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诗词文学社优秀诗人风采：

克然木.依沙克

（中篇小说）第一部分

儿童时代

作者/克然木.依沙克（新疆）

据父母讲，我于上世纪的五八年秋收季节（天山北部乃愣格草原原红山口村的秋收在9-10月）在伊吾县前山区公所在地红山口（鸣沙山以西一公里处）村出生。母亲说我是早产儿，前山红山口的小麦8月中旬成熟开镰，那时是集体劳动，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有劳动能力都一律参加集体劳动。那年母亲怀着我参加秋收割麦劳动，那一天她骑着毛驴，前往麦田，在田边驴失前踢，母亲从驴背摔下，手中的镰刀扎进了母亲的大腿，顿时血流如注，幸好旁边有人把母亲送回了家，那天夜里不到月份的我出生了，比预期早。所以，我从小体弱多病，我姥爷对的存活没报希望，便宰了两只大公羊特意给我办了满意月宴席。少儿时我比同龄娃娃矮一头。父亲依沙克·阿培孜，母亲塞提汗·贺加买提，两人是堂兄妹，可以说是包办婚姻，我爷爷36岁去世。解放前夕，我老爷贺加买提作主就把自己的唯一女儿塞提汗嫁给了我父亲依沙克。

解放后，我父亲参加了工作，选送到乌鲁木齐学习会计，回来分配在伊吾人民银行工作。父亲后来调前山牧场农行分理处，又调牧场，2000年去世。父亲兄妹三，妹妹泰坎汗也是由其叔叔贺加入买提（我姥爷）包办嫁给堂哥阿不杜热衣木，姑姑泰坎罕开始在国营第四种羊场务农，后来被派学习妇产技术，当了一名牧区助产师。姑父阿不杜热义木分场做保管，后来任分场场长至退休。他们终生未育，抱养一男一女，男孩成家后不久因病去世（42岁），女儿现为伊吾县前山牧场职工。姑夫因病1998年秋去世，姑姑2009年去世，叔叔斯马义从小体弱多病，一直是前山牧场牧工，生育6个孩子，1984年因肝病去世。记得不太清，大概是我5岁左右吧，我父母经常吵架。父亲常在外，是因为工作还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母亲是一位老实勤劳的农村妇女。60年代我们住乔鲁克爷爷家的东屋（一间），屋里盘一个大炕。我们兄弟俩，弟弟阿皮孜（后来改名为依米提）二-三岁，刚刚学会走路，父母动不动就吵，有时还大打出手。吓得我们直哭。不知是哪个年份，听大人们讲，我父母离了婚，我也不知什么叫离婚，反正，妈妈带上弟弟走了，也不知去了哪里，我跟父亲搬出了原来住的房子，在场部附近的一间土坯房（兼办公室）住，父亲有一个长方形木箱，箱里有一杆黑色的长枪，可能是用于保护银行的钱。房子门锁不严，叫江扎克的哈萨克精神病人常打开门进去偷父亲的糖浆药。惹得父亲大发雷霆，但人家是精神病，喝了又能把他怎么了。父亲说，喝死咋办，把人喝死了，那可麻烦就大了。

江扎克其人：哈萨克族，据说：他们一家从阿勒泰逃难到甘肃兰州一带，动乱中江扎克与家人走散，流浪兰州后母虐待之苦。步入青年时代后考上中专，学得本领，先后在县级党政机关做翻译、领导......。真的拿上笔了。到1968年，江扎克背部出现了一个大包，不能直腰，精神已完全失常，平时念念有词，手里捧不离，走到哪儿笔划到哪儿，尤其是冬日里，在雪地里写下一连串的文字。常穿一件羊皮袿、皮裤。场部专门给他一间房子住，安排吃国营食堂，但他不住给他的房子，在农站机房堆放“六六”粉的角落做“窝”住，怀里揣着一大堆烂纸，书籍之类的东西。他精神有所正常时，讲他在兰州，在部队的事儿，喜吹唱维吾尔民歌“阿思古丽”、“阿娜尔罕”，苏联民歌。他虽然精神有病，但从不招惹孩子们，与孩子们和睦相处。江扎克说起来的确有点“文墨”。当时总场办公室整日人不断。常遇到有人向江扎克问不认识的字或不会写的字，尤其是遇到“文言文”、成语、古语，请教江扎克，有人感叹道：可惜了，如果是正常人，他可是个人才啊！在前山牧场无人不晓的，带有精神色彩的江扎克在人生风风雨雨的冲击中艰难的走完疯疯颠颠的、可怜的一生，在上世纪的80年代，在自己脐血滴下的玉勒贵安静地走了！儿时险情三次，有惊无患，今忆后怕记得，父亲在叫总场的一个地方上班，常数钱，可能可能是跟钱有关的工作吧。父亲当时有一匹大黑马，常骑马下分场，这马可通人性了，父亲如果去远一些的牧点。回不来，马又没草料，便把鞍具捆绑好后放回家，马会回到家门口嘶叫或踢门板，家里有人就会出来把马牵进马棚里。有一天下午时分，我去父亲的办公室，他让我把马牵回家，我说我要骑回去，父亲依我，便把我抱上马背（当时有马鞍），我没等坐稳就用手中的细条抽打了一下，马立即奔跑起来，父亲一手拉着马僵绳，一手紧紧抱住我，受到惊吓的大黑马狂奔至村西头的大菜园下面的草滩，父亲如果一旦松了手，后果不堪设想......说时快那是慢，父亲索性把我从马背上一把拽了下来，顿时天昏地暗，我好一阵才回过神......这次险些丢了小命。

还有一次，我父母离异后的某年某月，父亲把我送到姑姑家里，当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是学习过分用功，还是其他原因，患上脑痛耳聋的毛病。父亲送我到伊吾军马场医院治疗，医生确诊以后，开了些药回家服用，们亲把我留在军马场场部松树塘亲戚家。大概半个月以后，父亲接我来了，来时还专门给我带来了一匹马、我们从松树塘往四分场赶路时，已是下午了，我们行至鸣沙山附近时太阳已落山，马儿在踏着碎步行进，父亲哼着歌儿相并而去。突然，我骑的那匹马蹄被什么东西缠绕上了，马撩了几下后蹄便在草滩上飞奔了起来。鸣沙山一带地势凹凸不平，还处处有积水坑，马很容易失前蹄。马突然惊跑，我在马背上吓愣了，就像一尊木偶，一动不动地抓紧马鞍，脑子一片空白，风儿嗖嗖地从耳边吹过，眼睛已充满了泪水，是吓出来的，还是风吹出来的，不得而知。父亲也不知落在了什么地方，马跑到一座小桥上停了下来，已经到了红山口村，有两三家已点了灯，我这时才深深地吸了口气，转过身子往回看父亲在哪儿。不大一会儿父亲赶来了，他没等马停下，跳下马把我抱了下来，好一阵儿才说话，问我有没有事。不幸中的万幸，我逃过了一劫。

第三次60年代的某一天，场办公室挤了很多人，父亲忙工作，我也不知啥时候也挤了进来，进就进了，手脚却闲不住，一会儿动动这个，一会儿挪挪那个，反正不使闲，我的贼眼不知啥时候盯上桌子放着的大头针，索性从盒里取出数根便放在嘴里含着玩儿，突然一根大头针被我咽了下去，我一下急了，赶紧给父亲说，父亲放下手头的工作，赶紧摸我的咽喉，一会儿摸肚子，有人催我父亲赶快送医院，我当即被送往场医院。医生看了看后说，没办法，只能送大医院开刀取出针。父亲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不知所措。这当儿场领导于叔叔进来了，知情后，给你父亲出了个招儿，用淹制韭菜拌练过的猪油，饱吃一顿，会把针排出去。于叔叔叫人去他家取猪油，艾买提叔叔送来淹制的韭菜，这个办法确实管用，这次也是大难不死。儿时的三次惊险经历，让我现在都有些后怕。有言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着眼现在的我，的确有福享不尽，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上了中专升造大专，进机关。儿女成家立业，我退休后被哈密地委宣传部聘为媒体审读员，为党的宣传工作献余力。儿时民族情国营伊吾县前山牧场第四分场，是位于天山北坡的一个小山村称石磨沟。

60年代，第四场是伊吾县培育细毛羊的种羊场，由维、哈萨克、回三个民族组成。全村靠小磨沟的一眼山泉吃水。居民似乎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往来，当时的分场领导是叫刘福的叔叔，还有一名叫杨寿司（音）的一家，后来在村里办小学，他是首位老师。到60年代中期，从内地迁来部分中、青年。据说一部分是支援新疆建设的，一部分是自流进疆，投靠在疆的亲朋。我们的分场也迎来了十来家移民（建设者）。当时，村里十分热闹，人们奔走相告，给新来的客人们腾出房屋，给他们送去生活用品，我们一帮孩子，找客人们的孩子们玩儿，但语言不通，只能靠手表达意思。

客人们到来，给我们的原本死沉的山村带来了生机，人多了，娃娃们有了新的玩伴，大人们也常找客人们聊天消磨时间。汉族朋友们常给我们的大人们讲自己家乡的事，他们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懂得东西多了，直听的大人们唏嘘不已......。我们这帮孩子从家里拿出奶制品给汉族小朋友吃，汉族小朋友也从家里拿来口里带来的糖果之类的东西给我们吃，不长时间，我们相互学会了语言，口里来的汉族小朋友们，灵性好，很快学会了维语、哈语，大人们也学会了日常用语，没多长时间，他们入土随乡，学会了挤牛奶，制作奶制品，学会了打馕，打出来的馕不比当地人的差。村里有位叫田守才的孤寡老人，祖籍江西。到我们这里以后，看好大石磨沟一片洼地开造了一处菜园子，种下了白菜、韭菜、萝卜、葫芦等蔬菜，我和几个淘气的娃娃常摸进菜园偷吃老人的萝卜。一旦被老人发现就追，追着了也不咋地，只是教育教育，再采一些成熟的菜给我们，让我们带回去给家里，以后想吃了从大门进来，爷爷给你们。在四分场这块贫瘠而富有希望的田地里，不同的民族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共同享受阳光温暖，不是一家胜似一家。那个年代，过年过节，相互拜年，娃娃们一到夜晚一起玩捉迷藏，玩羊骨，冬天雪地追兔子、滑冰，其乐融融，幸福无尽。娃娃们玩累了，遇到谁家就睡在谁家，饿了就在谁家有啥就吃啥。七十年代中期，孤寡老人田守才去世了。

那时分场大多数汉族农工被调往淖毛湖农场开发土地村里只留2-3家上了年纪的汉族，安葬老人的事可就成了难事。当时村里玉努思队长的父亲阿培孜老人动员左邻右舍，维、哈族料理后事，把老人送到村东头的一个山包安葬了。我要上学六十年代初，我们那村只有一所哈萨克语小学，最高年级也就是小学五年级吧。村中央有几间破烂不堪、多处透风漏雨的土房子，南北向三间，东西向二间（其中二间是老师办公室），就是四分场小学啦。65年已开学，姑姑给缝制了一个小书包，我高高兴兴地背上书包去了学校，但是老师没接受我，理由是我太小了，跟不上。其实，我已到上学年龄，就因为发育先天性不良，比同龄的娃娃显得很小。无奈，我每天去学校，学生进了课堂以后，爬在窗外“听”课，成了“旁听”生，每节课都不拉，娃娃们放学回家，我跟着二、三年级的娃娃们做“作业”，“复习”功课，不到一个月32个拉丁字母我都学会了，算术课的加减法也会了。有一天，叫恰依扎的老师把我叫了进来，要考考我。首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母，我都认了下来，接着让我上黑板写字，老师念，我写，32个字母全都写了下来。然后，又出了几道题让我做，我也做了。老师被我感动了，他摸着我的头说，孩子，让你受苦了，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班的学生了，你跟二年级上课，一年级的课你都会了，好好学习，不要淘气。然后，又对全班学生说，你们都看到了吧，克然木自己学习，把一年级的课全学完了，你们当中光学字母学了两年都学不会。老师的表扬和让我正式上学的好消息，让我高兴的心都要从胸堂里跳出来了。

学期末，“六一”儿童节来临，我光荣地参了少先队组织戴上了鲜红的红领巾。慈母般的启蒙老师——齐瑞芳六七年，父亲给我续了新妈，托信儿，让我回达子沟上学。有一天中午，我玩儿完回姑妈家，姑妈正在忙碌着什么，她身边放着我整齐的几件衣服，还有她缝给我的书包。姑妈往一个布包里放一些吃的东西还有我的作业本、书本、语录本等。姑妈见我进来，把我叫到跟前，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这儿没得上学，你爸爸要把你接回去上学，明天马天和爷爷的马车要去达子沟拉面粉，他答应带你去达子沟。我一下懵了，我从未想过回父亲那里，我抱着姑妈哭了起来，我不去，我没爸妈，姑妈就是妈妈，不离开姑妈，长大了我养姑妈。傻孩子，你父母都健在，你不是孤儿，爸爸让你回去，也是为你好，这儿没有学校，读不了书，将来没文化怎么行啊，孩子。姑妈安慰道。不过说的也是，老在姑妈家呆着，没学校上不成学，老是玩儿，哪那儿成啊！姑妈见我不哭了，又说：孩子，你先去，到学校报名，回头我也去，给带好多好吃的，把你安顿好后回来，每个假期把你接回来，有人去达子沟给你带吃的。第二天我坐上马天和爷爷的马车去了达子沟。姑妈抹着泪送了我们好一大程，马天和爷爷一再劝她回去，姑妈才一步一回头地回家去了。此景虽然过去了50多年，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永生不忘。回到了爸爸新家。

父亲娶回了小他很多的新妈妈，让人难叫“妈妈”。管他怎么样，今后这就是我的家了。也有书可读了，这时已是六七年的年终。到学校报名，学校都说一个学期结束了，不招生，等明年跟新招的一年级的娃娃报名。这可急坏了我，我都读完了二年级，年龄早已超一年级的岁数，我缠着领我去学校报名的哈萨克哥哥木热提，想法子。木热提大哥正给一位老师说我的情况。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位留着齐耳短发，圆脸的女老师。这位老师和木热提大哥很熟，便问啥事，木热提把我上学的事给她说了，这位老师听完后，跟那位男老师说，把这个学生分给我的班，我会让他跟上班的。这样，这位女老师接受了我，第二天上课时，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我。克热木同学刚从分场来，已前没上过汉语学校，开始可能有些困难，希望同学们帮助他，冷双林同学学习好，克热木就跟你座，希望你好好帮助......老师最后把我的座位安排好后说。

这位慈母般的老师就是我的国语启蒙老师——齐瑞芳。大概一个来月的时间，我完全适应了新的环境，我们全班有十几名同学，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齐瑞芳老师得知我是重组家庭的孩子，不光在学习上关心我，常给我补课，还在生活上问寒问暖，每天早上来上课时，都摸一下我的衣服单不单，还不时地从家里带来饼干、糖果我从达子沟走出去，中专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调哈密市工作。2000年在商业处外贸局家属院见到了齐老师。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面，前些日子，通过达子沟同乡要到了齐老师在老家成都的电话，打了好几次才联系上，如果健康的话，明年回哈密来，争取见老师一面。

那次见面，老师得知我作了翻译，很是兴奋，她说：我知道你很爱学习，用功，将来有出息。语文老师——李玉忠语文老师——李玉忠（黑皮帽）记忆。我们小学班坚持正常的上课。我们班有位老师叫李玉忠，（当地维族人称他为黑皮帽，因为他常戴黑羊皮帽）。他在内地上过大学，学的是美术。不知为什么流落到达子沟这样的山沟，他给我们当了几年语文老师。因为他方言很重，所以我听昨不太懂，讲到兴致时嘴里冒白沫。主要上作文课。当时，除了我，还真的没有一个学生喜欢听他的课。我常到他家请他补课，他家住里外间土房，外屋是自己搭建的，挡寒用的走廊屋。里间放有一张床，家俱十分简单，有一张自己搭成的写字桌，上面摆着大学里学过的课，马思列思著作和毛泽东选集，我每次去他家他很高兴，也很乐意给我讲课，他常说：学生就得以学习为本，搞什么运动，娃娃们懂啥，现在不好好学习，不多学点文化，将来怎么养活自己。

他鼓励我，不要跟那些不爱学习的娃娃整天胡闹，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学文化，坚持写日记，有助于提高写作文水平。这样一位忠于职守的好老师，总是受到排挤打击。我们班的某一位同学在课堂上就跟这位老师打过架。一九六九年的某一天，他家突然起火了，所有家当烧光了，没过多久，他不再给我们上课了，据说，被开除了。李老师李老师究竟何须人也，我不作评论，他出身如何，根基怎样都与我们无关，有关的是他的为人，作人的原则，做事的态度，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契而不舍，任劳任怨，在逆境中生存的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

可以说，我现在能够从事文学翻译，能写一些文章，得益于李老师的教育。2009年的夏季，我有幸见到了李老师。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我给他送去了我翻译的几篇作品（中、短篇），老师见学生的成绩很是欣慰。老师对我的作品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并鼓励我继续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他从农场学校退休后，在哈密行署家属院里买了套房子，安度晚年，旦愿李老师健康长寿。

永远的榜样——陈泽渝老师“一九六八年，前山牧场也迎来了来北京、乌鲁木齐等城市的下乡大学生们。陈泽渝就是其中之一，北京财经学院毕业，从首都北京地来到了数千里之外的穷山沟，在这里安下了家。陈泽渝等知青年中有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生扎坎，兰州大学生艾维钢，乌鲁木齐各院校毕业生艾麦提、艾山、阿布列力木等。他们到了前山牧场不久被派到四分场墙墙沟队修涝坝。知青们吃住在野外，从事着超出自己体能繁重的劳动，工程结束后，他们回到达子沟（总场），分配到适合各自的工作。陈泽渝分配到学校当老师，艾买提在粮站，艾山、扎坎等在场部，阿不列力木在机耕队。我们升初一时，陈老师给我们上数学、政治、音乐。

我特别爱听他讲的政治课，他讲课讲一口北京普通话，抑扬顿挫，非常悦耳。他对每一位学生都一视同仁，爱生如子，有学生听不懂的，他都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补课讲解，从不见他不耐烦情绪，他非常喜欢跟学生交朋友，课余时间常和学生聊天，嬉戏。达子沟当时家家户户一到夏季上南山拉柴禾，储备冬天的柴禾，各家都几头，少的也有一头毛驴。班上的赵延庆、艾力、伊明尼亚孜、我，大班的王新民等放暑假就开始上山拉柴禾。陈老师也跟我们一块上山拉柴禾。他体弱力薄，体力跟本不及我们。每次我们帮他砍好柴，再一起给毛驴驮好，再一起出发，就跟上山玩游戏似的，非常开心，一路在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北京的事儿。当时，商店里很少卖笔记本，陈老师有几本红皮笔记本，我跟他要，硬是没要回来，他的字写得十分漂亮，我要他的笔记本，就是想要学他的字迹。他关心学生就像关心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无微不致。我是重组家庭的孩子，家务重，一度影响了我的学习成绩。我有那么几次连续上课迟到，陈老师下课后留下我谈话，没说几句，我哭了。老师耐心的询问我其原因，当时伊—哈公路达子沟段搞土方工程，我们家也承包了几十米垫方的活儿。爸爸上班，后妈干这个活，所以常把我也带去一块劳动，我年纪小，又体力弱，哪能承受那么重的体力活，还有家里挑水、劈柴、扫雪等活儿都由我完成，所以经常迟到，学习成绩也一下滑到倒数第六名。陈老师知情后，代表校方跟我的家长交涉，提出严厉的批评，孩子虽然你们生养，但是，他是国家的，你们没有权力虐待，我们要把孩子安排到学校住校生宿舍，在学生食堂吃饭。根据校领导的决定，我被安排在学生宿舍，吃食堂饭，没了负担，我很快赶了上去，又跨进学习前茅。我初中毕业后，没有上高中，主要原因是家庭条件不允许。我中专毕业，去伊吾上班时，陈老师已不在学校了，调前山牧场总场担任总会计，后又当了副场长......。陈老师不论在哪个岗位，从事什么工作都兢兢业业，忠于职守，耐得住寂寞，他后来调任哈密地区财政处处长、地委秘书长、地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自治区财政厅厅长等，他是我永远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