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是普通人的向往，也是城市的追求。

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什么是大城市？全国有多少个大城市？它们是如何分布的？过去，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靠每个城市自己公布。城市统计标准不一，也存在不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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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下称《分县资料》），公布了全国县级单位的人口数据，683个城市（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及县级市）的城区人口数据也对外公开。翻阅历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这是首次将城区人口数据纳入其中。

城区人口是衡量大城市的关键指标。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下称《通知》）：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根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而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和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并称为大城市。

根据《分县资料》，全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从省份来看，除西藏外，30个省份均有大城市分布，数量基本呈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递减趋势。其中，江苏、山东和广东位列前三。较为特别的是，昆山、慈溪、义乌、晋江四个县级市“打败”全国大部分地级市，跻身大城市行列。

数据来源：《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而从这些大城市出发，此次公布的城区人口数据，还有更多信息值得进一步挖掘。

大城市≠人口大市

事实上，使用城区常住人口指标来衡量城市规模，尚不足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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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上述《通知》出台前，我国一般根据198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确定城市划分标准——按照“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指标，城市以50万和20万为界，被划分为大、中等、小城市三类。

以“城区人口”替代“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学界曾提出两方面意义。

一来，外出务工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已经使城市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曾分析指出，沿海城市的农业人口、非户籍人口占比很大，以常住人口界定，能更真实反应城市人口聚集情况。

二来，从公共服务资源分布来看，城区仍然是绝对“主阵地”。因此，有专家指出，“以城区常住人口统计，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等公共服务都有积极意义”。

去年，有机构统计发现，即便是北京、上海等已具备辐射效应的发达城市，优质公共资源仍集中于中心城区，客观导致中心城区的有限空间内锁定了更为优质的公共资源价值，推动人口向中心城区聚集。反过来说，现有城市发展阶段下，城区人口规模越大，也意味着城市集聚资源要素和辐射周边能力越强。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城区人口来衡量的大城市，并不只是“人口大市”这么简单。

仔细对比，西部的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海南五省份省会城市均为大城市，但其常住人口并未进入前105名；相反，中部的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四省则有人口大市并非“大城市”，导致其“大城市”数量不及人口大市数量。

湖北统计局原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分析指出，在近年来“强省会”发展趋势下，过去发展较为落后的西北地区，省会率先崛起。由于距离沿海发达城市较远，省内其他城市人口外流时优先就近选择省内大城市或省会城市，而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通常更倾向于向城区聚集，以寻找更好的工作岗位。

与此相比，中部城市分散在非城区的人口占比相对更高。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河南南阳，虽然常住人口接近千万级，但城区人口仅84.97万，尚未迈过大城市门槛。

外来人口推动城区“繁荣”

若计算大城市城区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领头”，而普通地级市普遍靠后。比值较高的省会城市中，既有乌鲁木齐、西安、海口等西部省会，也有南京、广州、杭州等东部发达地区省会。

此种趋势下，广东城市的表现十分特别。

在这一比例排名前20位大城市中，仅出现4个普通地级市，而3个来自广东。其中，东莞、佛山分别以城区人口占比91.3%和89.9%位于第3和第4位，珠海该比例也达到77.8%。

一种解释是，三个城市均为外来人口大市。与省会城市类似的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在珠三角城市，并带动当地城区迅速发展。体现在数据上，东莞2020年户籍人口仅263.88万人，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高达74.8%。2020年，佛山和珠海该指标分别为50.2%和42.9%。

不过，在长三角地区，却出现一些不同的趋势。

比如，在南通772.66万人口中，城区人口占比仅20%左右。宁波虽为计划单列市，但仅不到四成常住人口居住在城区，占比低于绝大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据叶青分析，在乡镇企业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许多年轻人并不愿离开其生活的乡镇，当地优质的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也使其不必“扎堆”城区。而生活在当地城区的，不少并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对于不少仍将重心放在城区的城市来说，“外地人经济”也为当地发展提供重要基础。

一个例子体现在基建升级上。比如，对于期望修建地铁的城市，根据2018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市区人口在300万以上”为硬性指标之一；再比如，根据最新政策，城区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将不得修建250米以上建筑。

四大县级市突围

另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是，谁将成为下一个超大、特大城市？此次发布的数据，也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参考。

从特大城市现有名单来看，排名靠前的武汉、东莞和西安三市均提出冲击超大城市的目标。但比较城区人口占比，武汉和西安均有20%左右的“挖潜”空间，除自然增长外，能够进一步通过从市内、外两方面推动人口流入城区；而东莞“天花板”更为明显，需要花更大力气从外地引人。

而对于I型大城市，距离升格超大城市最近的分别为南宁、石家庄、厦门和太原。其中，厦门外来人口占比超过40%，而南宁、太原均不足10%。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共有四个县级市成功“闯入”大城市行列，分别为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慈溪，以及福建晋江。其均为II型大城市，城区人口最高的为昆山，城区人口规模超过代管晋江的泉州和代管义乌的金华两市。

四个县级市有诸多共性。它们均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在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百强县报告中，均排名前列。

2022赛迪百强县

从发展动力看，它们特色产业均十分突出，比如义乌的小商品贸易、晋江的鞋服。就在不久前，慈溪因向欧洲大量出口取暖器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慈溪共有100多家取暖器生产企业，出口量占全国30%。

此外，其所属地级市，城区人口占比均不高，属于“小马拉大车”的城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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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还有更多县域迎来突围的可能。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2025年发展目标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其中，“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

一般来说，“县城”指的是县级行政单元政府所在的城区，即县级政府驻地镇或街道。

对于县城人口发展，一方面将“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接人口”，同时“更多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

随着县城的发展，人口流入也将是大势所趋。中规院院长王凯曾提到日本的情况——通过县城产业发展，以及公共服务水平、交通条件提升，县城与城市已出现了资源和人口的双向流动。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杨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