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七十五）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个有趣却令人感动的故事。
在某次进京的旅客列车上，一个列车员对车长说，我那节车有个旅客看着有点像盲流，说不定还是进京上访的，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列车长就跟着列车员过去了。
一看那个人，一个七八十岁左右的身材矮小的干瘦老头，穿一身衣领袖口都泛白了的蓝咔叽布衣服，正蹲在车厢门口的地上就着军用水壶的水吃干粮。
老头看见他们正盯着自己，显得有些紧张，赶紧把干粮收进一个旧挎包，用手把地上的干粮碎屑撮起来，还讨好向两个人笑了一下。
车长对下属说，什么好像，他就是盲流。
列车员说，我注意他大半天了，早饭和中饭也是吃这些。
车长说，问问他，是那里人，要去那里。
老头说了一番话，两个人都有点听不懂。
列车长说，我也是湖南的，我怎么听不懂你的话？就听懂了湖南两个字。
老头顿了顿，用生硬的长沙话说，我是湖南浏阳人，家住在文家市苍坊村，我们家乡都说客家话。
列车员转过头问他的领导，文家市？是不是秋收起义那个文家市？
老头一听高兴了，说，正是、正是，我们那里就是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的地方。我们那里出了好多红军——
“行了行了，谁听你在这里讲历史。”列车长不耐烦地打断老头的话，说，“你就说你要去那里，去那里干什么！”
老头说，我去北京。
列车员说，去北京。去北京干什么？
“找人。”
“找谁？”
“找我弟弟，亲弟弟。”
“找你弟弟干什么？”
“一是看看他，好多好多年都没有看过他了。二是想让他帮生产队批一点化肥。”
“批化肥？你弟弟是谁？”
“胡耀邦。”
“胡耀邦，哦。嗯？那个胡耀邦？”
“就是这个胡耀邦。”老头说着，从挎包里摸摸索索地掏出一份旧报纸打开。
那是胡耀邦同志早几年前的1981年6月的党的11届6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主席的一份报纸，头版头条上有他的大幅照片。
两个列车工作人员大吃一惊：什么，他是你的弟弟？那你叫什么？身份证拿出来。
老头说他叫胡耀福，是与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列车长拿着胡耀福的身份证对照报纸，两个人的模样轮廓还真是蛮像的。只是这位老兄长得也忒苍老了一点，而且居然穿戴这么寒酸破旧。
就这一点，仍然让两个列车工作人员有点难以置信，不能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亲哥哥？坐没有座位的普通车厢，吃干粮就凉开水？这位“国舅爷”混成这样，难道就没有沾他亲弟弟一点光？
两位列车员弄清了情况之后，从吃惊到难以置信再到由衷敬佩，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真的是太伟大太高风亮节了。
而且他们听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伯伯讲，他曾到过省里想利用这个关系搞一点化肥，但省里的同志说，我们去北京找耀邦同志想多批一点化肥指标也批不到，耀邦同志说，我又不是化肥厂厂长，以后你们别来北京了。
老伯说，省里的领导也劝我别去北京找耀邦，说他工作太忙太累。我呢，知道他不会帮我的，其实就是想去看看他。
听到这里，两个列车工作人员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赶紧把老人请到餐车坐下。紧接着给他安排了一个列车员休息的卧铺，并给他送来了可口的热饭热菜，还给他泡了一壶香喷喷的“猴王牌”茉莉花茶。
就这样热情周到地照顾着老人，到京后一直把他送出北京车站。
根据湖南省的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六十年代初期，胡耀福老人曾受文家市地方政府委托，也去过北京找过时任团中央第一书ji纪的胡耀邦，是想请他帮忙解决购买水利发电设备的问题。
当得知哥哥的路费是由大队（村）出的，而且带来的那些茶油、红薯、冬笋和芋头也是大队免费提供的，就给浏阳县（当年还是县）文家市公社的领导写了一封信，把哥哥的路费和带来的土特产按市价折算的钱一同邮寄了过来。
在那封信中，胡耀邦同志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说“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不要再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给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胡耀邦的直率和敢讲真话是出了名的。1977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大力纠错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几年间经他的手解放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大批文化艺术科技经济等社会名流人数高达300万余人。
有人直言，如果是毛主席亲自定下来的，那还平（反）吗？
胡耀邦斩钉切铁地说，只要是冤假错案，就平！
这话在当时这样讲出来，真是算胆大包天的。
所以，前文说到的那个写《怒潮》被打成反革命的老红军将领吴自立蒙冤7年，他的儿子找到胡耀邦，恭喜他找对人了。
曾经担任过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的李明瑞，在肃反的运动中被错杀，也是经过胡耀邦同志反复查证落实后给予平反并恢复了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名誉的。
当年有一个著名的“两个凡是”，即1977年年初“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但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金科玉律”，有许多已经被伟人批判过或点过名的并明显是被冤枉的人就得永生永世地“冤沉大海”了。
而破除这个“永不超生”魔咒的，是197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的论点写出来的。
而多次审稿和最后签发这篇文章的人正是胡耀邦。
胡耀邦自己也不是没有尝到过被诬陷的滋味。
六十年代他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的时候，一心扑在能挽救饥荒的农业生产上，而且保护了一大批因狠抓生产而被诬陷、处分甚至是开除公职的基层干部，因而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严厉批评。
胡耀邦六次深刻检讨都没有通过，还要带病坚持工作，人被折磨得憔悴不堪。
当叶剑英元帅闻知胡耀邦的处境不妙时，他深为震惊，联系了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三个人一合计，决定模仿《三国演义》，演出了一处“跨江救阿斗”的活剧。
没过几天，三位军界的大领导就以“视察西北军务”为名，乘专机先至某地，然后抵达西安。
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高调欢迎、热情款待。
接风宴会上，叶帅先向陕西党委政府表示感谢，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们在潼关那边看到，今年的麦子的长势可真的是喜人，可以预见，今年的三秦地区一定是一个大丰收。麦子肥了壮了，可耀邦同志瘦了。耀邦同志把全部的身心都扑在了老百姓的身上，令人敬佩啊。
张宗逊、张爱萍两个上将也对胡耀邦大加赞赏，说耀邦同志对陕西有功。弄得几个热衷于斗争批判的人哑口无言，尴尬不已。
晚宴后，叶剑英大声说，耀邦同志请留一下。
叶剑英直截了当地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我们这一次就是专门为你来的。
胡耀邦摇头叹息，我在这里的情况还真是三言两语讲不清楚了。
叶剑英说，这里讲不清楚就回北京去讲嘛。这里是呆不得了。
胡耀邦说，我都六次检讨了，还没有过关，那里回得去哟。
张爱萍说，这就是个搞政治工作出身的，这脑子就是转不过弯来。你就不能跟他们请个病假，说去北京看病？
张宗逊也说，就是，你不是前不久还突发了那个什么什么“大脑蛛网膜炎”吗？那么严重，又不是骗他们。
结果，第二天胡耀邦就写了病假条，搭上了叶帅他们的专机去了北京，而且从此就与陕西拜拜了。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胡耀邦这个人实在。
而且胡耀邦还是一个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人。
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当他得知自己被选为中央委员时，非常吃惊和不安。当即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不要选自己当中央委员，如果一定是工作需要，自己可以当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党的核心选成一个二千余人的‘大团’，那我大概可以摆得上。但后来决定选成个‘大连’（人数只有一百），在这个连里有了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
有那么多资格老、贡献大的老同志，省委书记、部长都没有进去。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还是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委员里去。
敬礼！胡耀邦 1956年9月22日”
胡耀邦待人非常真诚，他只在乎事物的对错，不计较态度的好坏。
八十年代初，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胡耀邦在政协作了一次报告，报告非常精彩，受到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会间休息的时候，某媒体一个记者在与他闲聊的时候，忽然提出，您的一个提法我觉得值得斟酌。
胡耀邦赶紧问，那个提法？
记者说，您把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我觉得不妥。那应该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应该是朋友和伙伴关系。
胡耀邦当即一拍手，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按你的这个意思改！
结果就有了政协“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原来这后面两句是“风雨同舟，鱼水相依”的。
原国家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曾在一次会议上，对胡耀邦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会后找胡耀邦探讨。探讨来探讨去，两个人各持己见，最后发生了争执乃至场面都有些升温。
但是后来胡耀邦对人说，严忠勤是个好同志，这个人秉公无私，敢讲真话！
其实，胡耀邦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两袖清风，心底无私。
胡耀邦有四个子女，都是亲生的却有三个姓：胡、刘、李。
胡耀邦是在1989年4月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而去世的，享年74岁。
胡耀邦同志是共产党员的楷模，是湖南人的骄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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