上姨家的钱。到了约定的时间，母亲干着急，就是等不见父亲回来，无奈请了假，带上我去找父亲。我们娘俩搭着队办企业的敞车一路颠颠簸簸到了运城，又换乘火车到了闻喜。

一见父亲的面，母亲就没好气，劈头盖脸一顿数落，无端爽约，父亲似乎也没什么话说。等到我们吃完饭，母亲追问工资，竟然没有！原来，父亲在他下乡做包村干部的那个村子里带领大家修水库，由于工程资金短缺，父亲就把他攒的工资垫付了。母亲的还款计划就这样泡汤了。

类似这样牺牲小家顾大家的事情，父亲做过许多，他就是这样，心里装着许多事，唯独没有自家的事。

也是那一次的闻喜之旅，我看到了父亲的工作场景。白天下乡劳动，就像今天防疫一线的下沉干部，到百姓中去，切身体会百姓的所急所需。到了晚上才开始办公，就是调解民事纠纷。父亲住的那间屋子里挤满了人，哭声、闹声、吵嚷声连成一片，我那时听不懂那里的方言，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一会儿，进来一位工作人员，只听他吼了一声，大家顿时安静下来。接下来就是父亲说话了，可能是针对一件事情说了一会儿，只见三四个人舒展了眉头离开了；又一番苦口婆心，又有几个人带着感激的神情离开了；后来是一个女人先嘤嘤地哭了一阵，又絮絮地说了一阵，然后是父亲说话，我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

后来父亲退休在家，我又目睹了相同的情景：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味，父亲在询问详情，在解释政策，在陈说法律条款，在利与害之间权衡……

后来，村里有个人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我父亲是个好法官，义务帮他解决矛盾，是真心为他一家好，不然他有可能赌气把事情办糟，就没有今天圆圆满满的一家人了。

回家我把这事说给父亲听，父亲严肃地说：“一斧头下去两个瓢，那是管事吗？调解工作可不是一拍两散那么简单。一个家庭过好了，邻里之间和睦了，小矛盾都化解了，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能安定。”

父亲去世后，我写了一篇祭父文，苦于对父亲40年的工作情况知之甚少，内容就显得空洞，总觉得没写好，所以内心一直感到歉疚。

我的不安终于在重阳节放下了。那天，孙氏宗亲联谊会应邀参加了在舜帝陵举办的德孝文化活动，父亲生前的同事兼忘年交孙文才庭长和我们孙吉村的孙志军宗亲谈论起我的父亲，从孙庭长的谈话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父亲的座右铭竟然是——家中不谈诉讼事！人非圣贤，难免会受到人情的干扰，家人也有三朋四友，无故六亲，难免有人说情。父亲坚守信条，完全是为了司法公正，他当年选择远离家乡的工作岗位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父亲就是这样践行着他的初衷的。

退休后的父亲一身轻松，离开相对繁华的闻喜城，回到孙吉过起了采菊东篱的生活。那些年，他的孙子、外孙相继出生，父亲开始乐享天伦，有时候给孩子们讲他幼年时候的见闻，用那动荡年月里的血腥事件与现在的幸福安康作比，用建国初期的积贫积弱与当下的繁荣富足作比，给孩子们最直观的感受；有时候他还教孩子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愉快的歌声传达出他对党的热爱，并把这种朴素的情感传递下去。

有一次我们闲聊家乡土改时的一些事情，我就问父亲关于爷爷弟兄几个的成份划分问题，父亲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详细分析了不同成份的划分条款，尤其是有关“富农”的细则，根据其中“不参加劳动，靠剥削”一条，对于一生不辍劳作的大爷爷划高成份显然有失公允。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之后父亲还认真研究《中国土地法大纲》，就是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委也于家事无补了。但能证明党的政策是好的，只是执行的过程中出了问题，父亲也就无憾了。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斗争让父亲坚信壮士断腕是纯洁我们党的必要手段，父亲的信仰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撼动的。

前段时间，儿子毕业准备参加工作，从学校顺道回来看望老人，对外公说他入党了，父亲紧紧攥着孩子的手，显得特别兴奋：“你能把入党誓词给我说说吗？”“……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祖孙二人誓言铮铮，一旁的我听得热血沸腾。

父亲一生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几十年，他执着于信仰的点点滴滴都在诠释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责任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