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上集记述了日本投降后，父亲加入了马共，并加入了马共领导的地方武装。与此同时，木场发展顺利。不久，马来亚内战暴发。由于叛徒出卖，被英马当局逮捕。出狱后被英马当局遣返回国。回国后即参加游击队……欲知后事如何，请关注本集。
②、全面铺开，大搞调耕运动
使全乡六七成无田耕，无地锄的贫苦农民有田耕有地锄，生活稳定，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新政府。这是父亲执政下决心最大，效果最显著的一件政绩，受到县表扬，发文推广全县。
下水剿匪结束后的十一月下旬，他带着伍润田、华协和我四人，先后跑了十八条自然村，走访了三十多户人家，接触了成百各类人士，听取他们对党、对政府、对生活出路的意见。发现解放后不少地主、大耕户解雇长短工，使不少人无工做，甚至无米下锅，情绪波动，甚至对党不满，对解放军有气，埋怨新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便下决心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出路，使他们有田耕，有地锄，消除其对党对政府的怒气。他认为这是巩固攻权的重要措施。
一九四九年农历十二月初二，是父亲四十七岁生日。他应祖母的要求，一早从乡府回来过生日。中午饭后，他问母亲我家耕田几亩？母亲报了数。他说：“可不可以留下大秧坎和龙禧那八亩，其余让给人耕？”母亲说：“根源跟你去了，只有亚庆在家，我家务繁忙，又顾耕田又顾海滩养蚝。亚婆又年老，只有大嫂一人。我打算留下大秧坎八亩岗地，六亩水田和门口四亩。余下龙禧四亩，十六份四亩，分别给松欢和寿林分耕。十六份的还有十四年期不用交租，月亮山二亩给松欢。橹木山二亩给李林，十六份的各人两亩，没有耕牛犁耙我们可以借用。这样，四亩田只交两亩田租，不愁他们生活不改善。”父亲听了没有表态，下午三时回乡府去了。
初三早上，我回到乡府。只见父亲与润田、仕永、华协等四五人在讨论，我找地方坐下，听仕永说：“沙头冲村大，群众基础差，难以短期内解决。”华协说：“平山朗虽然土地多，可农会的威信不高，人们不大信任，也难搞好。”我见他们为难，便说：“依我看，全乡二十一个农会，较好的是华坑、大步头、小洞、黄坭井等四五个，干部工作尽心，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我认为，要搞调耕，得先有个影响，造成舆论。我提议可否在华坑开个头。”
我怎么提这个建议呢？因为昨天父亲同母亲的谈话，我就意识到他的主意，在他离家后，我即到农会主任钟日洪家，因为我还是农会秘书。他问有什么事？我便把想帮助一些无田耕、生活困难的人解决耕田问题向他说了，还说了我母亲的打算。他说他也有个想法，准备说服其父，留下十亩，退出十二亩。从他家出来，即拜访了李享元，讲了自己的打算，最后表示，把十六亩佃耕田全部退出来，留下十二亩自耕。接着来到李世奉家。两人谈开后，他说：“解放了，雇工是一种剥削，我准备明年不雇长短工了，留下围肚十亩自己耕，退出十四亩交还农会安排人耕。”因为我先做了工作，有个基础，故建议华坑先行。大家听了我的建议，一致同意。
十二月初五一早，父亲与华协回到家，叫我今日不要去乡府，帮他做点事。我问什么事？他说要召开农会委员会议，我即去通知各人。下午一时，会议开始，父亲讲话，他说：“华坑农会成立近半年，成绩是人人共知的。我已到乡府去上任了，我这个主席不能挂个名，我决定退出来，让日洪担任。今后不叫主席，要叫会长，日洪任正会长，不设副会长，大家意见如何？同意举手。”大家举手通过钟日洪为正会长后，他便把会议目的、意义和要求向大家讲了，指出已解放了，全村九十户人家，有近六十户无田耕，无地锄，过去靠打工度日，现在财主、大耕户不请工了，不少人无米下锅如何办？他还未讲完，委员李享元抢先说：“这点我也想过，唯一的办法是叫他们有田耕，我决定退出十六亩佃耕地给农会安排。”我母亲跟着表态退出三个土名的四亩和早年投冲得的十六份四亩不用交租田分别给松欢和李林耕。接着李世奉表态退耕地十六亩。会长钟日洪表态退出十二亩。大家表示帮他们解决耕牛犁耙种子。当晚就召开全村耕户会议。由于有人带头，不到两小时，三十个耕户中十九户耕田较多的都表示退耕，面积合计一百九十七亩，还表示让接耕者搭牛脚和包种子。父亲的心一下乐了，仅一天时间就解决了难题。可他哪里知道我已事先帮他做了工作呢？
第二天，十个委员，分成两个组，到无地户去串门，最后定下五十一户人领耕，最多的一户(主要人口多)耕到十二亩，最少的一户领耕三亩。全村到处议论纷纷，都说解决好，共产党好，华哥真正为穷人着想。华坑调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北陡上中下三洞，不少人来了解真相，四去后向农会提出学华坑。
十二月初八，父亲乘势召开全乡农会长会议，还在华坑请来五位领耕户讲体会，钟日洪讲了做法。最后提出各村学华坑，力争春节前完成任务。初九，他又到陡门，召开了中下两洞耕田三十亩以上的百人大耕户会议，请来华坑李世奉、李世光讲话，小洞的大炮和听了，当即表态把五十亩退出来由农会安排，村仔赵富也表示退耕三十亩。在他们的影响下，与会百人，有八十五人表态，计报退耕面积一千六百亩。就这样，到二十二日，全乡调耕运动宣告结束，领耕的无地农民占全乡无地户百分之七十多。北陡的调耕传入了十区府，二十六日副区长黄胜带着全区八乡乡长来到北陡，父亲向他们作了介绍，又带他们到山坳、沙头冲、华坑、小洞等村去访问调查。春节后，县府发文向全县推广北陡经验。
③、发动捐赠、扶贫解困
一九五0年农历二月初的一日，我和华协陪父亲到山坳村去，进了农会长徐贻道的家，见他无猪无鸡，问什么原因？他老婆说：“人都没饭吃，还养什么猪鸡。”又来到长工徐悦家，见他家什么都没有，随口说：“解放几个月了，还是什么都没有。”来到上村，进入徐元胜家，更惨，一家七口住在一房一厅坭砖屋，连吃饭的台都没有。一连走访了六七户穷苦人家。以后一连四五天，三人先后走访过大步头、山塘、那源、许屋、东边山、早禾石等六七条村，入了四五十户人家。二月十四日晚上同华协来到广源祥，同老板叶长盛谈到深夜。两人从敌情、社情、民情谈到商情，最后对长盛说：“我打算发动工商界捐款，帮助穷苦人解决养猪养鸡，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长盛出身农民，打过工，对穷苦农民有一定感情，听了父亲之言说：“我赞成你的想法，这是巩固新政权的根本。”表示捐五百元。连续两三晚，为此事先后走访了益丰朱成德，裕丰钟日荣，元吉伍沃永，他们都表示支持，带头捐款。后来又到陡门圩活动了两日，取得赵长根、赵田四、陈杰等人支持。回到乡府，请来了工商联会长钟衍庭，把自己的主意同他讲了，请他出头协助，衍庭表示大力支持。便召开工商联理事会议，副理事长赵田四、叶长盛、朱成德、赵长根等人带头捐款，共捐得一万三千一百元。会后，父亲又亲自召开全乡非商养蚝大户会议，母亲也参加了，报捐三百元，二十六户共捐得四千二百元，三户蚝豉老板共捐八百元。父亲的好友黄百英闻信后，无偿送来五十头小猪。仅用十天劳碌，共筹集资金一万八千多元(那时人民币未流通，都是港币和白银)，叫钟衍庭从小商贩中选出十人，指定沙头冲、山坳、小洞、早禾石、那源等村农会派人协助，又花了四个圩期共十天时间，分别到小江、横陂、新洲购回小猪一千一百头，加上黄百英五十头，共一千一百五十头，小鸡一万五千只，小鸭一万只，交付各村农会送去，使全乡一千一百多户两无户养上了猪鸡鸭，个别特贫户还养上两头猪。不少人在得到猪鸡鸭等后，流着眼泪，有的还跪在地上，向送苗人叩头，感谢共产党，感谢乡政府救苦救难，称父亲是人民的好乡长，今世不忘。
四月初(农历)，区府召开各乡秘书汇报会，伍润田在会上汇报了这个情况，与会人员听了感叹不已，大加赞扬。区长陈肇汉说：“只有他才想得到，做得出来，全区没有，全县也难找，真是个难得的好乡长。”
④、发布第四号《布告》，稳定政局
一九五0年农历五月初，为了配合二十团剿匪，巩固后方政权，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党和政府的威望，决定发布第四号《布告》。公布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宣布继续减租减息。减租的比例从原来的二五、七五提到三七。高利贷从原来三七提到四六。广大耕田人看了布告，都赞这个乡府真正是农民的好乡府，称李华确是个真心为农民的好乡长。山坳村的徐德，一家七口，是个特困户，这次接养两头猪、四十只小鸡小鸭，调到九亩田，按原租应交二十二担，这样一减，一年只交十六担就行了，估计九亩田，一年可收获六十多担谷，加上养猪养三鸟，便可脱贫。一日他对农会长徐贻道说：“不用一年我就从雇农变成中农了。”这一决定，鼓励了农民，却得罪了全乡的田主(约五十户)，成了一年后诬告他的一股力量。
第二个决定是收缴黑枪。根据平时的暗访，估计还留在私人里的黑枪不少于百支，七成还在对共产党解放不满的富人和社会上的流氓手上，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拿起枪来，同共产党，同政府，同人民对抗。胡维亮匪帮是个例证。也是新政权的最大威胁，非杀不可。于是就宣布限期十天内把私枪交给乡府，过时便作私藏枪支论处。这一公布很有效，不到十天，就收到机枪一支，长枪百支，各种短枪六十多支。成了第十区的先例。
⑤、甘冒风险，让农民欢度春节
一九五0年农历十一月下旬，在一次农会长会上，大家反映春节快到了，多数人养的猪和三鸟无法卖，卖谷也无人收，手上分文没有，都为过年而愁。会后，他带着伍润田、梁华协走访了盘江、那源、早禾石、马平咀、山坳等村，又在沙头冲召开了屠宰户和平时收生猪三鸟的小贩会议，大家反映北陡销售有限，又禁止运销澳门，所以无人敢收。
如何办呢？当初出于好心，如今不能让他们白养，余粮也要卖出去。便召开两圩十五个大商户会议。赵田四说：“农民利益应关照，但当地销售有限。比如生猪，原来的屠户都是定购了的，你与他们没有关系，想卖也无人收。”朱成德说：“如你敢担罪，我们就敢做。我个人的资金有限，但可以合资，收购运去澳门。如果这样，不用半个月就可以全部解决。”经过讨论，父亲表态，愿承担走私的罪责。决定分两大类收购，陡门圩由赵长根负责联络指挥，沙头冲由朱成德负责。还决定，每收一头猪缴二元，一只三鸟缴一角，一担谷缴五角给乡政府为管理费。这意见是赵田四提出来的，因为他深知乡府一年来向一些商人借了一些钱，估计有五六千元，要还债，所以提出这个建议。
农历十二月初三开始，到二十日止，全部收购、运销完成。共收生猪二千六百多头，三鸟近四万只，稻谷一千四百多担。农民得了益，欢天喜地，盛赞李乡长想得到家，敢担风险，救了农民。商人也赚了大钱，心满意足。乡府也得了小益，共收入九千五百元，还了一年来向商人借的六千五百元债务，避免后届负担，补发乡府四十三人三个月的工资一千三百元，每人发了三十元红包过年，余下近四百元以后用。父亲这一益民、利民的创举，半年后成了他被捕的大罪，不少人为他抱不平。
一九五0年农历四月初八，陈肇汉想起伍润田的汇报，便带其夫人郑女和张锦、罗如星等六人来北陡检查考察，一连三日，先后看了沙头冲、山坳、盘江、那源等村，访问了一些得到助养上猪和三鸟的农户，吃住在乡府。一日吃晚饭，陈肇汉问办伙食的许有，伙食怎么办得这样好，每餐两菜一汤、饭任吃，乡府有什么收入？许有说乡府一分钱没有收入，除了向商人借下的钱外，四十多人，每天吃的、用的全是从李乡长家拿来的。他听后觉得奇怪，怎么一个家有这么大的财力，难道是个大地主、大富翁？决定亲自去看看。第二天便对父亲说，我准备到华坑村去搭船回区府，顺便到你家行行。午饭后，父亲叫我带他们起程，二时来到我家，母亲接见，大家坐下。陈肇汉问母亲耕多少田？母亲报原来耕二十二亩，今年退出十二亩，养有六头猪，一年卖两批，还有七八头耕牛，滩上养近五十亩蚝，每年冬季都有收入。谈到近四时，陈肇汉说：“现在潮退，我们在你家吃饭再走可以吗？”母亲说：“好呀！请都不到。”在陈肇汉和母亲一问一答中，机灵的郑女找到我爱人带着，看了南房又看北房的阁楼，见到堆满谷，地下大堆小堆蕃薯。回到中厅，便问母亲：“大姐，你们只有四五人在家，堆满两阁谷，吃到何时呀？我们一个大那那的区府，百多人出入，差不多连米都无得下锅，可不可以借二三十担我们解决一下困难？”母亲听了无意中回答：“你们要多少就担多少吧，乡府每十天半月就来担一次，还要借钱，我都没有同他们计数。”可郑女当真说；“现在青黄不接，暂借二十担解决一下。”适时二弟从老钟佑蚝厂结数回来，对母亲说共八百八十元，把钱递给母亲，陈肇汉见了问：“是卖蚝的吧，能不能借几百元我们应急，已三个多月了，县一分钱都没有拨下来。”母亲又无意中回答：“全借都行。”讲者无意，听者记心。张锦开声问母亲要麻包装谷，引得一家人哭笑不得，又不敢否认。
吃过晚饭五时多，黄连夫来叫准备开船，母亲只好叫二弟去叫来七八个人抬谷到码头上了连夫、朱万两条船。临别出门，郑女问母亲：“大姐，你答应借钱呢？忘了吗？”母亲没有回答，回到房间，从二弟给的那钱包取出八叠递过去说：“八百好，留几十元零用。”郑女接了钱，陈肇汉叫二弟随船，他写回借据。那是一九五0年四月十三日，二弟带回一条区府盖章，陈肇汉签字，写着“借到华坑村陈瑞榴稻谷二十担、港币八百元”的借据回来，成了我家第三次对革命支持经济的依据。
一九五一年春节过后，新历二月十日，有职务的人集中在大楼二层会议室准备开会研究春耕工作。守门的梁长佑走进来说：“从这个月起，我们改为供给制了，不用再到李乡长家去要钱要粮了。从一九四九年(指新历)十一月起到现在，计有十四个月，我们取了多少钱，吃了多少粮，还有建乡队时买枪支的，都应该有个数，给他们写回借据，好以为凭，就算我们将来离开，好让下一届政府偿还，才能对得人住，对得天地住，对得良心住。中群，你表个态，作出决定，抓紧办。”
长佑伯的提议，一下轰动了整个会场。陈来好说：“佑叔提得对，我早就有这个考虑，人家的钱粮不能白拿，俗话有借有还，收条也应该写回。所以从第一次起，我就用小部记上时间、数量。”讲完即回房间取出小本，伍润田看了说：“恐怕你去得最多，共十四次，有没有记准？”高老尿说：“我也记得有。”即回房间拿来一叠笺纸，记着带队去取粮钱五次，最多一次，七八人担回五担谷，还借四百五十元港币。伍仕永说带人去过四次，但没记数。梁华协用手拍着脑袋说：“怎么我不想到这一层啊！我带人和单独去不少七八次，等我想想。”最后陈中群伍润田说：“好了，生产、工作放后三两天讨论。老伍，明日就同大家一起回忆，力争三天内处理好。”父亲想说什么，陈中群说：“不要阻止了，此事我作主。”
二月二十一日，一张写着《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北陡解放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止，一年零三个月，北陡乡政府为维持政权巩固和解决四十三人的日常生活及工资，先后三十三次派人到华坑村陈瑞榴家借取稻谷一百一十八担，谷价计十七元一担，共二千元，借取现金八千七百元，另买枪支建乡队一千三百元，合计一万二千元(港币)，特立此据，由北陡乡政府承担偿还》，乡府盖章，陈中群签字，陈来好、梁华协、陈尿、伍仕永等人签字作证的借据，由梁华协送到我家交给母亲。
9、被错判劳教
春耕春种宣告结束了，那是一九五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区府召开正副乡长、秘书、武装队长会议，陈中群、父亲、伍润田、陈尿参加。会上，陈肇汉传达县委指示，说县委决定，对乡一级进行整顿，主要是对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总结建政以来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表扬好的，批评错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最后缩减人员，每乡编制定为工作人员，连正副乡长在内为五人，乡队十人，实行供给制，余下的一律回乡生产。还说县的试点下月初结束，中旬(指农历四月)工作组开进各乡。要求大家积极配合搞好整顿，迎接土改，会议开了四天。
一九五一年新历六月三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北陡乡府来了十位钦差大臣，领队是一位叫黄国明的连级转业干部，他在县公安局任股长。他们到后，同正副乡长打了招呼，什么都没有讲，十分傲气，乡府人员十分不满。第二天就分头到各村去搞调查。白天去，晚上回。据他们接触的人反映，重点是调查正副乡长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工作表现，平时依靠什么人，有无违反党纪政纪行为。他们的行动，中群和父亲及乡府人员已意识到他们是来整人的。中群对父亲说：“看来其重点是来整我们两人的。”直到七月十二日，他们回到乡府召开会议。除伍润田外，四十二人参加。
会上，姓黄的讲话，在一年多的政绩上，他略带过去，大讲特讲缺点错误，什么放走土匪头子陈张玺和地主恶霸，大搞走私，包庇不法商人，受贿、贪污等等，点陈中群和父亲的名，责令两人彻底检查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他还未讲完，忍不住的梁长佑站起来大声质问：“黄同志，照你的讲法，一年多来，我们一点成绩都没有，功劳更没有，你有没有讲错呀？有没有怨枉我们呀？我提议把全乡的农会长、文书、民兵队长、每村四五个农民请来开个会，你们不要讲话压人，乡长也不讲话，由我出头，叫他们总结北陡乡府一年多来的工作成绩、缺点，既讲集体的，也讲个人的，以他们的总结为标准，不以你们偏听偏信，以整人为目的的意见为标准。请你表个态。”
他讲完，除陈中群和父亲不开声外，整个会场都嘈开了。伍仕永质问：“我问你，你们在沙头冲活动一个月，有没有进过黄长能、伍长存、伍锡远等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的家呀？你们天天到周有惠、伍水满家去做什么？还集中他们和伍赞宇、李德志等人在周家关门七八天密议什么？你讲。陈珠顺罪大恶极，是我们枪毙了的，你们到他家去召齐其兄弟妻儿做什么？伍任平也是我们杀的，你们成七八日去他家又做什么？不进好人门，专登坏人家，是共产党干部的所为吗？你们立心整人，为地主、恶霸、土匪报一箭之仇。好，我不干了！”说完便愤愤地离场，以示抗议。跟着，陈彬、何池两人异口同声说：“这样不讲理，埋没人功劳，乱整人的会议不参加了，回家耕田。”说完也离场走了。
会上只剩下两个乡长、长佑父子、高老尿和煮饭的徐明。高老尿见此情况，站起来说：“我这个乡队长，在两位乡长的领导下，一年多来，为巩固政权，出生入死，同顽匪日夜斗，连家都不顾。现在土匪没有了，政权巩固了，天下太平了，无地农民有田耕了，生活改善了，人民安乐了，没有仗打了，我也无兵带了，回家种田去。”说完从身上解下手枪交给长佑，回房拿起行李，出门去了。梁华协见了站起来大声说：“华哥、群哥，走吧，他们不讲理，偏听坏人诬告，生事造非，埋没我们一年多来为巩固政权艰苦奋斗的功劳，无中生有，把好事讲成坏事，把好人当坏人，给人乱戴帽、乱定罪，让他们执政算了！”说完也回房间拿行李跟高老尿走了。煮饭的徐明也走了。姓黄的见势不妙，宣布休会。整个乡府只剩下两位乡长和长佑三人了。这一晚，乡府无人做饭了，父亲等三人到仕永家去吃，迫得这班整人的钦差自己动手煮，自己吃。
第二天中午，山坳徐贻道带着十多人来到乡府，要求工作队讲请道理，怎么把好人，好乡长打倒。徐锦的老婆痛哭大骂他们狼心狗肺，说：“共产党解放了我，李乡长给田、给猪鸡，使我有田耕，有地锄，有饭吃，你们今天来把我的饭碗抢了，我同你们拼命！”闹到四五时，他们关起铁门不敢见。晚饭后，沙头冲伍长存又带着十多人来问罪。他们都不敢见。到晚上九时，商人冯贤乐带着八九个商人来到大楼，梁长佑开了铁门，他们上到二楼，对着姓黄的直追，质问怎么把商人响应乡府扶贫解困号召，捐款给全乡“两无户”解决养猪、养三乌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行为说成行贿，问得他们无言以对，无言可答，才愤愤离开。稍后，他们估计如此下去，难以落台，无法收场，便派姓张的带着一人，于七月十四日一早，雇船回深井向区府和县公安局告急。十四日中午，工作队在吃饭，盘江村的何伯祥、田寮村的许锡、早禾石村的赵广带着三村共三四十人来到乡府，直冲到食堂，何伯祥问谁是姓黄的，忍不住气的赵广大声问：“我问你，你们作为调查，怎么不进我们的门，到黄坭井去找几个吸人血汗的有钱人讲神讲鬼，生事造非，想把我们的好乡长打倒，让他们上台，再压迫剥削我们，你讲！”许锡问：“你们知道吗？日本人来，陈中群不顾家，带着村中几个青年参加了广东抗日军，打败了日本仔，还参加了共产党，胜利后又参加了游击队，四五年来，出生入死，打败国民党，解放了人民，出任乡长，又带队配合解放军消灭了土匪，保卫了新政权，你怎么半句不讲，反给他定下八大罪状？讲！不讲清楚，我就磨你头！”
已忍了很久的何伯祥指着盘江的十四五人，追问姓黄的怎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人民生活疾苦，为贫苦兄弟着想，帮助穷人排忧解难，改善生活的好乡长打倒，给李华定下八大罪状，你们的目的何在！难道李华动员耕户把田退去部分，调给无田耕无地锄的贫苦人耕是犯罪吗？他发动商人捐款，帮助两无户养猪养鸡，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也是犯罪吗？坚持减租减息又是犯罪吗？问了一连串，直缠到下午四时才离开。姓黄的觉得这样下去，很难收场，又派出一姓雷的(是副队长、公安局的副股长)和一姓邡的(是县财政局职员)于十五日回深井第二次向县区告急，当晚回北陡。十六日晚上，回顾了进驻北陡一个多月来活动情况和对待两位乡长的情景，想到自己密访过一些人，听到的都是赞扬乡干部为民着想的事迹，觉得这样对待他们太不公平，决定以请假为名，离开此地，便到长佑房间，倾心把全过程告诉了梁长佑。十七日一早就雇船离开沙头冲。
就这样，一直拖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农历六月十二中午，县公安局和深井区府共十多人，乘着专船来到沙头冲，进入乡府，同黄雷两人打了招呼，即叫来陈中群和父亲二人，除了宣布他们执政以来犯下八大罪状外，还加了一条煽动群众造反罪，展示了陈肇汉签字的逮捕令，把两人铐上手镣，押离乡府，乘船回深井。
二十七日，回到财政局的邡强，得知公安局出头捉了北陡两位乡长后，记起在去北陡前，局长余柏对他讲李华是个好干部、好乡长，叫他到北陡后代他向他问好。便去找到余局长，把北陡工作队在北陡整顿的全过程和自己看法向余柏说了。余柏说：“运动搞错了，捉错人了。”即打电话去深井找陈肇汉。
父亲和陈中群被捕，北陡乡府名存实亡了，梁长佑第二天也提着行里愤愤地回家去了。由于邡强向余柏作了反映，北陡事件很快就传遍了全县，到处议论纷纷，传到县长谢永宽耳里，立即召开县委和各区长会议，宣布整顿工作结束，工作队撒离回各单位，所有被捕的干部交县区委复查定案。可是北陡事件，由于公安局经办，终成历史怨案。
父亲在押期间，同陈中群住在一个房间，没有床，用稻草铺地，一连十多天审讯，他们坚持表示一年多来的工作，对得党住，对得人民住，只有小错，没有大错，不承认那八大罪状。后来改为单独审讯，审讯室分别在工商联地下。天天如此，一审就骂，骂完就打。工商联主任陈国生见父亲日日被骂，时时被打，打得满口满鼻都是血，血流满地，眼肿鼻肿，陈中群也是如此，十分难忍。一日到区府去汇报工作，对陈肇汉讲了审讯人员乱打人，迫供讯之事。陈肇汉当即叫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说：“这样怎么行呀，案未定，刑未判，他们还是同志，一乡之长，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不能靠迫供讯吃饭。”第二天就换了那个审讯组，开始给父亲茶水喝，不打骂了。可陈中群还是照样打骂。
陈肇汉改变对父亲的审讯，还有一个原因是陈希民从都斛给他打了电话，叫他防止对李华的迫供讯，说李华是个好人、好乡长。余柏与在赤溪做县长的曹兴宁分别给他电话，叫他不要把好人当坏人打，加上他爱人郑女多次提议李华和陈中群应当分别对待，使他想起在困难时期，他家热情帮助区府解难的情景，自己也曾亲口讲过李华是全县、全区难找的的好干部、好乡长，但他又不愿改正自己签字逮捕的错误，只好对公安局负责办案的人说：“北陡李华的案你们不要管，不要审了，由区府处理算了，原审的材料一律交回区府，不要上报了，他不可能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因为他是区委书记兼区长，握有生杀大权，审案人不得不听。就这样，对父亲的审讯停止了，成了个等待处理的闲人。
大约过了二十天，一日深夜，陈中群被押回宿舍，平息后对父亲说：“估计明天我就要同你告别了，可能押上台城判刑，是死是活不得知，将来你出去，就告诉我家，叫他们另寻出路。”由于全县的整顿运动太左，怨枉了不少好人、好干部，引起各地群众不满，不断到县上访。据后来公布，这次运动，错杀八人，判二十年以上徒刑的二十四人，十年以上的三十六人，在押二百九十六人，都是正副乡长、乡队长、文书。这些人后来以思想教育为名，分别送各区劳教场劳动改造，拖到一九五三年底才释放出来，成了台山解放后最大的冤假错案，给人的印象最深。
一九五一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新历十月五日，父亲与十区在押的六十二人被送到设在小江的劳教场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五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新历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劳教场宣布撒消，才作无罪释放回到家。历时两年零五个月，过着受人管制的劳教生活。
父亲的被捕株连到我。一九五二年一月，粤中军分区改编，撒消十八团。那时我在十八团一营营部任秘书助理、副排级。改编后，我被调到教导大队学习，编入五中队，任分队副。二月下旬，部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的老乡李光煊收到家信，提到我父亲被捕，乡府解散之事，在中队打虎小组会上，他透露此事，组长刘新欢反映给中队指导员朱参，朱参说：“是个新苗头，有其父必有其子，他解放前在农会做过干部，同赖华、张广才一样，他们是大老虎，李志略还不是漏网大老虎吗？打！”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在中队会上，宣布撒消我的分队副职务，限三天内把贪污、受贿、放跑地主反革命的行为交代清楚。就这样，从三月七日起，到五月二日中央下令停止部队“三反五反”运动，一共斗争了五十四天，拳打脚踢没停，连国民党没有的跪碎石、金鸡独立、坐老虎凳、吊飞机、下水牢等刑罚都受过，还有三分之一时间带着十六斤重脚镣赴各种会场，逼打成大老虎和双皮老虎，致我严重内伤，抢救过两次，至中央令下才解放，送疗养队进行特殊治疗三个多月才恢复身体，编入到四十二军一二五师工程营当战士，一九五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复员回家。
自从父亲被捕，年过七十的祖母，没有一天干过眼泪。特别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初六，巫国章受一九五0年到北陡剿匪的二十团副政委王凤林委派，（王政委当年到过我家，认识父亲和我，现在是教导大队副政委，他的爱人是大队卫生队护士组长，我第一次被打失去知觉临危送抢救时被她见到，下班告诉了王凤林。）秘密带人来调查真假，在弄清是假虎后来见母亲。祖母得知孙仔在部队被打坏了，哭得更痛心，长达两年多，终于把儿子和孙仔哭回来，可她已哭盲了，直到一九六一年去世。
未完待续……
五、坚强的母亲……
作者简介：
李志略（1930一2019），离休干部，17岁参加游击队，20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转业地方后一直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是优秀党务工作者。本回忆录历经多年，由10多本日记整理编写而成。内容丰富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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