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 守
文/望京
我的挑担刘耀华,今年87岁,除了走路要拄拐棍儿,视力和听觉都很好。他头脑精明,说话风趣,有着明星的长相,领导的派头,学者的风度。让谁看,他也不是一个普通人。

青年刘耀华
他自小生活在延川县一个叫玉龙塬的小村庄,12岁那年春被大哥接走,先后在陕西的富县、华县、渭南念书。1950年,又随大哥去新疆乌鲁木齐,上了八一子弟学校,他的同学多数是在“马背摇篮”里长大的孩子。这里学生都穿着军装,教职工全是军人,校长、食堂管理员、炊事班长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班主任是2013年、2014年先后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龚全珍老人。
八一学校的生活基本有了保障。可大哥认为,学校条件太好,对他成长不利,在他上高一时,被大哥转入地方学校。1957年大哥的两个儿女及另外两个堂弟堂妹也从老家来到新疆上学,大哥的负担实在太重了,已经到了给他修不起眼镜的地步。24岁那年他准备高中一毕业就参加工作,大哥知道他的心思后,鼓励他上大学,说:“国家建设需要各种各样人才,再说咱家族还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你已经到边边儿上,不要考虑其他问题,一切困难我都能解决。”1959年,他考入八一农学院水利工程系,又和中小学一样,当了班长、团支部书记,成为优秀学生干部。1964年大学要毕业了,他去找大哥谈工作分配的事,大哥好像事先知道他要说什么,拦住他的话,亮明自己的观点,说:“咱们陕北人能吃苦,哪里都能去。”他自己再没说什么,就去了南疆喀什工作,一待就是十年。 当时从乌鲁木齐乘车到喀什要走六七天时间,条件特别艰苦。
由于他个人素质强,工作表现好,人也英俊,被某领导看中,想让做他的女婿,大哥让他去相亲,他去了后,没见女孩子就回来了,说什么都不去了。其原因:一是不想攀龙附凤;二是女孩父亲是当权派,经常被批斗,害怕别人说他是趁人之危。
他会俄语,又自学了英语、维吾尔族语,刚刚参加工作时,常义务做维语翻译,和老百姓打成了一片。因为要赡养老人,他放弃了回母校教学的机会,于1974年春,从喀什调回延川县城工作。
他一辈子很自律,什么事都按规矩办,这可能是自小在军营养成的习惯。按时听收音机,按时看新闻联播,按时学英语,按时写毛笔字,按时锻炼身体,按时喝水,按时晒太阳,直到现在,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都分得清清楚楚,口忌得很牢。最有意思的是他练毛笔字,练了几十年,有什么用呢?众人不解,我明白,练字爬格子就是他人生的缩影。他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随心所欲,放飞心情;在一定的尺度里我行我素,王者独尊;在一定的空间里悠然自得,品味人生。
过去,他天天陪孩子写作业,做辅导。为了孩子,他又重温英语,经常把英语单词写在手背上,走路、骑自行车都要抽空瞅上一眼。每次儿女开学,包括几个孙子,他都要举行正式地谈话,大概内容是: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好好学习,精益求精,立足长远,这已经成为他的家训。经过他的精心培养,三个孩子都是大学生,都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都为人正派,工作出色。他自豪地说:“我的孩子都是靠自己出去的,没用我求人。”


刘耀华年轻时的学习笔记
他家是最早的双职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是县城里数得上的好光景。可他却非常节约,买菜要买便宜的,能便宜一分是一分,平常怕饭不够吃,他总是最后一个吃饭,多了多吃,少了少吃,没了不吃。他穿衣服倒是讲究,哪怕是旧衣也穿的棱棱骨骨,一尘不染,上衣兜总是插着一支钢笔,成为习惯。
我妻子他们兄弟姊妹六人,他的妻子是老大,我妻是老小,他长我近30岁。比他小的几个兄弟姊妹先后都考上学,学费盘缠他没少给,即使每个人每次开学给五块,几个人一年就得几十块,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到了老五老六出去上学,他给得就更多了,弟弟妹妹们至今记忆犹新,心存感激。现在父母走了,我们都爱去他们家里坐一坐,拉一拉话,常有一种父母还在的感觉。
大哥是他的引路人,也是他做人做事的标杆,刚解放的那会儿,他在华县上小学时,政府请来几个木工打制办公桌椅,他放学后就去那里玩,和木工师傅成了“朋友”,木工们用边角料给他做了个小书箱,他高兴得要命,可当县委书记的大哥知道此事后,第一次严肃地批评了他,说:“你是县委书记的弟弟,不能沾公家一分钱的光。”并令警卫员将书箱交给管理员充公。木工师傅知道后“据理力争”,最终还是没有改变结果。
大哥有一个战友,早年牺牲在战场上了,孩子是他的同学,同时和他分配去了喀什工作。大哥为了解决他那个同学的婚姻大事,让组织把他同学调回乌鲁木齐市工作,而把大龄的他继续留在了喀什。他同学从喀什回到乌市,拿了一小包瓜子来看大哥,被大哥狠狠地训了一顿,门都没让进。
这样的事他经见了许多, 大哥成了他做人做事的“定盘星”,影响了他一辈子。
退休后,他拿的是普通干部工资,甚至比一般人还低。按规定有30年工龄的一般干部退休,可以享受副科级待遇,家里人让他去跑一跑,他说:“一辈子没开口要过官、争过利,就不去了。钱,那还有个多少,多了多花,少了少花。”最后还是我实在看不过了,帮他拿到了应有的待遇。
大姐经常抱怨说,不如他的人职称上去了,工资比他高了几百块,为什么不去争取?他笑呵呵地说:“我挣得倒是少,多活上二三十年,你算谁挣得多?”
他喜欢过平淡的生活,不屑于做那种为了一己私利“谋到天明走到黑”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懂技术的他,常搞设计,做监理。当时这是个肥差,许多人因此发了财,他从来不要报酬,认为是分内之事。有个包工头实在过意不去,让他瞅块地皮,想给他箍两孔窑洞,这事差点把他怕死,说:“那样的话,赶死我也心里不踏实。”对方没办法,乘在他家拉话的机会,偷偷地给席边压了几百块钱,他发现后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早早去单位,拦住局长,把钱交给了组织,虽然方法欠妥,闹得都很尴尬,事后有人说:“你怎么这么老实,悄悄地给人家退回去不更好吗?”倔强的他说:“这种事,我认为就应该这么做,才能更好地抵制这种不正之风。”
由于这份坚守,他在生活中也经历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例如买窑洞。为了一家子有个住的地方,他开始从牙缝里挤钱,那时三千块钱就够在县城买三眼窑的一个院子,他当时有一千块,能买一孔窑洞,他没买,说等攒够三孔窑的钱再买。可好不容易攒够三千,窑洞却涨价了,三千块钱不够买三孔窑洞的码头石。他又勒紧裤腰带攒钱 ,终于攒够了那笔钱,窑洞又涨价了,三孔窑得十多万,他想买一院窑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最后别人住上了楼房,单位家属院的窑洞腾了出来,领导安排让他住进去。不久住房制度改革,政策是谁住着谁优先购买,价格也很便宜,他住的单位那孔窑洞理所当然地卖给他。更可喜的是,邻居退休,要跟儿女去外地生活,把隔壁的一孔窑洞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给他,于是他打通隔墙,加盖了一间平房,组成一个小院。这样一来,他的住房反而比其他人好了许多,大家都羡慕起他。
说起这个事,他开玩笑:“我这人,全凭天照应,让我遇到贵人了。”
其实他能够得着的“贵人”实在太多了,只是他不去够而已。大哥是副省级干部,同学有许多是高干子弟,后来多数成了领导,他若开口,什么事情办不成?就以他的能力、人品,以及在同学与群众中的口碑,得到一个合理的职务或者安排个子女和亲人的工作应该轻而易举。可他硬是不开口,他不想在这些事情上改变自己。
对于他的行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叹息他把那么好的条件浪费了,并煞有介事地说“如果我有这样的哥哥,这样的文凭,这样好的关系,早把事情闹大了”;有人认为,他太死板了,不够圆滑,不懂得随机应变。对众人的各种看法,他总是一笑置之,从不辩解。前几天我见他时,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和大多数人过一样的生活,怎么了,为什么就要非富即贵呢?大哥的二女儿一家都是农民,他那么高级别的领导,一回来书记县长都来探访,解决女儿一家的户口,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如果当时户口解决了,几个外孙的工作问题也就好安排了。” “我的八一小学校长李平是徐特立的入党介绍人,班主任龚全珍是甘祖昌将军的夫人,要说她们的关系能通天,但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
他活得通透,明理,让我打心眼里佩服,一个普通人始终坚持用高刻度的标尺丈量自己的人生,不以别人眼中的好坏,而改变自己,那他就是一个灵魂在高处的人,一个内心安宁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刘耀华近照
作者简介:望京,陕西延川人,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现就职于陕西省延安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近年来有散文见于报刊和新媒体。《家属》,《村医高志亮》等散文反响很大,读者点击量过百万,被多家媒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