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公元1381年，即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领导起义人民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的第14个年头，为了防御逃往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的不断突袭侵扰, 镇守北平、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的开国元勋徐达调拨燕山等卫屯兵15100人修葺永平、界岭等32个关口。其时，见原迁民镇一带“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决定在此修筑城池，把古渝(榆)关隘口移到这里，根据地势更名叫做山海关，并设置卫一级编制的军队守卫。同时还修筑了连结山海关关城的南入老龙头大海10丈余，北上角山绝壁的高3丈2尺,长21里184步(1步为5尺)的长城。并在长城入海处修了周长近700米(明末扩增至900多米)的城堡——南海口关。     山海关自明洪武十四年建关设卫、修建长城以后，“绝壁洪涛，严城列戍；屏翰京师，咽喉辽左”，形势更显险要，成了明代万里长城东部最为重要的雄关重镇，各种防御工程也不断增修:嘉睛四十四年(1565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孙应元在老龙头长城尽头修筑了一座敌台，地方志称其“实为敌台之始”；万历七年(1579年)，蓟镇总兵戚继光又指令参将吴惟忠接着敌台向南增筑入海7丈的石头城墙，把长城坚固地伸到了海里；万历十二年(1584年)，管关兵部主事王邦俊和永平兵备副使成逊修建了东罗城；崇祯六年(1633年)蓟辽巡抚杨嗣昌修了南、北两座翼城，并扩筑老龙头南海口关城， 命名为“宁海城”；崇祯十六年(1643年)，巡抚朱国栋申请修筑西罗城，此城因遇清兵入关而未能竣工。至明末，山海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长城军事防御工程。 山海关长城军事防御工程，是以长城为干线，以山海关关城东门——天下第一关——为中心, 在老龙头到寺儿峪关(以明隆庆三年后的山海路辖区计算)长达26公里多的长城线上(万历三十八年《户龙塞略》载：“山海路边城，东自南海口关靖虏台，至寺儿峪化皮山墩西，五十二里三十七步 。”）建筑的8个关隘: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北水关.旱门关、角山关、三道关、寺儿峪关（其中三道关和寺儿峪关原属石门路，明隆庆三年改拨山海路管理)；31座敌台(南从海边靖虏1号台起，北至横岭23号台止, 外加山海关关城上5座，罗城上1座，西关2座);14座烽墩(烽火台)；以及在向外辐射的东到辽宁绥中，西到抚宁望海店，西北到抚宁平山营等地的3条线路上建的16座墩拨(瞭望用的墩台)；再加上关东外围建设的卫、所、堡等防御设施，即今兴城的宁远卫和前所、中卫所以及李家堡、永安堡等军事工程建筑。     在属于山海关整体防御工程的8大关隘中，只有在老龙头南海口关和山海关建有较大的城堡。南海口关的城堡(明末命名为“宁海城”)，开有西北两门，并有一段万历七年修的7丈长的入海石城(明洪武年间曾修过入海10丈的长城，后颓毁)和建在南面城墙墙台上的“澄海楼(明初称 观海亭)”。山海关关城，高13.7米,厚约7米(后来多次修缮的地方厚达10米),周长约4.3公里,平面呈北窄南宽的不规则梯形，土筑砖包，嘉靖十四年的《山海关志》称此城“自京师东，城号高坚者此为最大。”城开东、南、西、北四门，“东曰镇东，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门外都建瓮城，门上各筑城门楼，其东门城楼(镇东楼)即是闻名天下的“天下第一关”城楼(因城楼上悬挂着笔力沉雄，与形势相称的“天下第一关”巨匾而得名，巨匾昔传为明嘉靖朝首辅大臣奸相严嵩所书，后相传为山海关人、明兵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司佥事萧显所书)。 

“天下第一关”城门楼历代都有修葺，初为城楼状，面东。清乾隆年间修葺时改为箭楼形制，面西。今实测城台高12米，城楼高13.7米，楼东西宽10.1米，南北长19.7米，建筑面积198平方米（底层），楼分二层，一层高5.7米，墙厚1.3米，二层高8米（包括吻脊），墙厚0.9米，歇山重檐顶，顶脊双吻对称，四角戗脊上按规格饰以脊兽，城楼上下两层在北、东、南三面开有68个箭窗，楼门面西，门上二层为20扇可以打开的门窗。

“天下第一关”关门外的方形瓮城，周长318米，瓮城南墙西端设一券门，面南，与镇东门构成90度直角。瓮城外面围以8米高的东罗城，东罗城平面呈不规矩方形，周长2046米，城墙砖上模印有“万历十二年德州营造”、“万历十二年抚宁县造”、“万历十二年石门路造”、“德州营造”等12种铭文，这在各类城池建筑中可谓独一无二。

“天下第一关”城楼南的长城上建有牧营楼(位于东罗城南墙和关城连接处，万历十二年建)和靖边楼(山海关关城东南角角楼)，城楼北的长城上建有临闾楼(在东罗城北墙和关城连接处，万历十二年建)和威远堂(关城东北角角楼)城南2公里处的长城内侧建有南翼城，城北2公里处的长城内侧建有北翼城, 城东1公里外的欢喜岭上建有威远台(清光绪后称威远城)。 城西门外建有没能完工的西罗城。这些建筑,构成了“一线展开，两城互犄，主体两翼，左辅右弼”的格局。 这里的“一线展开”指的是长城，“两城互犄”指的是山海关关城和老龙头宁海城互为犄角，“主体两翼”指的是山海关关城和南北两翼城,“左辅右弼”指的是南北两翼城对山海关关城所起的左右辅弼作用，而南翼城和靖虏台及入海石城对老龙头宁海城而言, 也起到了辅佐的作用。所有这些古代军事建筑，以及深8.3米、宽33米(至清朝变窄为16.6米）长5400余米的关城护城河和关城外围星罗棋布的烽火台(志书所载14座烽火台并不包括在山海关长城外侧丘陵平缓地段设置的呈辐射状分布的刘道庄、乔家沟、边墙子、望夫石及威远台等11座烽火台)、墩台（《卢龙塞略》载山海路辖区内有12座墩台), 结构上主次分明,建筑上坚固宏伟，布局上互相呼应,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成为我国古代一套完整有效的长城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山海关在建关设卫成为军事防御工程的同时，也成了联通华北与东北的最为重要的交通关口及首都东大门的象征。在明朝, 这里一直是关外女真等少数民族和朝鲜等国向朝廷进贡及与中原交往的必经之路，甚至还是日本人渡海来华的一个通道。明朝巡察与镇守山海关的官员们, 在作诗赞颂山海关雄伟壮丽的地势形胜时，常常会提到“关门锁钥长不扃，坐膺方国来王庭”(副使董廷圭诗句)； “五云西去恩光重,重译东来职贡多” (都御史洪钟诗句)； “贡入梯航通异域，天开图画落尘寰” (都御史闵珪诗句)等,反映当时中华不同语言民族间及中外交流的盛况。致仕回乡的明成化八年进士、据传“天下第一关”巨匾的书家萧显，除了写过“城上危楼控朔庭，百蛮朝贡往来经”外, 还曾写下了“亲见舟航来日本，人传溟渤共占城”的诗句，令后人确信当年不少日本人来过山海关。而历代外国人在见到山海关时，更是肃然起敬，公元1780年，随朝鲜政府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诞使团来中国的朝鲜文学家朴趾源在笔记中写道:“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不见山海关 不识中国之制度； 不见关外将台, 不识将帅之威尊矣。”     山海关长城防御工程，原以陆路为主，但因老龙头临海，是万里长城唯一入海处, 因此这里即是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中唯一的陆海防御工程, 又是中国沿海海防体系中唯一与长城相连的海陆防御工程。山海关自明永乐以后便设海防以御倭寇海盗，永乐十七年(1419年)辽东总兵刘江歼灭侵犯辽东的倭寇后, 海上百余年间无大战事, 至嘉靖年间，倭患又起，海上防御加强, 当时全国海上防御设施共分7镇，即广东、福建、 浙江、 淮杨、山东、 南直隶、蓟辽等。老龙头海防属蓟辽镇, 地处蓟辽的中心部位, 地位十分重要。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正月，一支蒙古部落先是从陆路攻击黄士岭口，山海关和南海口关闻警戒严，当时海边结了冰，山海关兵部主事为防敌骑从海边冰上攻越，便派军士凿冰(万历三年后, 朝廷明确设参将“每遇深冬，督率军士打凿海口冰块，以防不虞”)，但因天冷海水还是冻上了，不久蒙古部落果然直奔南海口关海边而来，但却忽然发现因潮水上涨，海水解冻已无法通过，便改为攻打旱门关，不成，又直攻南海口关，结果被明军击退。     明朝后期，在清军的进逼之下，明廷将防守重点放在了京畿重镇山海关。当时山海关内外驻兵达14万左右。在此时期，由山东和天津等地运往辽东与山海关一线的军需粮饷、兵器等均由山海关沿海港口转输和装卸。为确保沿海港口和援辽船只的绝对安全，南海口不断增加兵力，兵部尚书孙承宗还于天启二年（1622年）在南海口（即老龙头）设龙武营水师以加强海防，到崇祯六年，蓟辽巡抚杨嗣昌又增筑南海口关，并命名“宁海城”。

由于山海关军防体系的完整坚固，也由于朝廷任用了一批能臣干将如商诰、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朱梅、杨嗣昌等督镇山海关，所以明朝一代，不管是蒙古兀良哈部或土蛮部落，还是满清大军，都无法逾越山海关长城。清兵曾绕过山海关，从长城其他关隘八次入口，并深入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几次威胁京师，造成“都城戒严”，但最后都没有站住脚，只能“俱俘掠而行”。其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直到崇帧十七年(1644年)四月，由于握有重兵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变节降清，大开“天下第一关”关门，引清兵入关，与李自成农民军大战于城西石河沿岸，李自成失败，清兵才得以长驱入京，开创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新纪元。     清军入关后,虽然清廷为防止抗清力量从海上包抄后路曾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老龙头立南海口营，设守备防守，但总体上讲山海关的军事防御功能已渐消退，而当初明朝规定的山海关“为朝鲜女直(真)诸夷国入贡及通辽商贾，所有关法稽文，凭验年貌出入,禁辽卒捕逃并商货非法者(嘉靖《山海关志》)”的关口行政管理作用日益加强。《卢龙塞略》载：“嘉靖二十九年，复开山海关税, 都御史王汝孝议准:自中出者收六分, 自辽入者收四分。 山海关旧税先为修边议用……隆庆五年支山海关税抚赏辽夷。” 到乾隆二年(1737）年，山海卫改置临榆县，军事重镇成了永平府辖的县城，守者认为“山海近邻条子边，远通高句丽，为东陲要冲，虽地属畿甸，与边境等，且参貂为中土珍货，实产关外，懋迁往来，云集波驶，盘诘稍怠，则奸乘之。”为此特别制定关法守管。《关法》中《关政》一项指出：“凡商民之出关者，具情呈临榆县，县给票，票注本人姓名、籍贯、年貌及以某事诣某所，并记簿存县。商民至官，呈票于官，盘验无疑乃放出。其入关者，验该地方官路引，放人亦如之。”《关税》一项指出：“岁征银三万二千二百两，内支给山海关驻防满洲官兵俸饷银二万二千两，本关吏役工食银百八十八两，各有奇，余银均解户部。”（山海关征税银不断增加，至咸丰九年，岁征银十九万一千八十七两——笔者注）《关禁》一项指出：“私贩东珠（指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所产的颗大光润的珍珠）、人参、貂皮偷渡过关者，罪犯解刑部，货物由副都统解内务府，载货车马赏给拿获官兵。私贩钢铁、硝黄及违禁等物，罪犯交临榆县审拟，货物入关，载货车马审明系知情和雇者入官，不知情者给还原主。旗逃由县审解，奸匪由县审拟详结。”据清光绪四年《临榆县志》载，朝鲜国的年贡与东北吉林将军进的野猪、鹿尾、箭杆，桦皮、暖木，黑龙江将军进的箭杆，锦州副都统进的上驷院马皮，三姓副都统进的貂皮以及乌拉挞牲总管进的红白蜂蜜、松子、松塔、鲟、鲤鱼，都在冬天进入山海关，然后再由山海关运往首都北京。由此可见山海关作为交通要道作用之一斑。 

纵观历史，在明清两代，山海关战时毕竟相对短暂，而在“化甲胄为干羽，变韬略为经籍”，“铸剑戟为农器，犁烽燧为田畴”的和平时期，文化经济建设都要有所发展。山海关在明朝曾出过郑已、萧显、詹荣、冯时泰、刘廷宣等8位进土和张世忠等4位武进士，在清朝则出佘一元、程观颐、牛天贵、吴鼎臣、刘钟洛、郭长清、谷芝瑞等21名进士和张武扬、计宏谟、阮宁方、计清元等17位武进士，这与长城其它关口相比可算独占鳌头了。     山海关是中国古代城池建设的典范，其在城池选地及城形状的选择、 城墙与城门系统的建造、城池供给水与排泄系统的设计，城内道路的规划、城池里公共建筑(如官衙署、钟鼓楼、庙宇、寺院、书院、牌坊等)与民居的布局以及城池景观的运用等等，都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值得后人很好地 学习和借鉴。     山海关的荣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力衰弱时，这里便形势紧张，明末如此,清末也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曾急调开州协副将向荣统兵驻扎在南海口，并在石河至秦皇岛一线设防,构筑炮台(老龙头西石河口一带就建大炮台2座，小炮台3座)，当时“营寨络绎，戈甲鲜明”，一派森严景象。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朝廷又调一等候哈郎阿统领吉林、黑龙江官兵在石河口设防，翌年，又在宁海城设把总一员，额外外委一员，马步兵1000名守之。咸丰九年十一月，咸丰皇帝上谕：“至山海关地方，极关重要。”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清廷又派副都统曾庆在石河一带设防，并派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统蒙古兵到山海关驻守。光绪五年（1879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向朝廷建议，认为直隶海防不宜远守营口，宜以重兵守山海关。朝廷便派他率安徽、湖北、山西各军赴山海关驻守。光绪八年（1882年），李鸿章令于山海关内外筑三合土大炮台一座，土炮台二座，滨海营墙均仿炮台建筑，又认为宁海城临海受敌，令于炮台墙外，悉以沙土掩护。光绪20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朝廷又派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巡抚吴大澄驻守山海关以作后援。     光绪26年（1900年），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大举侵华。他们在占领北京后，又要占领军事要塞山海关。为此，英、俄两国抢先行动，沙俄军队于9月29日（闰八月初六）从天津坐火车东进，但英国舰队的先头部队乘“倭人号”军舰于9月30日率先到达老龙头海面，迫令清军守将郑才盛让防，郑才盛畏敌不战而退，英军于10月1日从老龙头登陆，占领了老龙头炮台和山海关车站，俄军也于同日到达山海关，占领了铁工厂(今山海关桥梁厂)和铁路学堂。 10月2日凌晨,各国组成的联合舰队也驶抵老龙头登陆，上岸后烧杀抢惊,不但澄海楼、 宁海城楼毁城夷, 连附近的村庄和庙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后来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各帝国主义国家得以在山海关南海一带派兵驻防, 他们在那里建立了长期霸占的6个营盘，侵占了东至长城, 西至石河口，总面积达9平方里的沿海地区和山海关关城南的个别地块。其中英国营盘占据了整个宁海城，后来还合并了西到石河口一带的原德国营盘和印度营盘(英军有很多印度兵, 但营盘不在一起)，占地最大。日本营盘建在老龙头北3公里许的“四炮台”(原系清廷加强海防而修建的第4座炮台处)。此营盘始建于1902年，驻军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撤走，是侵占时间最长的外国营盘。山海关这座雄关要塞一度成了帝国主义西控北京、东制辽沈的侵华据点。     有“天下第一关”之誉的山海关,由于其连燕山襟渤海扼控辽西走廊咽喉的特殊地势和功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多次决定与影响过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事，其中1644年导致明清皇朝交替的“甲申山海关之战”，1924年导致直系军阀政权退出历史舞台的“第二次直奉山海关之战”，1933年打响抗击日寇侵略的长城抗战第一枪的“榆关抗战”，以及1945年为八路军先机挺进东北，建立战略后方打开通道的“山海关解放与保卫战”，都在中国历史上书下了色彩浓重的一笔。

见证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雄伟壮美的山海关，不愧为是“天下第一关”。 

作者简介：孙志升，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筹建中国山海关长城研究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系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秦皇岛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著作有《澄海楼漫笔》、《直奉大战》等。

主播：平凡，本名康力为，河北省秦皇岛市人，中等专业学校高级历史讲师，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碣石之声平台采编和主播，个人微信公众号“樵夫诵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