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昨日立春,我发感慨:“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愿一切美好如约而至。”果然,仿佛是春天的诗笺,七宝贤弟关于我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一一苏轼与赣州》新书的阅读评论,荷着第一缕春风翩然而至。显然,这是一个与我及我的新书有关的如约而至的美好事项。七宝贤弟乃重情重义之人,自十年前在南昌的一次乡贤聚会相识后,他便对我尊重有加,视我为老师,真诚邀我审读他的小说《丰收》及参加其作品座谈会,还年年不忘让人寄来家乡的黄元米果和脐橙,年年岁岁,情怀不减,这种来自家乡的滋味浸润我的灵魂,令我挥之不去。七宝为人厚道质朴,勤奋好学,年轻有为,我视之若贤,每每让他帮我做些新书出版前的审校工作,也每每至昌便会想起邀上他和朱强诸友小聚一下。一来二去,交往益多,友情益深,彼此便成了忘年交。
及至去岁八月,《苏轼与赣州》一书问世,引发全国各地苏学专家与东坡文化研究者广泛关注,一时间,诸多师友多有评论,七宝贤弟也慨然允答书评。尽管后来我已分别告达诸友“书已售罄,暂停书评”,但出乎意料的是,七宝贤弟一直铭记承诺。虎年春节期间,竟让妻携儿去朋友家居住,腾出时间与空间,供自己疾书成文。七宝告诉我,在阅读我的新书之前,对苏轼知之甚少,他硕士是学历史的,所以有了一个写作习惯,凡是下笔之前要做充分的研究,所以读了我的新书两遍的同时,还到中国知网查找了许多文献,上网搜索和苏轼有关的文字、视频资料等,还专门买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作阅读补充,后面又回过头来阅读我的《苏轼与赣州》,这才敢下笔。诚哉美哉!此情此义,其意义已远超越文之本身,令花甲之年的我感奋不已,遂记之,以为谢。
文瑞20220年2月5日于浦东
为赣南大地专情书写
一一读文瑞先生《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有感
刘七宝生
龚文瑞先生是赣南历史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先生为赣南大地的专情书写,总是唤起我们心灵深处的故土情怀,每每读完先生的作品,都让我有一种“说走就走,回赣州看看”的冲动。《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以下简称《苏轼与赣州》)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流畅的大散文写作方式,重现了东坡大学士与赣州的不解情缘,再现了一位颠簸流离的顶流文人的平民生活。作品既为赣州宋城历史文化的高度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学界苏子文化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苏轼是我国古代文人的一枝独秀,具有和传统文人共同的特质,既写意生活,也关心政治,情系国家。又有他的独特之处,他豁达豪放,仁者爱人,亲近土地。乌台诗案之后,特别是定州之后,苏轼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被一贬再贬,最远贬至海南儋州,可谓到了人生的最低谷,经历了夺舟、病痛、妻亡等诸多不幸,在这样的情况下,铸就了一位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大学士。然而,苏轼与赣州的故事,却少有人提起,有一些问题也存在争论,《苏轼与赣州》作了精准的“补位”。
一、以史料说话,讨论学界关心的话题。《苏轼与赣州》的写作历时五年,作者在实地调研的同时,参考了60余部史料,去论证和厘清了一些问题,可以说整部作品是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比如南康与南康军。看字眼解释,很多人容易将二者混淆。作者参考了《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一,得出我们常认为的南康县隶属于赣州市,而南康军为北宋时期设置,实际管辖范围包括星子县、都昌、建昌(现靖安)。借此机会,作者还对南安县与南安军、桂阳县与桂阳军、郁林县与郁林军等做了分析。在写到苏轼进入赣州时,作者对读者十分关心的“十八滩”做了详细的论述。历代的《赣州府志》对“十八滩”的记录略有不同,《万安县志》记载的十八滩与《赣州府志》又有不同。十八滩,九滩隶属赣县,九滩隶属万安,滩滩相连,汹涌无比,险现环生。这也就有了杨筠松“赶花猪”,虔州太守赵抃治滩,苏轼过滩的故事。其中,十八滩中的“惶恐滩”充分说明过滩的危险性,因此衍生了附近滩师和纤夫的职业,也有了《东坡与赣江十八滩》一文,以及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千古绝句。苏轼与虔州的结缘,作者在《苏轼与孔宗翰》《苏轼与天竺寺》两篇文章中做了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一是因为父亲苏洵,二是因为朋友孔宗翰。苏轼12岁时,苏洵从虔州回到家乡眉州向他讲到了天竺寺有白居易的亲书《赠韬光和尚天竺寺诗》,令苏轼十分向往。孔宗翰是孔子后裔,苏轼与孔宗翰常有诗信往来,两人的密切交往,促成了苏轼的《虔州八境图八首》诗,也让“虔州八境”名扬天下。《苏轼与赣州》还对北宋虔州的“虔州八景”或“虔州八境”问题进行了澄清,以及阳孝本到底是哪里人、虔州上洛山是否有木客等问题做了探究。
二、依南谪北归,呈现江南宋城之美。《苏轼与赣州》记录了苏轼南谪与北归的线路,对苏轼去过赣州哪些地方做了全面的梳理。一次南谪,苏轼经过彭泽进入江西,目的地是广东的惠州,先后经过了江西的彭泽、湖口、九江、都昌、南昌、吉安、万安、赣州、唐江、上犹、南康、大余,并从大余进入广东的南雄。二次南谪,则由惠州前往海南儋州。北归的时候,由海口到南雄,再由南雄到常州,经过了江西的大余、南康、赣州、吉安、新干、星子、九江、湖口等地。这也就清晰地说明,苏轼曾在赣州城、南康、上犹、大余、等地方停留过,苏轼过十八滩时还经过了赣县。苏轼在赣州短暂的停留,一方面是等待舟船赶路,一方面是走访朋友和参观自然人文景观。经过了十八滩的生死博弈,苏轼变得更加豁达,一路南谪,一路寻景访友。在赣州,他终于来到父亲苏洵说的古天竺寺,来到赣州水南钟家,造访了通天岩,登上了章贡台、郁孤台、马祖岩、尘外亭,来到了孔宗翰给他的八境图中的“八境”。其中,苏轼在南谪与北归中先后三次为郁孤台写诗,写下“八境见图画,郁孤如旧游”的诗句。赣州是佛教圣地,这里晋代光孝寺、崆峒寺,有唐朝慈云寺、开元寺寺,明清时期的白衣庵、寿量寺等。还有田村的汉朝契真寺、唐朝宝华寺等等。《苏轼与赣州》写道,苏轼在赣州到访了很多寺庙,游历于佛庙和道观之间,浸染儒释道三教,感受了赣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之美。期间,也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被贬谪的他于心灵宽慰,为他豁达豪放的性格提供了养分。他在南谪中不仅没有陷入个人的低潮,反而用心感受虔州之美,愈加顽强地生活。他还去了赣县湖江珠戒寺,上犹阳孝本的老家安和乡小逻口,以及南康县城等等。苏轼过大余梅岭时写下了《岭上红梅》,诗曰:“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并写下《过大庾岭》,抒发了内心的浩然之气。
三、记寻朋访友,展现国民大学士风采。有人评价说,苏轼是古代文人的“天花板”,这一点也不为过。但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始终有一颗平民的心,无论游历到哪里,他都有许多珍贵的朋友,在虔州时亦是如此。宋朝文人辈出,但苏轼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据说,只要苏轼的作品一出,便洛阳纸贵,传遍京城和后宫,连高太后都是他忠实的“粉丝”。而在地方,追捧苏轼的人就更多。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并没有因为文章写得好而不食人间烟火,反而十分接地气,所以苏轼过虔州的时候,他听说虔州的隐士贤士阳孝本在通天岩,他来不及去孔宗翰说的“虔州八境”看看,而是先去通天岩,与阳孝本坐而论道,并写下《赠行先》诗赞阳孝本。两人在通天岩还没有聊够,阳孝本又邀请苏轼来到城里的崇庆禅寺煮茶夜话,写下“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挠之……”之《廉泉》诗,廉泉夜话也因此成为一代佳话。苏轼还来到水南钟家,钟家是父亲苏洵曾结下的深厚情谊,苏轼北归时曾在钟家住了一阵子,更是加深了两家世代友好的感情。南安军刘安世与苏轼等人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划为了元祐党人,遭到了章惇的祸害,列为被贬之列。刘安世被贬在了南安军(今大余),苏轼途中见了刘安世,他们一起同游历了南安、南康、虔州。北归时,两家的舟船彼此衔接在一起,可谓同病相怜,同舟共济。苏轼还与虔州当地的老百姓关系融洽。文瑞先生在《苏轼与赣州》写道:“寓居在水南的苏轼一点也没有闲着,天天背个药囊,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苏轼见到穷人看不起病,便免费给人看病,或给病人开药方。”许多老百姓还向苏轼索字,苏轼也一一答应,现场挥毫,免费赠送。苏轼还与赣县田村的秀才王原交往甚密,王原曾不远千里从虔州赶到惠州住了70余日。苏轼北归时,王原又送了苏轼很远一段路程。苏轼还与虔州布衣赖仙芝、道士王正彦等来往密切,可见,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如此珍贵,苏轼“国民大学士”名副其实。
四、收录涉赣诗文,再现虔州历史文化高度。《苏轼与赣州》收录苏轼诗文共149首,包括南谪入赣前、滞留虔州、离开虔州,北归途径虔州、离开虔州等几个时期,苏轼在虔州寓居的时间并不长,却写出这么多精彩诗篇,可谓高产,更是对虔州情有独钟。认真品读《苏轼与赣州》会发现,149首诗文主要分为写景诗、写给朋友的赞诗、表达心情的诗、记录境遇的诗,与朋友往来的诗信等。其中《虔州八境》诗盛赞虔州之美,《赴英州乞舟行状》向皇上祈舟,呈现南谪之艰辛,《钟子翼哀词》表达了对虔州水南钟君的哀悼。另外,还有不少诗歌反复提到大余梅岭,那是因为过了梅岭就到了蛮夷之地,苏轼在惠州、在儋州过着艰难的生活,写诗文的时候提到梅岭,或直抒胸臆,或借物言志。另据统计,苏轼所历作品(诗、文、词)共有92个州府,作品量排名前十的州府大都是他长期居住过或生活过地方,而虔州如果以149首的作品数量来计算的话,约排名11位,是苏轼作品的高产之地。文瑞先生在《苏轼与赣州》中写道:“苏轼两次途径虔州,时间跨度3个月左右,有记载交往的人物有40余人,留给赣州的作品149首,给赣州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富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如此,苏轼及其诗文再现了虔州宋城历史文化的立体感与高度感。
如今,赣州市正在积极打造“江南宋城”文化品牌。无疑,《苏轼与赣州》的问世,将掀起一股新的苏轼与赣州的研究热,掀起一股到赣州品味宋文化的旅游热。从另一个角度看,《苏轼与赣州》一书,再现了宋时虔州的社会风貌及百姓生活画卷,将一位有血有肉的大学士重置与虔州百姓之中,有穿越古今之趣,有厚重历史之感。总之,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文化阅读,苏轼与赣州的话题都无法绕开,《苏轼与赣州》也一定是近些年来,赣州文化界最具价值的收获之一。
附:
我与龚文瑞先生
刘七宝生
龚文瑞先生是赣南著名的文化学者,他心系赣州,书写赣州,推崇赣州,他德高望重,和蔼助人,关心青年,是很多写作者的领路人,也是我的恩师。这些年来,先生对我关怀备至,帮助我树立信心,为我的拙作加油鼓劲,每每想起和先生相逢的时光,总是令人回味,更令人感慨时光匆匆,前行之路,仍需躬行实践、知行合一。
说起和先生的故事,还要回到十年前。2011年左右,我在南昌晚报做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先生,先生面带微笑,声音洪亮,有条有理,客家故事,信手拈来。在此之前,我常常听好友刘征良提起先生。刘征良是我的高中同学,曾是赣县中学“河之洲”文学社社长,学生时代就有作品在江西日报副刊发表。我曾问过他,为何对文字如此狂热,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自从在赣县二中读书开始,就研读了很多文瑞先生的作品,深受文瑞先生的文风影响,不吐不快。所以在高中时,刘征良就已在文学创作路上崭露头角,春风得意,深受喜爱。而我则一心扑在备战高考,后知后觉,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借书、买书、读书,渐渐有了机会读到文瑞先生的作品。
那一次见面,文瑞先生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是在坐的很多朋友都是先生在赣县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大家对先生十分尊敬;二是先生的作品在社会影响甚广,尤其是在赣南备受推崇;三是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尽管已是本土著名的文化学者和作家,但一点架子也没有,与先生相处,心情愉悦,美美与共。
2014年,我回到家乡赣州,在赣州晚报做记者。工作的原因,我又与文瑞先生建立了联系。有一次,报社要开展赣南历史文化主题讲座,我首先想到并邀请了先生,我告诉先生讲座没有任何报酬后,先生仍欣然答应,他说传承赣南历史文化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热爱,公益活动理当支持。从此,我和先生的往来更加密切了。2015年,我重回南昌晚报工作,先生每每来了南昌,总是会告诉我,还介绍许多文化界的师友给我认识。我回了赣州,也会找时间去看望先生。先生有新作出版也邀请我参与校对,我在认真拜读了多遍以后再回复了我的浅见,没想到先生一一采纳并在书中的后记中提到了我。有朋友想研究赣南历史文化、客家文化,我将先生引荐给朋友认识,先生也热心给予无私的帮助。
文瑞先生不仅笔耕不辍,佳作频出,还时常帮助赣南青年写作者的成长。2017年,我的拙作客家农村题材小说《丰收》在北京出版,先生在百忙之中腾出时间为我写读评。我深知拙作稚嫩青涩,但先生依然给予了莫大的鼓励。我将先生以及温燕霞老师给予我的鼓励话语全部印在了书上,为拙作出版发行增加“胜算”的筹码,先生也都同意。2018年3月,我在赣县和我的家乡田村镇举办新书首发式和研讨会,先生是第一个答应并出席的赣南作家。后来在赣州市举办拙作研讨会,先生又热情邀请很多赣州本土作家、文化学者、大学教授出席并给予鼓励,令我备受感动,受之有愧。
我和文瑞先生有一位共同的作家朋友,这些年来,这位朋友花了很多心思在写作上面,也写了很多作品,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写作承受着来自家庭、经济、朋友等多方面的压力,甚至遭到质疑。2022年初,他的作品出版了,先生不仅给予表扬肯定,还在自己的社交圈积极帮助宣传。先生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看到青年写作者出作品,他就打心眼里高兴,并以他的方式默默支持,颇有大家风范,也彰显了他心系赣州,情系文化传承的博大胸怀。
至今,文瑞先生出版了《南康笔记》《客家文化》《山水赣州》《客家故园》《赣州古城地名史话》《吾心光明——王阳明南赣史话》《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等近三十部作品,文化大散文《赣州话的故事》广为传阅,全网阅读量突破“10万+”。先生的研究领域也从赣南客家文化与历史文化的散文写作衍至文史研究与历史探究,并为赣州打造客家摇篮、红色故都、江南宋城等提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尤其是近些年,在王阳明、苏轼研究方面,先生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同,现在已是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副会长,并被吸收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为赣州阳明与苏子的研究做了重大的推动,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贡献。
2021年8月,文瑞先生的最新学术专著《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横空出世。这部50多万字的作品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史料,通过一个个人物,一方方水土,一段段故事,全景式呈现了苏轼南谪与北归时与赣州结下的不解情缘,填补了学界研究苏轼与赣州的空白,具有学术开创性和较高的艺术价值。收到先生寄来的新书,我慨然应允为之写读评。惭愧的是,我之前对苏轼知之甚少,更未有过系统的研究,不敢轻易下笔。于是,我购买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并阅读了大量和苏轼有关的学术论文,读完这些之后回头再读文瑞先生的作品。本想尽早完成读评写作,无奈公务繁忙,加班日多,加上孩子太小,妻子又刚怀二胎,主观惰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很多事情搁浅未动,未能第一时间完成读评写作,深表愧疚和歉意。2022年春节假期,妻子得知我的心思后,主动带着小孩去往朋友家,让我在家安心写作,我才得以静下心来思考和敲打文字。
如今,先生移居上海,含饴弄孙,尽享天伦。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如前多。幸好通讯发达,即使天南地北,只要有心,也可以联系上。而先生的笃行不怠、钟情研究、关心青年等时常鼓舞着我,让我在繁杂的机关事务和琐碎的生活中保有一份激情,时刻不忘先生的教诲,时刻不忘写作之路并不孤独,时刻不忘“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2022年2月5日于南昌
(本文原载赣南日报)

作者刘七宝生,赣县田村镇人,历史学硕士,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南昌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南昌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南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教育厅江西教育网特约评论员,有诗歌收录于《2016江西诗歌年选》,出版客家农村题材小说《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