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遗卷》（1）
作者 李彦
第一章
- 匿名信风波 -
1.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兰草凋零，枫叶泛黄。一封匿名信，从天而降。
晚餐后，洗净锅碗，泡壶绿茶，端入卧室，我开启了电脑。邮箱里蹦出来的，是校长文笛的信。
“晚上好，彦！紧急求援。今收悉多伦多红衣主教转来的一封密函。此事关乎李添嫒牧师的声誉，异常棘手，甚至可能导致学校陷于尴尬困境！请阅读一下附件中的英文信并尽快将那份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知你本已超负荷工作，为此我深感不安。谨表谢忱。”
文笛校长是位白人女性，履任仅短短数月，我甚少与之交谈。见她虽寥寥数语，口气却异常紧迫，我便匆匆打开了附件。
跃入眼帘的，竟是一封用英文撰写的匿名举报信。长长的大标题，颇为骇人：
李添嫒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圣徒还是撒旦？抑或犹大转世？此女实乃披着羊皮的恶魔，公众却受其蒙骗，将她奉为圣徒，顶礼膜拜！
李添嫒？我脑中浮现出一幅油画肖像来。
学校图书馆的大厅宽敞明亮。在东北角那扇直通天花板的落地窗下，专门辟出了小小一隅，命名为“李添嫒牧师阅读角”。豆绿色的细碎格子布面沙发，配上淡黄的实木茶几，清清爽爽，赏心悦目，实乃静坐读书的好地方。
两面墙壁上，高高低低地悬挂了十多幅国画，山水花鸟，风采各异，中华格调浓郁。唯有一幅油画，却是人物肖像，一位已到暮年的华裔女性。她双颊的肌肉略显松弛，唇角含了一丝浅笑，近视镜片后的目光沉静安详，凝视着沐浴在阳光下的阅读角。
盯着荧光屏上那唬人的标题，我的思绪回溯到了多年前。
那时，学校突然间收到了一批画作，说是多伦多某位老华侨捐赠的。谁呢？直到那年秋天的校庆日，我才有幸一睹捐赠者的庐山真容。
一辆轿车停到教学楼的门口，众人搀扶着一位身量瘦小、着黑色衣裤的老太太下了车。只见迎接的人都毕恭毕敬，亲切地唤她为“季琼夫人”。
老太太拄一柄手杖，嘀嘀嘀敲着地面，步入了大厅，在众人簇拥下，她笑容满面，一一回应。我站在走廊里，也与她握了手。见我是华裔，她立即改用广东话和普通话，轮番寒暄。那种与其外表不相吻合的敏捷，在我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感谢季琼夫人的慷慨馈赠，校领导宣布，将为其过世的亡姊创建一个“李添嫒牧师阅读角”，以纪念这位全世界第一个被任命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女牧师的老人。
掌声中，在前排就座的季琼夫人伸出干枯的手掌，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方素白绸绢，摘下眼镜，轻轻擦拭着布满皱纹的眼角。
季琼夫人离去后，学校公关处求我帮忙，把她所捐赠的这批国画上的中文全部翻译成英文，以备存档。
那时，我虽然讲授中国文化课已十多年了，却堪称画盲，仅仅耳闻过齐白石、徐悲鸿等几个丹青大师的名字而已。不消说，当我的目光扫过那一幅幅镜框，看到阮性山的干枝蜡梅、汪亚尘的彩墨池鱼、叶醉白的骏马奔腾、高逸鸿的雄鸡欢唱、屠古虹的巫山云雨时，便只是觉得赏心悦目罢了，却不懂妙在哪里，更不知画家们为何方神圣。
看着看着，眼前却豁然一亮。手下闪出来一幅画，上面的落款是“张大千”。这个名字，可算是耳熟能详了。
定睛细瞧，画面上倒没有据说是价值连城的墨荷，仅有一位孤零零的老者，鹤发童颜，皂靴僧袍，伫立山巅。心下便琢磨，这是原作真迹，还是复制品呢？若是真迹，季琼夫人是何身份背景？怎舍得把如此名贵的藏品捐献出来呢？
接着翻看，竟然还有一幅，也是标着“张大千”，且都题了款，落了章。
暂且不论真伪，我将疑问列入备注，向公关处汇报之后，这两幅二尺大小、色彩黯淡、毫不起眼的“张大千”便被挑拣出来，郑重其事地悬挂在校长会议室里了。
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事变更频繁，校长们已经走马灯似的换过四茬了，可我发现，每当同事们聚在校长会议室里开会时，除了自己之外，竟再无其他人朝墙上那两幅画多瞥上一眼。
不由得就想，简单地归结为“对牛弹琴”“有眼不识泰山”，似乎有欠公允。一旦失去了吹喇叭抬轿子、哄抬炒作的商业环境，那么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品，便只能返璞归真，依赖人们对“美”的真实感受了。无人稀罕，也不奇怪。
一晃，八年光阴便流逝了。
在看到这封标题耸人听闻的匿名信之前，我在图书馆内查找资料时，曾多次从那幅油画肖像前走过，却甚少驻足，仔细端详一下这位华裔女性。并非她衰老的容颜不再吸引目光，只因我是个大陆来的新移民，对英国的国教“圣公会”知之甚少，更是从未听说过“李添嫒”的大名。
她究竟做了什么，竟被人描绘成“披着羊皮的恶魔”？我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匆匆阅读了这封英文匿名信。
李添嫒何许人也？她绝非美国和加拿大的教会人士所吹捧出来的那个令人敬仰的女牧师。
何为真相？她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女人，是一条冻僵的蛇，被救活后，却反咬了那只给她喂食的手掌。
请阁下细读所附的中文资料，便知端倪，看清李添嫒是如何背叛了她的信仰、她的同仁，以及那个亲自授予她牧师头衔的何明华主教的。一句话，她背弃了天下所有人！
本人初抵北美，便惊愕地发现，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督教系统竟然赋予了李添嫒如此殊荣，把她拔高到圣徒的地位，甚至以她来命名花卉、教堂、图书馆，外加多如牛毛的基金会！
那些人从未在中国见到过李添嫒，却煞费苦心地吹捧她，天晓得是出于何种动机？我所看到的种种迹象，都令我们这些了解她底细的人备感恶心！
李添嫒留下的那些文字中的口气，不仅卑鄙无耻，还亵渎神明。忠于信仰的人们义愤填膺，期盼着终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个时刻，要在全世界基督教会组织面前，纠正这一罄竹难书的巨大毁坏。
简言之，李添嫒这篇关于华南基督教会的文章，是为某情报机构搜集英、美帝国主义乃至台湾反革命政权的资料时所提供的。
换种说法，她把基督教会描绘成了破坏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间谍机构。何明华主教则被她描绘成双面间谍，故意与共产党友好交往，以便搜集情报。而教会帮助贫困人民改善生活所建立的各种扶贫项目，也统统都被她贴上了暗藏间谍组织的标签！
直到这些资料曝光之前，无人知晓她是一个如此恶毒的妇人。她背叛了自己的导师、信仰、教会以及朋友。
当绝大多数教会同仁在“文革”中遭受残酷折磨时，她却通过向红卫兵们通风报信，换取自身的安然无恙。
贵校的华裔人士可将李添嫒这篇文章译成英文，以供英文读者阅览。我已把该文复印后寄给了多位华裔牧师和基督徒，并将寄给美国和英国的教会组织。
这篇文史资料并非秘密文件，而是被收入了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书中，并保存在广州市图书馆内。该当如何，请阁下自行判断！
一口气读完，心头被惊诧笼罩着，恨不能立刻揭开谜底，一窥究竟。想到老王还在电视机前等我，便匆忙起身，朝楼下喊了一声，嘱他不要再等了，随即反身回到卧室，关紧了房门。
案头的绿茶，已经变凉。捧起茶杯，我倚在窗台上，让头脑冷静片刻，再投入紧张的工作。
西边天际，橘红色的晚霞已经消退，残留着水墨画般的铅灰色条纹。
蓦地，一头小鹿从枫林后闪出。接着，一， 二， 三， 四，五……，一头接一头，紧随其后，踩着轻盈的步点，从湖畔的杂草丛中穿行而过，继而隐没在远方。
还是十几年前，一个盛夏的傍晚，我偶然间发现了一头身姿玲珑的小鹿，驻足湖旁，望着落满野蔷薇花瓣的水面，顾影自怜。老王悄悄拿起相机，留下了那个瞬间。
此后，年复一年，每当草木返青，小鹿的倩影便会重新出现。其队伍却在逐年壮大，由形单影只，变成结伴成双；由一家三口，到三五成群；直到眼下，竟已是大大小小八口之众，早已无法辨认出，谁是当初那头临流照影的小鹿了。
奇怪的是，无论鹿群多少次列队出行，它们经过我的窗前时，或悠闲漫步，或飞跃奔腾，却从来都是寂静无声，不闻其鸣。只是在我不经意间回眸一顾时，才会捕捉到它们的身影。
暮色渐浓，视野里，仅余下一片朦胧的树丛，遥远的天幕上，闪烁着几颗星星。
有小鹿相伴的夜晚，温馨恬静。笔走龙蛇，乐在其中。
2.
咽下最后一口冷茶，我重新坐回电脑前，打开了匿名信后面的那份中文附件。
这一摞影印资料，近二十页之多，歪歪斜斜的，显然是从一本厚厚的书上摘选的章节，在复印机上匆匆拷贝的。
首页上标明，此为某出版社的“华侨宗教卷”。前言中提到，“本书文稿是1959年至1966年和20世纪80年代征集的。是经历者、亲见者和亲闻者对历史事件和社会各方面的回忆记述”。“填补了在战乱时期无系统或无文字记述的空白，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富有历史价值的史实。”
在这篇《何明华主教》的文章标题下，作者署名是“李添嫒”，写于1964年盛夏。
想到文笛校长正在急迫地等候结果，我一面阅读，一面就敲打着键盘，开始了翻译。
何明华？他是谁？这个名字十分陌生，此前从未听说过。看了李添嫒写的介绍，方知他是位英国人，本名罗纳德·欧文·霍尔（Ronald Owen Hall）。
他是香港圣公会教区第七任主教。他前任的六个主教，均出身于英国封建贵族阶级；但何是工党成员，能登上这个主教宝座，是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1925—1927年是我国大革命时代，香港大罢工蓬勃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怒潮汹涌……何明华在教会指使之下，大肆吹嘘“同情中国”、“同情劳工”、“与中国共产党有好感”，热衷于搞什么“劳工服务”、“社会服务”等等。……尽管何穿着华丽的外衣，可他的真面目是始终无法掩盖的。……
久违了，文中出现的一些词语，恍如隔世。
继续往下翻译，便看到了李添嫒罗列出来的几桩何明华的“罪行”。排在最前面的小标题是：“一手勾结国民党，一手接近共产党”。
当中国共产党奠定革命根据地延安之初，何明华假装进步，派遣一批外国籍的医生和护士以“为人民服务”为名，深入革命圣地。延安发出的谢函，是由列浦祜（当时教区书记）代何致复的。
我一愣，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指。
这批被派遣到延安的外国籍医生和护士，指的是谁呢？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初期，与白求恩大夫前后脚抵达陕北的外籍医生，除了马海德、柯棣华医生之外，还有几个曾与白求恩一起并肩战斗在五台山上的外国人。他们本都是来华传教士，却顶风冒险，救治八路军伤病员、运输医药设备、培训医护人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那个站在这些传教士身后、积极支持他们的人，应该属于基督教会系统。
李添嫒在此“揭发”的“一批外国籍的医生和护士”，难道是指这几位西方传教士吗？难道说，他们是由香港主教何明华派遣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吗？
逻辑上应该不错。否则延安为什么要向他发出谢函呢？假如李添嫒所言不虚，这封谢函，又是出自哪位中国共产党领袖之手呢？是毛泽东、朱德，还是周恩来？
且先按下疑问，接着看。
1946年，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纵队，正处在危险时期。蒋介石曾梦想消灭这支人民部队，对这支部队进行残酷的进攻。
何明华曾拍急电给蒋介石，说这是中国爱国青年的一支部队，叫蒋切勿消灭他们。
咦？火中取栗，雪中送炭，拯救爱国青年，难道不是这位主教大人为中国革命立下的汗马功劳吗？怎能被列为“罪状”呢？
越看越糊涂了。
何明华在与人交谈时，每每以认识周恩来总理为自豪。因何明华首次来中国在首都时及后来在重庆时，与周总理曾有往来。
1956年，何明华应邀访华，我国政府特邀他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曾设宴款待他。他曾祷告谢饭，以后他常对人谈及此事，作为炫耀，自诩进步……访华后，何明华经广州回去时，圣公会华南教会在爱群大厦举行的宴会，我曾参加。当时何明华蒙周总理尊重的喜悦感和心满意足的神气，令我记忆犹新。
何明华返港后，为了躲避记者围绕追问，潜居于沙田的别墅——灵隐台，多日不出。当时，香港的某某曾恶毒地说：“何明华被周总理的酒灌醉了。”
我停下翻译，陷入了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应邀来华、受到国家领导人款待的外籍友人，如雷贯耳者，也不算少。我青年时代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人的照片，大名鼎鼎的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韩素音、谢伟思等，但何明华这位同样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盛情款待的人物，我竟从未听说过。
是自己孤陋寡闻呢，还是出于某种原因，这个名字，从我们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了？
抗日战争中，香港沦陷前，何明华返回英国，给我放了短假，让我到他的别墅小住。通过别墅中的工友得知，何明华曾热情接待了随从八路军到过陕北、皖南，过着士兵一样生活的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
她也曾住过何明华的别墅，备受何明华的招待，在那里完成了The Eighth Route Army（是否翻译为《中国红军在前进》？）的名著。
好似剥洋葱。一层层剥开的东西，逐步印证了我的猜测。
直觉告诉我，围绕着这位何明华主教，似乎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除了史沫特莱，恐怕还有更多的国际友人，在峥嵘岁月里，与他环环相扣，交织合作。
看来，李添嫒并不十分了解史沫特莱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左翼女作家，也不确定其在何明华家究竟创作了哪部作品。
史沫特莱那部讴歌八路军的著名作品《中国红军在前进》，实际上出版于1934年。几年之后，她抵达了延安，停留期间，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她立即与毛泽东联名写信，向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请求，派遣医疗队支援八路军。
而白求恩正是在1937年夏天读到了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这部书后深受感动而请缨赴华的。
1938年2月，史沫特莱在汉口接待了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把他们介绍给周恩来，并很快安排了医疗队北上延安。
那么，史沫特莱究竟是何时抵达香港，住在何明华主教家中，撰写了哪部作品呢？
梳理她的足迹，可见史沫特莱离开武汉后，曾在华南一带考察，并于1940年9月抵达香港，在那里停留了大半年，一面养病，一面撰写新作，介绍她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见闻。
那就对了。不难推算出来，正是在香港停留期间，这位视钱财如粪土、家无隔夜粮的女革命家，应该是居住在何明华主教的家中，受到他热情款待，完成了写作计划。
鉴于史沫特莱与白求恩大夫之间人所共知的密切来往，再考虑到李添嫒文章中提及的何明华曾收到过中共领导人的感谢信等信息，我不禁生出了好奇心：当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踏上中国大地之后，他是否也曾与香港主教何明华有过交往？
难道说，李添嫒文中提及的“派遣外国籍的医生和护士”“深入革命圣地”，实际上指的就是白求恩医疗队一行人？
可是，在我所接触到的白求恩研究资料中，“何明华”这个名字，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是我疏忽了他的存在呢，还是他与白求恩医疗队并无关联？
即便加拿大警方围绕着白求恩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针对白求恩所建立的秘密档案可谓事无巨细，滴水不漏，似乎也从未注意到过这位香港主教的身影。
3.
早在1935年夏，白求恩尚未加入共产党组织时，他就已经上了黑名单。
说来令人悲哀。一个蒙特利尔一流大医院里赫赫有名的胸外科专家，只因与一批医护人员热心倡导、呼吁全民医疗健康的保障，彻底改变“富人患病得到治疗、穷人患病只能等死”的不公现象，就被视为危险分子，遭到警方的秘密监控。
到了1990年，白求恩逝世五十年之后，警方的秘密档案终于解禁了。从中可以窥见，从1935年夏到1938年年初，加拿大情报机构对白求恩的一言一行，均留下了详尽的记录。其中包括他所参加的各类群众组织、他曾与哪些人见过面、在哪个人家中留宿过夜、在西班牙战场上的活动、在北美各地募捐讲演时的言论、打算前往中国支援共产党等，林林总总，多达八十五份情报。
不过1938年元旦后，白求恩率领“美加医疗队”远渡重洋，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警方的视野中骤然失踪了。
显然，警方失去了有效的监控渠道，而只能根据零零散散的媒体消息捕风捉影了。
而1938年3月，在警方密档里，竟然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多份情报，通过以讹传讹的小道消息，记录了“白求恩在中国北方战区失踪”“白求恩在攻占山西临汾的日军炮火下丧生”等一系列虚假信息。
关于白求恩在香港的活动，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多来自他亲笔留下的书信与文章，仅仅简洁地提到过，医疗队乘坐远洋轮船从温哥华出发，途经日本、上海，最终抵达了香港。根据他勤于笔耕的习惯，我相信，白求恩当然留下了更多的详细记录，却均已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丢失了，至今未被找到。
根据其他人的回忆，在香港停留的那几天里，医疗队确曾遇到过不小的麻烦。来自美国的那个酒鬼医生，是美国共产党在情急之下临时找到的替补队员，酒瘾太大，酿成的后果太严重。他把大家辛苦筹措来的旅费在轮船上买醉销魂，挥霍一空，造成了医疗队无处下榻的困境。但是，白求恩却未留下只言片语，谈及他们是否曾与何明华主教有过接触。
然而，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就没有发生。而有文字记载的，却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正如我在《何处不青山》中所阐述的，加拿大医生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中文名罗光普）在抗战期间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华北救济总署”的负责人，当年曾与白求恩在黄河畔的小镇潼关邂逅，二人经过一番激烈争辩，不欢而散。
此后不久，麦克卢尔医生便陪同布朗医生（Richard Brown）一同抵达延安，不但再次与白求恩会面，还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些资料，均在麦克卢尔的传记中有翔实的记录。
有趣的是，在白求恩留下的大量文字中，他频繁地提到布朗医生，对其赞不绝口，却因为与麦克卢尔政见不合而只字未提麦克卢尔，仿佛他从未在自己生活中出现过一样。
尽管他们三人都是加拿大同胞，都是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校友，且同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贡献，但由于个人好恶，历史在读者眼前呈现时，竟像月偏食一样，被遮蔽了其实并未缺少的一个角落。
鉴于此，当我读到某些传记文学作品，绘声绘色地描述白求恩医疗队在香港停留的那几日里，宋庆龄女士如何亲自出面，宴请他们一行，并鼓动他们前往陕北，为共产党八路军提供医疗服务时，便禁不住满腹疑问。
为什么，在白求恩和医疗队护士珍妮·尤恩（Jean Ewen）所留下的大量文字中，连他们在香港时与美国酒鬼医生的吵闹都详细地描述了一番，却从未提及他们曾受到过宋庆龄女士的宴请款待？须知她可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夫人啊！
带着疑问和朋友们探讨时，大家众说纷纭。
有人推测说，宋庆龄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她与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应当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因此，假如她亲自出面宴请过白求恩，身为共产党员的白求恩，当然也懂得保密的组织纪律，所以也不可能在他的书信中透露出来。
我却觉得，这种猜测难以令人信服。白求恩的率性与坦荡，连他自己的党员身份都不肯按照加拿大共产党组织的要求保密，又怎么会保得住宋庆龄女士曾宴请过他这种秘密？
进一步联想，那个身居香港要位的何明华主教，是否也有某种身份需要保密呢？假如他“派遣外国籍的医生和护士”“深入革命圣地延安”实有其事，那么，他所派遣的人，若不是白求恩，又会是哪些人？我们的革命历史记忆中，是否漏掉了哪些不该被磨灭、不该被遗忘的人物？
或者说，一切都只是子虚乌有的杜撰？一切纯系李添嫒捕风捉影的妄言？
历史的森林中，布满了谜团。
4.
我一面翻译，一面疑窦丛生。
怎么回事？李添嫒罗列出来的这桩桩件件，哪里是“罪行”，分明是“功绩”啊！
我悄悄告诫自己，先沉住气，且看看这位何明华主教是如何“热衷于勾结国民党”的，再下结论不迟。
何明华曾被行政院长孔祥熙聘为顾问，又担任宋子文的私人顾问，为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工合”卖力地做计划、提供人才。
由于为蒋介石政权效劳有功，抗战胜利后，曾获蒋介石所赠社会服务奖状和蓝宝石勋章。
这种指责，有失公允了。
那个大名鼎鼎的“工合”，全称“工业合作社”，是在抗日战争中，国共统一战线时期所建立的机构。其主力，不仅有国共双方的高层人士，也有一批国际友人，例如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以及在中国山东出生长大的蒲爱德（Ida Pruitt）女士等。坎坷岁月里，他们哪个不是曾为中国共产党拔刀相助的铮铮挚友呢！
既然如此，何明华主教何罪有之？
1944年年初，何明华在肇庆招待记者，我充当翻译。会上记者们积极探讨何明华对香港归返中国人民的看法。
何明华强调，百年前香港是土匪巢窟，是渔民晒网的荒岛。它能有今天的繁荣，与英商长期苦心经营分不开。何明华又补充说，日后若有明智的华人出来协商，这问题可以深入考虑。
嗯，在我看来，这位主教倒是不乏先见之明，早已预见到了，半个世纪后，香港将在“明智”的华人手中，重归祖国怀抱。
解放初期，我曾函商于何明华，让我到北京燕京宗教学院深造一年。在他给我的复信中，他引用他人的话说，“我们必须从内心的深处热爱共产党”，又说，“一年后，世界形势会有很大的变幻”。
第一点，何明华在表面上鼓励我热爱共产党。但在第二点，他便转过来动摇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信心。
接着，便看到了李添嫒罗列出来的何明华的具体“罪行”。譬如：
创办了香港大埔孤儿院，收容战争期间的孤儿；
在九龙建立了四所劳工子弟学校，解决贫困儿童受教育难的问题；
在中山县建立了难民营，为来自各地的逃难者提供落脚之地；
在增城创办了桑蚕农场和养兔场，培养民众的谋生技能；
在广州购置了一批三轮车，廉价租给穷人载客维生；
在广州创办了工艺学校，帮助失业青年学习修理和驾驶汽车、收发无线电报技术，组织女青年学习缝纫、编织等技能；
……
读着读着，我的心头竟生出几分敬意来。
然而，对于这位洋主教的一系列“扶贫”措施，李添嫒却再次下了一个苍白的论断：“事实上，何明华是别有用心的。”
文中充斥着不少指控字眼，显得空洞、牵强。它们果真出自李添嫒笔端吗？还是经过了编辑的加工润色？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假如滤掉这些字眼，读者看到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曲笔”。这个词语在我脑中悄然滑过。
接下来，在小标题“领导教会走向何处去”中，看到了这样的段落：
本来，天主教和基督教一向水火不相容，何明华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竟然不顾及两教在历史上深刻的对立成见，大力促使两教合流……
抗战胜利后，何明华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逐渐取得更大的信任，因此便深入考虑如何向青年散发思想毒素。他曾对某某说，共产党和基督教是左右手。
何明华的言外之意，深深意味着共产党是靠基督教的，热爱基督教便是热爱共产党……
读到此，我忍不住拍案叫绝。
八十年代中期，我告别京城，来加拿大留学，研习北美历史。出于好奇，我曾涉足五花八门、山头林立的基督教各种派别，以门外汉的姿态，探索西方文化的精髓。
经过长期观察，我创作的中篇小说《羊群》2001年在北美《世界日报》副刊上连载发表了。不少学者称赞那篇小说目光犀利、新颖深刻，在揭露基督教会内部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之外，也剖析了华裔移民来到海外后摇身一变成为基督徒之谜。
我曾为自己的顿悟而兴奋不已，每每讲给别人听，指出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理念的污名化，根本经不起一驳。看到对方哑口无言时，我还颇为自鸣得意呢，焉知何明华这位洋主教，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分析了。我的见解，竟然丝毫不新鲜。
在高度紧张的翻译中，几个小时飞逝而去，终于看到了结束语：
作为反帝爱国的教牧人员的我，为了大力贯彻三自爱国精神，加强自我改造，因此大胆直书，草成这篇拙稿。
希望抛砖引玉，激发社会人士，对何明华的帝国主义面目，认识更深透的，加以补充，甚幸！
一口气译完，英文竟达五千字之多。基于此事的敏感性，我采取了百分之百忠实于原文、一丝不苟的翻译手法。然而我却十分清楚，某些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语言，一旦以英文呈现出来，必将会在那些头脑里对中华历史一片空白的西方读者中，掀起惊涛骇浪。
明天一早，文笛校长看到后，会不会大惊失色呢？
天啊，学校的图书馆里，竟然供奉了一个“披着羊皮的恶魔”！
5.
把译文传入文笛的邮箱后，已是凌晨两点了。
关闭电脑，我轻轻拉开了房门。隔壁的卧室里，传出了熟悉的鼾声。
分房而睡，互不干扰。真好。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感叹“女人要当作家，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实乃至理名言。
想起老王坐在电视机前默默等候我的身影，我的心头泛起一丝怜悯。
十几年前，一家名为《女友》的国内杂志记者来多伦多采风时，顺道采访了我。看到对方的提问中有一条“如何保持女人的魅力、使婚姻保鲜？”，我当场就忍不住笑了。
“本人从未思考过这类问题。”我说。
对方又问：“你对幸福和享受的理解是什么？”
夏日静谧的午后，与三两好友临湖凭栏，品茗闲聊。冬日飘雪的夜晚，与家人围炉火而坐，嗑瓜子看电视剧。在灯下搂着孩子给他剪指甲，剪完了，再在他红润的腮上亲一口。这些，不都是幸福吗？
享受，是能够在后院开辟一方菜地，在春阳下种瓜点豆、栽葱割韭。周末，能沿着小溪，踩着松软的落叶在林中散步。夜晚，能在柔和的床头灯下阅读着文学书籍入梦。
人生最可贵的，便是这相依相守、平凡朴素的亲情。可叹生活中这唾手可得的享受，也随时随地会被我剥夺殆尽。
方才，老王看着我，那一声无奈的“好”，蕴含了多少包容。
家有女作家，实乃人生之大不幸。我暗暗告诫自己，将来儿子结婚，可千万不能让他娶个女作家、女诗人之类的进门。
大脑皮层过于兴奋，无法入眠。我关掉台灯，推开玻璃窗，对着夜空，深深地吸了几口潮润的空气。
月色清亮。湖水透过枫树枝丫，斑斑点点，闪着微光。鹿们，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许早已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多年前一个深秋，我和老王驱车外出，途经这条僻静的街道，偶然间侧头，朝车窗外瞥了一眼，便看到了这片湖水，倒映着白云蓝天。我们二话没说，当下便拐到开发商那里签了约，在湖边盖起了这座小房。
国内朋友曾建议，让我朝水里扔上一把红莲子，不出几年，就能将这一洼平淡无奇的池水打造成古色古香、风姿绰约的荷塘。
主意很妙，令人向往。但我深知自然保护区的严格规定，岂敢以身试法？久而久之，便淡了那“变他乡为故乡”的奢望。
屈指一算，站在这扇窗前观望、遐想，竟已整整十五个寒暑了。
春夏秋冬，日月天光，无需人工染指，大自然依着千古不变的韵律，从容不迫地运转，装点着一草一木，红了又绿，绿了又黄；孕育着飞禽走兽，水阔天高，你来他往。
看得愈久，我便愈发肯定：世间万物，皆有灵有序，有法有章。唯有人心，最是诡异多端，奸诈难防。
6.
第二天上午，在学校走廊里，我迎头碰上了文笛校长。她正在和梅茛牧师说话。见到我，文笛便说，匆匆看过了我翻译成英文的材料后，深感震惊，此刻正在与梅茛牧师进行沟通。
“难道说，李添嫒竟是个双面间谍？”文笛脱口而出，目光中闪烁着犹疑惊慌。
果然。那种语言风格，洋人何曾见识过！
梅茛到底是学校的专职牧师，长期从事学生的思想辅导工作，久经风浪，处事不惊。她先是诚恳地感谢了我不辞辛苦、熬夜赶工，接着便征询我对匿名信的看法。她眉峰微皱，神情严肃，脑中显然也缠着疙瘩。
“唉，这桩公案如此棘手，校方该如何处理李添嫒牧师的事件呢？”梅茛叹气。
接着，她告诉我，李添嫒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被基督教圣公会封立的女牧师，而且因为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次破天荒的任命，还曾在英国教会高层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乎连累了何明华主教，断送掉他的辉煌前程。本来，在李添嫒晚年，英国教会已经郑重其事地纠正了当年的错误，并于八十年代中期就对李添嫒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了，可谁也没料到，尘埃落定，时过境迁，各方皆大欢喜之时，却有人在这位女牧师死去十几年之后，再次搅浑水，挑起了这桩公案。
“如果那篇文章真是李添嫒写的，”文笛校长说，“她的品德就确实成问题了！”
我虽然不了解，围绕着这位女性，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哪些风波，但我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一口气倾吐了出来：
“谈到揭发者对李添嫒的那些指控，本人不敢苟同。原因何在？虽然那封匿名信是用英文撰写的，但文中充斥着缺乏理性的谩骂。那种语言和表达方式，反映出这个匿名揭发者本人，也深受口诛笔伐大批判的极端思维影响，缺乏客观冷静的态度。因此，对匿名者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应当谨慎对待。”
见文笛与梅茛二人都睁大了眼睛，专注地聆听，我便接着说：“你们熟悉中国社会过去一个世纪的动荡吗？匿名信认为，李添嫒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64年，因此，她应当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写出了这种攻击污蔑性的揭发文章的，因此她罪大恶极，不可饶恕。但实际上，很难排除她当时没有受到过压力。熟悉这种文风的人，像我，早已具备了免疫力，阅读时根本不会受其影响，反而能在字里行间寻找和辨别真实可信的内容。我感到，李添嫒这篇文章，应该是在某种压力下，言不由衷、用心良苦的产物。”
文笛和梅茛，毕竟都是洋人，不熟悉中国历史。假若她们读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恐怕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了。
海内外的中国研究，恰如徐志摩在《偶然》那首小诗里形容的状况：“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每每回国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总是看到国内学者个个都像烹调满汉全席的大厨，不厌其烦，挖空心思地描述贾府名菜“茄鲞”的每一道制作工序。有谁知道，我们在海外扮演的角色，顶多算得上小吃部里的“帮厨”，“扫盲班”里的辅导员罢了。同事们整天琢磨的，是如何使陌生人去除掉脑中先入为主的毒素，斗胆品尝“驴打滚”“豌豆黄”“艾窝窝”，并能成为回头客。
我收回思绪，耐下心来，先给面前的两位洋同事作了一些简要的扫盲辅导，然后才给出了我的判断：
“李添嫒那篇长文中，出现了不少侮辱何明华主教的字眼。首先，我无法断定，它们究竟是出自李添嫒之笔，还是编辑大人的‘妙笔生花’？但无论如何，这些字眼在我脑中都丝毫不起作用。如果滤掉那些虚浮空洞的谩骂，那么我所读到的何明华的所谓‘罪行’，条条款款，恰似在我眼前勾勒出一幅已经褪色、斑驳陆离的古画，使我了解到一个陌生的西方人与中华近现代史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激起我想要了解这位洋主教的好奇心来，而绝非厌恶。此种结果，恐怕就是匿名揭发者始料未及的了！”
听我如此解读，文笛和梅茛二人的脸上皆露出欣悦的笑容来，纷纷说：“啊，真没想到，你的解读，竟然与匿名信所持观点截然相反啊！”
“当然。”我肯定地点点头，“李添嫒这篇所谓的揭发文章，焉知不是她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以曲笔的手法，为历史和后辈留下见证，凝着她的一番苦心呢？”
我边说边想，若非偶然机遇接触到这篇奇文，我甚至无从知晓，曾有这样一位外国人，不但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伸出援手，组织派遣医疗队奔赴陕北、支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战，还曾在自己家中收留过史沫特莱女士，使她能够完成讴歌中国革命的雄文巨著，更不知道，他曾不遗余力地营救过被国民党迫害的爱国青年，并曾在建国初期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盛情款待。这，完全是一个不该被历史掩埋的英雄啊！
当然，这些思绪，是无法与面前这两位分享的。
我身边的绝大多数加拿大同事，对中国历史都不甚了解，即便是文笛这位曾经在青年时代踏足过中国大地的北美历史学家，也仅仅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罢了。因此，我根本无法掰开揉碎地解释太多。
我压下心头涟漪，仅对二人表示道：“假如可能的话，我将十分乐意与这位匿名信的作者会面，开诚布公地交流一下各自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观点，以便澄清他/她对李添嫒有可能产生的误解和冤枉。”
文笛长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称赞我看问题的角度新颖，且言之有理。“这样吧，我们会在学校的董事会上讨论一下此事，再看看如何处理匿名信提出的指控吧。”
几天之后，文笛告诉我，董事会一致表决，对匿名信的指控不予理睬，“李添嫒牧师阅读角”，将继续屹立在图书馆明亮的阳光下。
7.
校方这一明智的决定，令我宽慰。也许，我的分析判断，避免了一个无辜的人在离开人世之后，仍要蒙受不白之冤。
然而，当晚在灯下再次仔细浏览那一摞揭发材料时，我却偶然间注意到，李添嫒这篇长长的文章中，缺少了两页。
是啊，那天熬夜翻译时，我也似乎感到了上下文的不连贯，但当时急于完成任务，竟未仔细察看，此刻静下心来，才发现了页码的缺失。
匿名者如此义愤填膺，大动干戈，一心要坐实李添嫒是个“假圣徒、真魔鬼”，可是，他/她所提供的证据为何会如此马虎，竟漏掉两页资料呢？
我立刻给不久前结识的一位国内学者写信求援。易淑琼博士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图书馆任职。该馆有个“世界华人文学资料中心”。抱着试试看的侥幸心理，我冒昧地请求她的帮助。
仅仅数天之后，邮箱里便传来了易淑琼博士的回函。她一刻都没耽搁，迅速帮我查找到了那两页缺失的内容。
一看之下，暗自吃惊。在“破例封立女牧师”的小标题下面，李添嫒写道：
封立女牧师，是何明华打破常规的创举。
1944年1月25日，在肇庆破例封立李添嫒（本文笔者）为牧师。事实上，何明华的骨子里是另有企图的。
何借重提高妇女在教会地位，以为可得更多妇女取信于他是“中国妇女同情者”，进而争取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以“中国真挚的国际友人”的目光来敬重他。
进一层来理解，何明华是深入考虑到，多得一张嘴宣传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生活方式，更能广泛和深入地进行挖掉中国妇女的爱国良心。因此，何竟然破例执行封立女牧师的创举。
在封立女牧师之前，何还特别强调，当牧师是终身的职守，结婚与不结婚，不过是人生的一种过程而已。
毫无疑问，何明华是有意识地深入影响笔者，毫无保留地一辈子献出宝贵的生命，为帝国主义效劳。何居心的狠毒，可不言而喻了。
哦，怪不得，那个匿名揭发者会如此痛恨李添嫒，把她形容为“一条冻僵的蛇，被救活后，却反咬了那只给她喂食的手掌”。
不知为何，抛开李添嫒对何明华那些有“忘恩负义”之嫌的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她笔下的那几个字眼——“居心的狠毒”，却拨响了我脑中的一根琴弦。
李添嫒的指责，是出于何种心态呢？也许我是过于敏感了，但字里行间，我所感受到的，分明是一个女人笨拙的埋怨，试图掩盖她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爱恋。
这漏掉的两页，是匿名举报者疏忽所致呢，还是犹豫再三，故意撤下来的？如果是后者，匿名者又是出于何种动机，特意要漏掉这两页揭露李添嫒“魔鬼”嘴脸的重要证据呢？
第二天，我被脑中的疑云驱使着，不由自主地迈入了学校图书馆的大厅，站在那幅油画肖像前，再次端详。
此刻，我才注意到，在李添嫒的眼角眉梢处，似乎多了几抹暗影。她唇角的那丝微笑，似有似无，含蓄深沉。镜片后的目光，也愈显模棱两可，高深莫测。
恍惚中，高大的图书馆隐去了，我脑中浮现出一座古老幽深的教堂。
空旷无人的大厅里，越过一排排木头座椅，一个纤弱娇小的妙龄女郎，青丝高绾，白袍曳地，跪拜在巨大的十字架下，敛目垂首，喃喃自语。
她似乎竭力压抑着胸腔内剧烈的跳荡，躲避着头顶洒下的那缕强光——那对凝视着自己的、深似海洋的蓝眼睛。
……
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神职人员可以恋爱结婚、生儿育女、领取工资、拥有财产，与俗人无异。
既然神职人员的婚恋不受任何限制，那么，青年时代的李添嫒，是否也曾蹚过爱河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她独身一世，失去了为人妻、人母的资格，以至她会留下深深的哀怨：“何居心的狠毒，可不言而喻了。”
与其他那些攻击谩骂的陈词滥调不同，我感到，这几个字眼，恰恰是她发自肺腑的真实心声，而非出自他人笔下。
1992年年初，当这位八十五岁高龄，远离家乡、独居于多伦多幽暗小巷里的女性于睡梦中悄然辞世时，她可曾带走难以明言的遗憾？
在李添嫒的内心深处，这位何明华主教究竟是人、是鬼，还是圣贤？
也许，她在揭发文章里指控何明华的那些过激字眼，并非冤枉？
也许，匿名信里辱骂李添嫒的那句“披着羊皮的恶魔”的帽子，恰恰应该扣在这个洋大人的头上？
否则，这位曾被周恩来总理奉为座上宾款待有加的外国人，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史的读物中，竟像阳光下蒸发掉的水滴一样，消逝得杳无痕迹？这个名字，为何如秋风扫过神州大地，未留下半片残叶？
白云苍狗，星月匆匆，当事人皆已作古，似乎已无从打捞真相了。
我叹了口气，转过身，悄然离去。
可当我眼角的余光扫过壁上那一幅幅精美的山水花鸟时，心头却突然一动。
对啊，李添嫒是不在了，可还有她的妹妹季琼夫人啊！八年过去了，她是否尚在人世？能否从她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历史真相呢？
当然，还有她捐献的那两幅“张大千”，也可顺便核实一下真伪，以免谬误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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