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遗卷》（4）
作者 李彦
第四章
- 粉红色主教 -
《香港主教何明华的生平与时代》是一部厚重的英文传记，长达三百多页。
作者的名字，我决定打破常规，翻译成有形有色的两个字，“佩灯”。他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受何明华感召，来到中国服务，并与李添嫒一样，在四十年代曾获得这位主教大人青睐，被封立为牧师。
坦率地讲，何明华这位得意门徒，并非当作家的材料，虽然他也许品德高尚、学富五车。
生活中不乏类似的例子。文思绮丽、字字珠玑的作家，往往笨嘴拙舌，上不得台面。而妙语连珠、侃侃而谈的说客，写出的东西却不尽如人意。
难道说，灵感一旦从舌尖溜走，便不易在脑际储存了？难怪古人说，沉默是金。
书的扉页上，留下了一行手写的小字，是何明华的幼子“何基道”的签名。这部造价不菲的精装书，八十年代中期出版，后来，由他亲自签名，赠送给了我校图书馆。
远在英国家乡的何基道，恐怕永远也不会料到，此书会遭遇当今学子的冷落，长期摆在书架上，乏人问津，最终竟以区区两元加币的白菜价，沦落到了我的案头。
我迫不及待地翻阅到那个最关键的章节，便终于从佩灯牧师那虽嫌枯燥艰涩，却堪称客观严谨的文字中，领略到何明华在那场风波中所经历的考验了。
茫茫人生大海上，何明华与李添嫒这两只小船，是何时交错，并互放出光亮的？
李添嫒在白鹤洞神学院读书期间，一直享受着香港教会颁发的奖学金。毕业时，她理所当然要做出回馈。于是，她来到香港九龙，在基督教会中担任了待遇微薄、没有薪酬的义工。
华南大地战火燃烧时，李添嫒被派往澳门，独挑大梁，不久后便被提拔为“女执事”。毋庸置疑，这种危难之际的遴选，是何明华主教慧眼识珠的举措。
接下来，那些有关她带领众人苦海逃生的神奇传说，经坊间渲染，一一传入了何明华耳中，加深了他对她的器重。
李添嫒在她1964年所撰写的那篇揭发文章中提到，抗战期间，她曾应何明华之邀，到他位于沙田的“灵隐台”家中度假休息。能享受到此种待遇，是何明华对优秀员工的一种奖励，足见她在他的天平上，分量之轻重。
她是否算得上主教大人的“心腹”？否则，她是从哪里得知了何明华的许多行迹，包括他与国共两党之间交往的秘密呢？
1943年夏天，正在重庆视察的何明华，给英国的红衣大主教坦普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封立李添嫒为牧师的迫切心情。他并没有在信中请求谁的批准。恐怕何明华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一异想天开的建议，将会刺激多少人的神经。
果然，红衣大主教拖延了六个月之久，迟迟未予回复。何明华也许能够揣测到，红衣大主教的心中，一定也翻滚着矛盾的波涛，左右为难。
平心而论，红衣大主教坦普尔，属于英国社会的左翼精英，长期致力于推广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理念，提倡平等公正，关心弱势底层。
坦普尔十分欣赏何明华这位青年才俊。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上下级，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惜，虽然坦普尔有幸攀上了掌管教会生杀大权的最高宝座，但包围着他的，却是由政坛和宗教界保守势力所铸成的铁壁铜墙。
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岂容轻易撼动？
果然，一直拖延到那年圣诞节时，红衣大主教坦普尔才终于提起笔来，委婉地表示：封立女牧师的做法，委实不妥。因为英国教会自上而下，尚未对此做好心理准备。
不巧的是，这封否决何明华建议的重要信函漂洋过海，终于抵达他手中时，已晚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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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过，何明华曾与李添嫒书信相约，叮嘱她1944年年初从澳门出发，而自己则从山城重庆动身，南北两路，于中途会合，再一同前往湖光山色的七星岩。
为何要做出此种颇费周折的安排呢？
数天数夜艰难的旅途，需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他是否想在暗中考察这个女子的言行，以便给自己留下充足的时间，反复权衡，是否应将自己酝酿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最终付诸行动？
或者，他只是想通过漫长的旅程，故意拖延时间，以便在焦急中，翘首期盼着远方来鸿，带给他红衣大主教坦普尔恩准的喜讯？
李添嫒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关于二人会合之后如何携手并肩，沿江北上，关于前往七星岩的那几日的行程，几乎未留下只言片语，更没有提及何明华与她会合之前的情景。我只能从佩灯牧师所提供的资料中，探索何明华内心世界的那架天平。
这部书中，录入了一位英国女传教士留下的回忆。
何明华独自一人，从重庆南下，前往新兴县与李添嫒会合时，曾途经粤北韶关的曲江小城。这位女传教士说，主教大人曾在曲江这所教堂中驻足逗留。
他嘱咐大家说，自己需要闭门思考一整天，以便酝酿一个重大决定，因此不允许任何人前来打扰他。
接下来的那一天一夜里，这位女传教士把早餐和晚餐准备好之后，便悄悄地放在门外的小桌上，甚至未敢推开门，偷偷地瞧上主教一眼。
在那扇紧紧关闭的门板后面，何明华都做了些什么？
也许，他曾匍匐在十字架前，虔诚地祈祷，让自己全身心地去感受来自神明的启示，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征兆。
神明的指点，将会以何种形式显现？是天花板上不易察觉的一声轻轻的响动？还是玻璃窗上瞬息即逝的一抹光影？或者，仅仅是一丝拂过他额角的柔和的风？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的苦思冥想，可曾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圣洁的露滴、神奇的灵光？
也许，他其实什么都没做。他只不过把自己屏蔽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躲避开外界的视线，于焦急中，企盼着那只迟迟不见踪影的飞鸿。
也许，在孤独中度过的那漫长的分分秒秒里，他也曾陷入过个人得失的忧患之中。
这个即将宣布的爆炸性决定，会使他遭受来自熟悉世界的疯狂进攻，会使他身败名裂、前功尽弃，断送掉辉煌的前程。他将失去晋升为光宗耀祖的红衣大主教的资格，永远无法跻身英国教会的最高层。
这种冒险，是否值得？
在那一天一夜里，他是如何战胜诱惑的呢？
他是否反复告诫过自己，只有把民众的迫切需求放在首位，才不愧是真正聆听了上帝的声音？
当何明华终于推开教堂那扇沉重的大门时，他神态从容，目光冷静，显然已寻找到了心灵的支撑。
也许，他已明白无误地预见到了，他，以及他所关爱的芸芸众生，将要付出何种代价。但哪怕脚下刀丛林立，火海沸腾，他也倔强地迈出了这历史性的一步。
封立李添嫒牧师的那一天，是《圣经》上记载的“圣徒保罗殉难日”。何明华可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刻意挑选了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
没想到，就在封立仪式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何明华便收到了红衣大主教坦普尔的回信，明确否定了他的想法。
但此时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
是造化弄人呢？还是上帝之手的巧妙安排？前后就差了一天。
阅罢远方来函，何明华克制住冲动，奋笔疾书：打破传统，封立女牧师，不仅是基于李添嫒的个人魅力与才华，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求。
可惜，他还是低估了人性。
七星岩下的创举，在他的故乡英国，很快便掀起了一场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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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盛夏，英国的《教会时报》大动干戈，谴责何明华，将他斥责为“原始森林中的野蛮人”，“不懂得应该向比他高明智慧的人虚心求教”，并威胁远在东半球的“中华圣公会”，责令他们对何明华口诛笔伐、展开大批判。
那个时刻，二战炮火犹酣，生灵涂炭，可躲在金碧辉煌的教堂屋顶下的老爷们，竟有闲情逸致，对远东战火下的人民颐指气使，发号施令。
何明华收到了他的长子乔克从英国家乡传来的媒体报道。看完之后，他仅仅在回信中冷静地写道：“人应当做正确的事情，而无须申辩。”
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在教会中一言九鼎的红衣大主教坦普尔，曾做出努力，试图缓和这种紧张局势。他给《教会时报》的主编写了封信，委婉地表达了对何明华的理解和支持。
这位堪称正派善良的教会领导人，也留下了一封写给何明华的信，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心声：“教会高层人士曾宣称，女性没有能力承担圣职。这种说法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陈腐观念，但我的头脑确实无法欢迎那种观念。”
假如坦普尔活着，也许本来有机会亲自出马，平息各方的怒火，使危机出现圆满的结局。遗憾的是，这位六十出头、年富力强的红衣大主教，却在那年秋天，心脏病发作，突然离世了。
继他之后登上红衣大主教宝座的费舍尔，属于食古不化的铁杆保守派。他签发了本该由坦普尔签发的那封代表教会高层意见的公开信，固执地坚持着，要把这场战斗打下去，不给何明华留下任何转圜之机。
读到此，我怀疑，这位新上任的红衣大主教，是否暗中把何明华视作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呢？
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一年多。当何明华从中国来伦敦出差时，红衣大主教费舍尔曾约他长谈，要求他亲自宣布，取消李添嫒的牧师身份。
何明华一口拒绝了。“我宁可自己辞职，也不能做那种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事！”
面对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中国人也曾挺身而出。在一封集体签名信里，华南教会的中国信徒们替何明华辩解说，他们相信，封立李添嫒为牧师的举措，“乃上帝之手的运作，旨在启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女性的尊崇，以及女性在管理和慰藉世人上所显露的才能，借以翻开教会历史的新篇章”。
对女性的尊崇？我先是有些困惑。吕雉、武则天、慈禧……哪个不是生前身后备受辱骂与苛责？
但转念一想，远有传说中捏土造人的女娲、掌管不死药的西王母、普度众生的观音娘娘、保佑出海平安的妈祖，后有领军出征的花木兰、梁红玉、杨门女将……中国的教徒们，倒也并非妄言。
尊崇女性的传统，在许多民族中都实际存在着。六族镇上的印第安老导游也曾说过，部落里酋长们的角色，虽然由男性扮演，但真正掌握权力的，其实是家中的老祖母。
一个酋长去世后，部落里的老祖母们就会聚到一处，商量哪个男孩子有出息、口碑好，就指定哪个男孩继任酋长。若是发现了哪个酋长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处事不公，老祖母们也有权废黜他，另择贤良。
回过头来，反观那些标榜代表了人类先进文明的西方社会，却对封立女性为牧师一事表现出天塌地陷般的恐慌的洋大人们，他们是基于哪些理由呢？
因为耶稣是男性，所以牧师必须是男性。
因为耶稣从未指定过女性做他的门徒，所以女性永远不能担任牧师。
因为圣徒保罗对女性主持祭拜仪式有过限制，所以今天仍应遵守传统规则。
因为……
够了，实在懒得一一罗列英国教会那些强词夺理的可笑逻辑了。
简单讲，尽管何明华单刀赴会，前往伦敦，向衣冠楚楚的红衣大主教们慷慨陈词，他为何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挑选一位中国女性担任牧师，但仅仅因为这一举措有悖于那一条条僵死的陈规陋习，他便遭遇了从上到下的一致谴责，甚至不得不承受挚爱亲朋的疏离、背叛。
从何明华写给朋友们的一封封信函中，可以看到，在那段日子里，他痛苦地不肯相信人类的迂腐，也勇敢地宣布，为了真理，他不惜抛弃富贵荣华。
尽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但以卵击石，结果不言自明。
何明华十分清楚，为了自己这个大胆的创举，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唾手而得的地位。他已永远不可能返回英国、登上红衣大主教的宝座了。如果他死不悔改、负隅顽抗，他甚至还将失去香港主教这把已经坐了十几年、早已坐热的交椅。
他能撂下挑子，一走了之吗？
何明华所管辖的华南教区，除了港澳地区，还包括两广、云贵，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时值战乱期间，他的突然离去，必将造成群羊无首的混乱局面。
那么，谁，将是那只被奉献到祭坛上的羔羊呢？
何明华出生在1895年7月，草木丰盛的羊年盛夏。也许，他命中早已注定了，要成为上帝的羔羊。
比他年轻一轮的李添嫒，很巧，也属羊。
二人的缘分，始于一个叫作“羊城”的地方。
在这僵持不下的危急关头，李添嫒坦然宣布，主动辞去“牧师”头衔，丢车保帅。
她的牺牲，挽救了全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添嫒痛苦吗？
我觉得不。为所“爱”而牺牲，那痛苦中，分明蕴含着深深的幸福。
当然，李添嫒大概没料到，无论是当初从天而降的“荣耀”，还是她忍辱负重的“牺牲”，此后都将不断啃噬她的灵魂，纠缠她终生。
接下来的岁月里，李添嫒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泼到她身上的污水，反复辩解，竭力澄清：她与何明华之间，究竟是工作、友谊，还是男女私情。
也许，这种漫长的鞭挞心灵的过程，导致她落入了怀疑的陷阱，不但怀疑他人，也开始怀疑自己，包括信仰与初衷，并最终产生了那篇肇祸的文章——《何明华主教》。
而那篇文章，恐怕才是她此生追悔莫及的真正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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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阑人静。掩卷闭灯。黑暗里，大红色封面上的那张笑脸，依旧萦绕在脑中，鲜活生动。
屋外的院子里，传来了几声奇怪的响声。
我睡意全无，爬起身来，凑到窗前，朝外探看。
今日立冬，恰逢阴历十五，满月的清辉，映照着暗蓝色的苍穹。那片白杨树林被水獭消灭掉后，视野里空荡荡的，湖面上结了层薄冰，一览无余，不见白鹤的身影。
完成了神圣的使命，你们大概早已轻松地舞动着翅膀，返回温暖的南国，此时正在鸟语花香的阳光下缱绻、徜徉吧？
大地回春时，你们还会归来吗？
假如我心事满怀，无以解答，去哪里寻找你们落脚的地方？
正自沉浸在遐想中，耳畔却再次捕捉到奇怪的响动。目光越过低矮的篱笆，在右边邻居家的花园里，看到了一幕恐怖的场景。
溶溶月色下，几只黑乎乎的东西，正在撕咬、扭打，肥硕蠢笨的身躯滚作一团，碾压着花坛里枯萎的草木，窸窣作响。
近几年，生态平衡已逐渐遭到破坏，随着森林的消失，不断有野物入侵居民区，且迅速繁殖，逐年增多，打破了原有的宁静。
当初对这片土地一见钟情，皆因湖泊周遭数十里的原始森林，尚未来得及被开发商蚕食，依旧保持着大自然的朴素无华。
选中地皮，盖好房子后，与我们前后脚搬入隔壁新居的邻人，是一对中产阶层的白人夫妇。大家平日笑脸相迎，礼尚往来。你帮我锄草，我帮你铲雪。你送我一株玫瑰，我送你两棵秋菊。投桃报李，相处和睦。
但危难时刻，就暴露出人性的冷酷无情了。
国内闹“非典”那年，各路消息沸沸扬扬，很快便传到了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里，死了一个华人，连累着二十几个医护人员，也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短短数月间，加拿大全境三百七十五人感染，死亡四十四人，病死率仅次于中国，高居全球亚军。
一时间，英文媒体做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街坊邻里，家喻户晓，病毒是一个华人老妇从香港归来时携带入境的。
于是，和谐与宁静，在瞬间被打破了。
那天晚上，我和老王正在二楼的起居室里看电视，忽然，“啪”的一声响，临街的那面窗户，飞来了一颗鸡蛋，狠狠地砸在玻璃上，汁液四溅。
惊悸中，我看到了两个身影，站在屋子前面的车道上。
老王匆匆下楼，来不及换鞋，便冲出门去。我紧随其后，拎起墙角那把太极剑，也冲到了屋外。
还是慢了一步。黑夜里，两条鬼影已经跑远，隐没在街头的树丛后面了。
想了想，决定还是忍辱负重。整条街上，仅有我们一户华人。与狭隘和偏见做斗争，除需要金钱之外，也要耗费不少时间。
隔邻那对白人夫妇，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只要在后院见到我们的身影，他们便慌忙转身回屋，关紧门窗，躲避起来，竟连招呼都不敢打了。
当然，暗地里，他们关注着一切。
我去后院倒垃圾时，偶然抬头，便捕捉到了隔邻女人的白脸，正从她家二楼的窗口，偷偷朝下张望。也许，她是想判断一下，倒入垃圾桶中的，是否有传说中的可疑货色。
若是从我家房前便道上经过的话，还隔着十几米远呢，他们就会加快脚步，仓皇离去。同时却不忘斜起眼睛，朝我家门窗投来狐疑的目光，猜测里面的人是否安然无恙，抑或早已病入膏肓？
老王一如既往地麻木着，对邻居的变化，浑然不觉。但自从我捕捉到这对夫妇愚蠢的作态后，便把这家人瞧低了，直低到尘埃里。
半年后，雨过天晴，“非典”风波烟消云散。再碰到这对夫妇时，我昂头而过，眼珠子转都不转了。
这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又延续了数年。有些别扭，有些难堪。
某日，隔邻的房子突然间挂牌出售了。打听之下，方知那对夫妇双双罹癌，男的不治先行，女的入了临终关怀医院。
闻之愕然。
与老王议论时，却怀念起初时那令人留恋的点点滴滴，望着篱笆下依旧茂盛的秋菊，从内心深处，生出了几分自责、几分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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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邻花园里的喧闹消停了。暗夜里的世界，重新恢复到表面上的宁静。
躺回床上，我仍在纳闷，那几只面目不清的野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中国人常吃的很多东西，是需要在夜晚去田野里捕捉的。”
脑中浮现出一行令人不快的句子来。偏见。根深蒂固的偏见。
这是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在他的作品《约翰熊》里描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工的。尽管头上顶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可他轻蔑的口吻，若是放在当下，很容易招致“种族歧视”的批判。
时代在变迁，女性当牧师，在教会里挑大梁，如今已随处可见，早已不新鲜。但在四十年代，却曾使何明华引火烧身，险些身败名裂。
假如何明华狡猾一些，世故一点，像大多数人一样，采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也许，他早已跻身于英国教会的最高层，坐在红衣大主教的宝座上，俯视众生，接受八方顶礼膜拜了。
但是，在奔赴七星岩的那些日夜里，何明华经过漫长痛苦的挣扎，最终选择了良知，舍弃了私欲。
圣徒与俗人的区别，在于面对诱惑时的取舍。
多年来，围绕着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徒”白求恩，中外研究者各执己见，甚至对其成为共产党人的初衷，也众说纷纭。
在加拿大警方的白求恩秘密档案中，有一份文件，是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家中亲笔书写的一封信的草稿。
草稿长达四页纸，字迹潦草凌乱，显示出尚未加入共产党的白求恩，仍处在犹豫不决之中。因此他委婉地谢绝了朋友的邀请，不愿担任加拿大左翼团体“苏联友好协会”的主席。
迄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警方是如何获得这份草稿的呢？
因为是草稿，那么肯定没有邮寄出去。它是被放在案头上呢，还是在抽屉里面？是警方像贼一样撬锁开门，溜入白求恩家中，偷偷拍摄下来的，还是通过乔装打扮、潜伏在白求恩身边的亲密“战友”，顺手牵羊盗窃的？他/她，会是谁呢？
这份草稿，是白求恩在1935年10月20日那天，写给加拿大“苏联友好协会”负责人的。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耐人寻味。
尽管那个夏天，白求恩已经去过苏联，观察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状态，但他对于是否要加入共产党组织，成为其中一员，仍处于犹疑不决之中。
他的直率，他的坦荡，带有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用句曾经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尚未摆脱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烙印。
……基于两个原因，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职位。
其一，直到此刻，我仍然不能完全确认，共产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向您保证，如果我能够确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不仅会接受您的邀请，出任该组织的主席，我还会加入共产党，成为其中的一员。
是什么阻挡我接受它呢？是我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及我希望保持独立个性的权利。我不喜欢拉帮结伙，人云亦云，也不喜欢被严格的组织纪律所约束。
……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必须勤读书，多思考这个问题。简言之，我尚未做好准备。
其二，鉴于目前这种形势，即便我仅仅与你们这种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社团有联系，都会危及到我目前仅有的经济收入和专业地位，那当然是不明智的。假如我对共产主义能够产生出强烈、真诚的感觉的话，那么，即便我的生计受到了威胁，我也会在所不辞。
但我脑中浮现出来的，却是一幅荒唐可笑的画面：一个将信将疑、心猿意马的信徒，被人们绑到战车上，为了他并不十分情愿的选择，而饱受折磨。
所以，一切症结都在于，我尚未做好与你们同舟共济的精神准备。
……
无疑，白求恩也曾面临过人生的严峻考验，在“理想”与“私利”之间挣扎徘徊。但奇怪的是，在白求恩写完这封信之后，还不到一个月的光景，他就悄悄地加入共产党组织，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了。
这种迅疾如风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给远在加拿大西海岸的莱斯布里奇教授写信，向他核实，白求恩的入党时间，是否有误？
他回信说，白求恩在1935年11月秘密入党，时间确凿无疑。白求恩隶属的党小组，代号为“太阳人寿小组”，党史中均有记录。当时，蒙特利尔不少医生、教授都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但为了保护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都没有对外公开，而只是在各自所属的小组里面，以研读马列著作的方式互相交流认识罢了。
针对我的疑问，他回答说，白求恩在思想上产生飞跃，丝毫不奇怪。因为他天生就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弱者。一旦他想通了、认准了，就会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至于促成他这种转变的契机，莱斯布里奇说，是源于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阶级矛盾的激化。
在蒙特利尔，白求恩目睹了穷人有病无钱治疗、只有等死的悲惨状况，也看到了大批失业的工人衣食无着、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却遭到警察残酷镇压的悲剧场面。
而当白求恩去苏联参加世界病理学大会时，他观察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完美，却为老弱病残提供了全民医疗健康服务，那正是白求恩孜孜以求的理念：“不应该把‘当医生’作为赚钱的手段。”这种强烈的对比，促使他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莱斯布里奇教授所提供的解释，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却经不住仔细推敲。因为档案中记录的那个日期，令我觉得无法说服自己。
白求恩去苏联，是那年8月间的事情。而那封犹豫不决、心猿意马的草稿，却写于10月下旬。
另一位白求恩研究专家、多伦多某中学的历史教师斯图尔特在他的书《不死鸟》中认为，“个人恋情的受挫……使他的人生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最后，可能还是感情因素，促使他采取了这个行动”。
斯图尔特所指的“恋情”，是白求恩在与妻子弗兰西丝离婚之后，与一位左翼女画家所陷入的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二人邂逅于白求恩前往苏联的轮船上，他们的密切交往，正值10月前后。鉴于双方均挣扎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毅然选择一条投身于冒险犯难的生活之路，用心中燃起的新希望摆脱心理上的痛苦，对白求恩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
这种解释，似乎更合乎人性，也更经得起生活逻辑的推敲。
但我相信，即使没有那段痛苦的精神恋爱为契机，白求恩迟早也会选择走上这条道路。
万事皆有因果。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
上帝之手，早为每一个灵魂铺设了必经之路。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