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戴上了红领巾

文／龚飞

        佩戴红领巾，对如今的小学生来说，已是非常容易实现的愿望了。这不，我上小学一年级的外甥，由于成绩和表现均不错，第一学期就戴上了红领巾，回家便大谈“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这个曾经我听老师反复讲过多次的道理来了。

        外甥是班上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可我当年入队却是非常困难，一直到小学五年级上期期末，我才被批准入队。说起来，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在那场史无前例、触及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教书的父亲被打成“臭老九”，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也因此被打入另册，在学校成了被欺负、被歧视的对象。尽管当时别的同学的学习成绩和表现都不如我好，可他们都能顺利入队，因为他们是贫下中农的子女，“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小小年纪，就要遭人白眼，接受不公平的待遇，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现实啊。然而我却没有失望，也没有停止追求上进，而是不停地向少先队组织（当时又叫红小兵组织）递交申请，向组织表示决心，接受组织的考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重在自己的表现嘛。

        为了加入少先队组织，我积极响应学校“割草积肥，支援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号召，先后割青草五六百斤，积肥一百多斤。说起割青草，对我这个不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镰刀不会使，常常要把手指划破，以致鲜血长流。而积肥的滋味就更难受了。那路边、山上的狗屎，臭气熏天，我却要一手提一个竹篼，一个拿一个竹夹子，把它们搜集起来，送到生产队去，支援农业生产。那狗屎的臭气，常常令我一阵阵恶心、干呕不止，但我却得咬牙坚持，因为老师说过“狗屎虽然臭，思想却要红”。

        学校要扩建教室，我便主动报名参加义务劳动，与众多的师生们一起，跋涉二十多里山路去搬运木料、砖瓦。要知道，我家里也是很难得打扫一次地下和屋子的，承担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不能叫苦，还得表现出“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的干劲来，使自己能经受少先队组织的考验。学校修建球场、教室，要打“三合土”（石灰、煤灰、砂石）时，我还到处去寻找煤灰、砂石，并将搜集来的煤灰、砂石1000斤左右，独自一人一担又一担的挑到学校，从而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真诚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改造了我的灵魂，提高了我的阶级斗争觉悟，终于在1974年12月31日被批准加入了少先队组织。这极度的兴奋，竟使我当晚辗转难眠，当时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今天是1974年的最后一天，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幸福地加入了少年先锋队组织，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向党和毛主席保证：要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掌握好革命的本领，将来要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那时的我是多么单纯和执著啊，面对不公平的待遇，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被排斥在自己的组织的门外，我没有灰心丧气，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执著地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奋斗。正是这份执著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上进心，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由一个乡下孩子，成长为一家企业报编辑、记者，还获得了高级职称，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抚今追昔，不由得使我更加珍惜今天政治清明，尊重人格，没有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面向未来，我将继续保持那份执著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上进心，在人生的征途上不停地奋斗着，直到永远。

2022年9月27日。

作者介绍：  龚飞，男，四川泸州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笔名公明、于荷。高级政工师、记者。1963年2月生于泸县金龙乡（今龙马潭区金龙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市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泸州市江阳区政协文史研究员。四川省首届“书香之家”推荐活动入选家庭。曾担任长江液压件厂暨长液公司《长液报》责任主编，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信周刊》编辑、记者，泸州市总工会《泸州工运》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