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兴
二十多年前替人考试的经历,至今想起,依然心有余悸。
我即将高中毕业的那一学期,有一天,我高一时期的班主任突然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的一个亲戚参加成人高考。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此前我也从未有过替人考试的经历,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位老师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师,水平很高,治班有方,对我也十分器重,高一时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高二时由于我转学文科,才不在一起。但他依然对我十分关注,有时碰见还对我叮咛几句,令我十分感动,以恩师相称毫不为过。最终,我当然答应了恩师的请求。
恩师的亲戚在邻县一家工厂工作,考试也要去邻县。据恩师讲,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已打通,让我不要有任何顾虑。我虽然心里总是感觉有些不踏实,但想着是恩师安排的事情,应该没有错,便没有多想。现在想想恩师所以会找到我,一是因为跟我熟悉,对我的学业比较了解,二是因为我学的是文科,与他亲戚报考的科目相同。
那时成人高考是在5月份,普通高考则是在7月份。由于成人高考要占用我们的教室,那几天学校正好放假,所以我去替人考试时间上也不存在问题。在走之前,我专门回家向父母打了声招呼。虽然在此之前,我极少独自出远门,但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本分人,虽然我已告诉他们是去替人考试,但他们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没有多问。考试的前一天早晨,我从家里出发,回县城我的学校与老师的亲戚——我的雇主接头。
在老师的办公室兼寝室,我见到了我的雇主,一位身体强壮的青年男子,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衣着时尚,相貌端正。雇主对我十分热情,主动与我握手,问寒问暖,问长问短。然后我们便一起出发,乘车去往邻县。虽然我们县与邻县的直线距离也就几十里,但那时交通不便,并没有直达车,我们先坐汽车,再倒火车,再倒汽车,才到邻县。
到达邻县,已是中午。这时雇主一位年长一些的朋友前来迎接。交谈中得知,这位朋友在县政府工作,许多事情都是通过他搞定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午饭。饭菜品种不多,但档次不低。比如有牛肉等几种硬菜。我上高中时住校,食堂伙食很差,主食都吃不饱,所谓菜只有汤菜,肉腥压根见不到。所以雇主请我吃的饭,对我来说已是天上的生活。但我本身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并未因此对雇主格外感激。雇主还点了啤酒,易拉罐的青岛啤酒。在此之前我并没有饮酒的习惯,但架不住雇主再三劝说,我也就喝了。没觉得有多好喝,当然也不难喝。饭后,雇主又带我去该县的一个镇上洗了温泉澡,这在当时也是很奢侈的消费。我当然明白雇主的用意,是希望我尽力考好,但我觉得他这样做并无必要,因为我并不是冲着这些才来的。
洗完澡回来,雇主带我去招待所。路上,我看见街边有一个书摊,便停下来随手翻了起来。雇主便立即把我正在翻的书买下来,好像是一本微型小说集。其实我并没有要买的意思,但推辞不过,只能收下。我们住的是县委招待所——全县最好的宾馆。雇主开了两间房,一间我和雇主住,一间他的朋友住。这样安排的意思,一是便于雇主照顾我,二是便于我和雇主沟通信息。但这其实害苦了我。
雇主那时还没有结婚,对年轻女性十分上心。从傍晚开始,他就不断地找楼层服务员要这要那,问这问那。服务员虽然十分厌烦,但职责所在,也只能委曲求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夜里十二点,嘻嘻哈哈、唧唧歪歪的声音不绝于耳。雇主甚至去服务员值班室动手动脚,因为我听到了服务员的厉声呵斥。我第二天早晨就要去参加考试,十分希望能够好好休息。雇主的朋友看出了端倪,建议雇主和他一起睡到隔壁。这才稍稍安生了一些,但此后隔门仍能听到雇主调戏服务员的声音。
当天晚上,雇主把准考证给了我。准考证上贴的是我的照片,但我发现准考证上的钢印盖了两次。我问这没事吧,雇主说没事。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是准考证发下来后,雇主撕掉他的照片,再贴上我的照片,拿去盖上骑缝钢印所成。当然,内部肯定是有人的,不然不可能做得到。雇主看出我心虚,便再三安慰我,一方面说他如何神通广大,事情如何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一方面说我和他又是如何相似,比如我的姓名和他的曾用名只是一字之差,比如我的长相和他如何相像等等。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和他除了性别相同,共同之处并不多,包括相貌在内。我所以帮他主要是出于对恩师的信任。
成人高考的考题,对于我来说是太简单了。第一天上午考的是语文,这是我的强项。除了作文我不敢说能得多少分,基础部分我敢保证基本上没有失分。但是考试刚过半个小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因为监考老师前来翻看我摆在桌子上的准考证,甚至把我的准考证拿出教室对着阳光查看。还好,看完后放回到了我的桌子上。但不久巡回监考人员又把我的准考证拿出教室查看,最后还是一声不响地放回了我的桌子。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顶着压力认真答卷,基本没有影响发挥。考完语文,我及时把遇到的情况向雇主进行了汇报。雇主听后先是一愣,但随即说他在教育局有人,监考老师包括巡回监考人员他都已买通,我只管放心考试就行。但这时,我已难以完全信任我的雇主,心里有些七上八下。
下午考的是数学。数学我也不弱。开考不到一个小时,100分的卷子,我已答完了90分的题,而且我确信这90分的题答得完全正确,分数完全可以拿到手。最后一道题稍有难度,我一时想不出解题方法,于是干脆放弃。90分已经是高分了,按照往年的分数线,每门考70 多分即可上线。我便提前交卷迅速离开考场。我向雇主汇报了考试情况和我的考虑,雇主直夸我机灵。此后几门课也都如此操作,十分顺利,再未出现险情。
考到最后一门,我觉得快要大功告成了。我也做好了早早答完提前交卷的打算。但开考刚刚十多分钟,巡回监考人员便将我叫出了考场。在一个空教室里,几位工作人员围着我进行询问。我没有抵赖,没有辩解,原原本本交待了事情真相。监考人员也没有为难我,在听完我的交待后,让我离开考场回家。我的替考经历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想想,我的替考身份是很容易分辨的。那时参加成人高考的都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衣着打扮、气质样貌与我一个高中学生明显不同。我去替考时,身上穿的是洗得褪色的绿军装,脚上穿的则是我母亲做的土布鞋,这在当年的农村,是很常见的穿着。但与城里的职工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我在考场上见到的考生,以穿西装和夹克衫的居多,鞋子虽然不一定都是皮鞋,但基本上都是从商店买来的工厂机制鞋,而非自家手工鞋。我的年龄与这些成人们相比也略微年轻了一些。所以我在考生中应该是很显眼的。雇主的朋友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曾经建议雇主把他身上的西装给我穿。估计雇主出门时并未多带衣服,这话也就说说,并未落实。最关键的,是那时的成人高考在监考程序上其实要严于普通高考,在考场上不仅要查看准考证,还要将准考证与存根相对照。我的准考证与存根上的照片并不一致,准考证上的照片是我的,但存根上的照片则是雇主的。
替考被抓后,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次冒险是否会影响到我两个月后的高考。最后的结果是,我的雇主被取消录取资格,并未牵连到我。其实直到几个月后我拿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心里的石头才算真正落了地。
这件事之后,对于别人的话,即便是我十分敬重的人的话,我也会有所辨别。同时,对于任何事情,我都不再心存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