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何须向同胞砍去
刘彦强
一、中国历史的怪圈
当我着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这篇文章发出去，我一定会遭到很多善良的人们非议，会摇头说我这是自曝家丑。但我觉得，既有家丑，就该让家人认识。如果家人不知家丑，那会给我们的大家庭带来无数隐患。所以，这篇东西不写，我就感觉如鲠在喉。
还是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就听老师讲鸦片战争，讲火烧圆明园，并因此而极为憎恨“洋鬼子”。但当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泱泱大国，竟然让那么一点洋鬼子逞凶逞狂，如入无人之境？
再后来上历史课，听老师讲蒙古人灭宋，忽必烈屠杀了1800万中国人，中国北方的汉族平民几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上。我想，当时的蒙古人究竟有多少，竟然灭掉了我拥有9千多万人的大宋帝国，还能屠杀那么多国人？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我想，当时满族人满打满算，也就不足百万人吧，怎么一入山海关就能像摧枯拉朽一样的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消灭大明王朝？屠杀那么多国人？
后来年岁渐长，不知不觉间也读了一些史料和文章，尤其是我们历代统治者反复传授教育，让人们必须奉之如圭臬的孔孟儒学，逐渐的就发现了一个反复重复的历史怪现象：在我国的历史上，创建新王朝的，尤其是创造著名盛世王朝的开国君臣，没有一个是信奉儒学的，相反都是“犯上作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而在他们掌权之后，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子孙却都提倡儒学，依儒学治国，结果祖宗的基业就都衰败了。反儒、兴盛、尊儒、败亡；再反儒，再兴盛，再尊儒，再衰败，不断恶性循环，就成了中国历史的怪圈。而且，更为奇特的，越是亡国之君，越是提倡儒学，越是爱封圣，给孔夫子加上一些无上的头衔。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结论：是孔孟儒学贻害中国两千多年！
二、连妓女也不如的儒学士人
表面上看，儒学提倡“忠”，把“忠”作为最高道德范畴提倡。但从其本质上看，儒学的“忠”不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是忠于皇室，忠于君主，于是，其真正的效果却不是培养忠臣，而是培养叛臣。
按照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为臣纲”，“忠”就是忠于君主，忠于皇室，是对君主忠诚不二。《忠经》上说：“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人乎，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
看看，民众呢，尤其是下层的草根民众呢，“忠经”中根本就没有一字提到。换个说法，儒学从来就没有忠于人民群众，忠于国家一说。
更可恶的是，程朱理学兴起之后，“忠”更成为传统社会的最高道德，其提倡“忠君”是不遗余力的。至于民众，都不过是皇帝官员们的奴才而已。
在儒学看来，国家从来不是民众和民族的国家，是皇帝一家一姓的国家。老百姓，还有各级官吏都必须忠于皇帝，服从皇帝。“君为臣纲”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儒学传统教育的结果是，臣民心中都没有国家民族概念，更没有人民观念，有的只是“忠君报国”——国是皇帝之国，报国就是效忠皇帝。按照这个观念，在臣民心中必然会无形中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这个国家既然是皇帝的国家，它的兴亡关我屁事！既然国家是君主一人一姓的国家，你皇帝对臣子不好，臣子就可以背叛你这个皇帝，实际上就是背叛你的国家。儒学的圣经《论语·八佾》篇中就记载着孔子的原话：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儒学的亚圣孟子把话说得更明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按照儒学祖宗的这一理论，如果君主对臣子不好，或者臣子认为君主对自己不好，他就可以也应该背叛——实质上就是叛国。——这是理所当然。至于民族大义，祖国人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看看那些曾经被时人称为儒学正宗的儒学大师，对人们讲的都是儒学君君臣臣的那一套，但骨子里又有几个认同一定要效忠皇帝臣子大节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好端端的西汉王朝竟让当时公认的大儒王莽篡夺。五代时期天下归宗的大儒冯道，一生专事叛卖主子“弃旧迎新”，居然成为五朝元老。在异族契丹军队还没有打来的时候，就准备第六次迎接新的主子，哪怕契丹人是儒学所说的“非我族类”，只是契丹人被丝毫不懂儒学的周世宗柴荣打得狼狈而逃，他才羞愧而死，没有成为六朝元老。明末天下归宗的大儒洪承畴，其“为臣死节”的一套理论无人不服，屠杀因饥饿而造反的大明子民毫不手软。他率兵征战后金（满人）兵败被俘，崇祯皇帝认为他必然为自己死节，为此给他开追悼会，要臣子们向他学习。崇祯万万想不到的，这个儒学宗师却禁不住一个女人的诱惑成了他的叛臣。类似于这三位的儒学宗师代代众多，但当每个王朝灭亡的时候，这些儒学宗师没有一个人能够挽狂澜，兴王室，相反却大多做了自己王朝的叛臣。最为典型的是满清一入关内，那些儒学教育熏陶出来的各级官吏、学士，包括所谓“儒学正宗”的复社文人、东林党人无不匍匐在“满达子”的铁蹄之下，并成为“满达子”消灭其前主人大明王朝的马前卒。有一出名叫《桃花扇》的戏剧，演的是复社名士侯方域剃发留辫，入仕满清成为汉奸，他找到当年的情人金陵名妓李香君后，李香君愤而以死明志和其断交。戏剧明确不过的告诉我们，那些以道统自居，张口闭口忠君爱国的儒学文人，其实连妓女都不如！
如果说这些都是古人，那么我们看看现代抗日战争中投降的汉奸吧。
国民党正规军投敌50万，中央委员22人，还有五十多位将军。既有地方杂牌军，又有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人。包括黄埔一期的刘明夏（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师长）、黄子琪（国民党补充旅旅长）、谢文达，黄埔二期刘启雄、张海帆、陈孝强，黄埔三期方先觉（国民党第10军中将军长）、金亦吾（国民党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等二十多位“天子门生”。
众所周知，蒋介石最提倡尊孔读经，强调的黄埔精神核心就是忠义。然而他的这些门徒，居然成了叛卖国家、民族，也包括蒋校长蒋总统自己，何有忠义可言？
三、叛卖民族的世袭罔替“衍圣公”
更为令人不齿的是孔圣人的嫡传世袭罔替的后人们。孟子曾经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意思是说孔子是圣人中能适应时势发展的人，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成语“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历代叛臣和劝人做叛臣的口头禅。孔子如何在春秋时期的各国行走，摇尾乞怜的想谋个官做，根本不顾其母国的利益，这在《史记》、《左传》甚至《论语》等史籍中都写的明明白白，我就不说了，但他的后人们学习他做“圣之时者”，却因为种种“为尊者讳”的原因少有人说，我就不得不多啰嗦几句。
当女真人的金国进入山东的时候，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操未加任何抵抗就主动投降金军，被册封为“衍圣公”主持曲阜孔庙祭祀；
一百年后，大宋帝国还有半壁江山，金人还在做殊死抵抗的时候，蒙古人的元军占领山东曲阜，孔子第五十二代嫡孙世袭“衍圣公”孔之全又背叛金国投降元军，后来还跟随蒙古军队与南宋交战，并为蒙古人战死。
满清入关又是更惨烈的大屠杀，面对这样的地狱一般巨大的惨变，1644年，满清顺治刚刚在北京城里面举行完登基大典，明王朝还有半壁江山的时候，被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册封为“衍圣公”十几年的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胤植便立即在第二天给顺治皇帝上书《初进表文》称臣, 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等，其对异族入侵者和杀人屠夫们的赞美可谓是肉麻至极恬不知耻！第二年（1645）六月，满清朝廷颁布剃发令，下令在全国剃发，激起了广大汉人平民的强烈反抗，而那位主动上表当奴才的孔子后人衍圣公孔胤植却于该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主动地命令孔府所属内外人役（仆人杂役），与其一起“俱各剃头讫”（全都剃头了）。
1937年，已经占领我国东北六年的日军大举向华北增兵，已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想要进攻北平之时，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却大肆鼓吹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写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1938年2月8日，日本已经开展全面侵华战争半年多，当时的国家最高领袖（君）蒋介石总统发表“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讲话半年之后，在被日本占领的沦陷区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请日寇某驻济宁的“联队长官”，“大队长”， “副官”等一干头目到孔府吃饭喝酒，谈天说地，并笑盈盈的高兴的合影留念，现在照片仍然在《孔府档案》8914卷里面珍藏。
1942年，汪精卫汉奸伪政权进行“纪念孔子大会”，孔府代理“奉祀官”----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煜在这次汪伪政权纪念孔子大会上发表广播演说，表明想要以孔丘之学，孔家之教助力于“大东亚圣战”，以“复兴各方文化”，“完成大东亚圣战”，洗涤“共产邪说”抵御“共产阴谋”。这场疯狂表演的节目录音在日本军队的所有占领区里到处都不断反复进行循环式的广播。
这就是像儒教先祖孔子孔丘孔圣人的后代，被国人像神一样供奉为儒学正宗“衍圣公”们，都像其先祖一样的是“圣之时者也”。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观念，更没有人民观念！有的是：既然天下者皇帝之天下，那么谁来当皇帝我都是“臣子”，只要能对我好，给我官做给我权势我就追随他。说白了，“有奶便是娘”。这就是儒学忠义的实质，儒学忠义的实际教育效果。
四、大刀何须向“同胞”的头上砍去
与儒学培养奸臣、叛臣相对应，儒学也培养了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奸民”、“顺民”。
看看当年发动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英法侵略者记载下的大清子民。
在当时的侵华战争过程中，不仅没有我们的教科书、电视剧中所谓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的行为，反而出现很多中国民众帮助联军的故事。
一位英国士兵这样回忆：当英国舰队到达闽江口的时候，中国当地百姓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反而充满了好奇，甚至是对他们的好感：“……那里的村民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交谈得也很愉快。”
“天津的居民一开始很害怕，后发现我们友善地对待他们，就胆子大了，给我们送来大量的食物，有上好的七八十磅重的肥羊、肥牛、苹果、梨、葡萄、桃子，还有奢侈品——大冰块”。
英法联军陆上行动，需要大量的后勤人员，而两国派遣来华的只是军人。他们以为让中国百姓帮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没想到中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乐意充当苦力，并听从他们的派遣。所到之处，当地老百姓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村民都很客气，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找各种东西”，“水、椅子还有碗都是村民给的”。英法联军登陆后，往往都有一两千甚至几千中国苦力为他们运送各种战备物质。“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战场上，帮我们运送军需品。”
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在攻占北塘的关键一役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中国苦力冒险将云梯搬到第一线，这一点连英法联军都相当惊讶：中国苦力对自己的国家如此没有感情（他们称之为没有道德），且联军对他们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苦力不仅对侵略者“忠诚勇敢”，而且还协助联军参与对清军的作战，一位法国军官这样写到：在一次攻打清军炮台的战役中，苦力们“泡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和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一个苦力面露惧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坚守位置，12名苦力牺牲或者负伤”。
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但这种奇特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19世纪。即使我们为之讴歌的抗日战争，类似的事情也不少。
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消灭伪军达120万，直至抗战结束时，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还没有计算在内，此外还有伪政府的40万军警也未计算。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因为那时候逃亡和被改编的大多没有被统计，逃亡的不说了，仅就国民党方面的改编而言，根据史料统计就达100多万。总计消灭、俘虏和改编的伪军几乎是在华投降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的三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缅甸的日军）。这在全世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这还不算汪伪、满洲国等伪政权的100多万汉奸政府的文职人员。
必须说明的，和整个世界相比较，中国的伪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它基本上不是侵略者在他们的占领区招募组织的军队，而是大批正规国军、地方武装反水投降组成的队伍。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战果辉煌，但纵观整个抗战过程，国共双方谁也没有成建制的消灭日军一个联队（团），但投降成为汉奸伪军的却包括了成建制的集团军、军、师单位。并且极其特殊的，只要某一支军队的首长决定投降，整个部下都跟着投降。不仅仅投降，而且不用侵略者整顿教育，就立即掉转枪口打自己的同胞。
这些伪军成为支撑日本侵略占领中国的重要力量。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不少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被百姓称之为“二鬼子”。例如著名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因当地的农民杨喜奎向日本人告密而壮烈牺牲，赵尚志将军更是直接由汉奸刘德山、張锡蔚暗杀。这个刘德山并不年轻，当时已经42岁，是今天的尚志市人。他本来是个猎人和流浪汉，張锡蔚则是个大烟鬼，二人都是为了获得日伪对杀害赵尚志的悬赏而不惜亡命去执行暗杀任务。
当年参与火烧圆明园的一个法国军官这样回忆：“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在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像使唤牲畜一样使唤中国人，但是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
看看，在西方人的眼里，“一个奇怪的民族”？奇怪在哪里，一个以古老文明自居，以忠孝为传承的民族，居然有那么多的奸民为虎作伥，为侵略者做马前狗，进攻自己的国家，屠杀自己的同胞！“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西方没有儒学，西方不信孔子，中国的儒学观念成为中国人的基因深住于中国人的心里。满口的忠孝仁义，满地的叛臣奸民！这如何让西方人想得通？
据当年的知情者回忆，我们那位可敬的民族英雄赵尚志临终前曾痛苦的叹息：“我今天怎么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中国人？”英雄死不瞑目啊！其实，不仅是英雄死不瞑目，就是我也想不通中国人竟然是如此的不堪！
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成名，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来越深，对自己的民族越来越失望，乃至最后竟以自杀结束生命。自杀前她与身边亲友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为当砍。
为何当时那么多的中国人乐意当汉奸帮助侵略者？
根本原因，儒教文化教育出来的的中国人只有皇帝、官家的意识，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当然也很难有我们所希望的爱国主义的情感。既然国家是皇帝官家的国家，既然皇帝官员眼里百姓只是被奴役的对象，没有谁保证他们的温饱安宁，凭什么要求他们爱这个皇帝官员专制的国家，他们又怎么可能爱这个皇帝官员的国家？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不愿意提及，更不会写进入教科书中。
五、比猪羊还温顺的“良民”
与儒学教育出来的叛臣奸民相比较，更可悲的是儒学熏陶下的顺民良民。前者可恶可憎，后者可怜可恨。
当外敌入侵对国人进行血腥屠杀的时候，比地狱更难忘的是国人引颈受戮的场面。清史记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多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没有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兵入关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中国民众也是如此。
先看看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的零碎记载：
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23联队上等兵宇和田弥市的日记写到：“今日，遭遇了手持白旗无处可逃的中国人约2000人，其中有老有少，服饰各异，手无寸铁一齐跪在大路上，现场可谓是天下一奇观。然而我军并未接受投降，而是用各种方式将这些人屠杀。”
2000多人“一起跪在大路上”，这样屈从温顺任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让日本士兵觉得“可谓是天下一奇观”，这就是儒教传统潜移默化出来的中国人！。
另一个日本士兵这样回忆：“16日，下午1点开始，包括我在内的20名士兵以扫荡残兵为名受命前往幕府山。傍晚的时候，押解着两三天前俘虏的5000名中国兵前往扬子江边，先用机关枪扫射，之后再上前用刺刀捅那些没断气的人。”
一个台湾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我们可能永远不懂五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两千人去屠杀！
20名士兵押解“俘虏的5000名中国兵前往扬子江边”屠杀，250比1？5个日本兵押着2000人去屠杀,400比1？你能相信吗，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像猪一样，不，连猪也不如的任凭几个日本兵去屠杀，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问题再回到我们自己的史料上去，南京被屠杀的30多万国人（其中还有10万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正规军）被屠杀时居然没有反抗甚至连逃跑都不敢（查阅很多资料，并没有发现国民大规模的反抗记载）日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一般，并没有现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仅有3万余人。如果30多万中国人拼命反击，死命抵抗，中国人的伤亡绝对不会如此惨重！3万多日军可能会屈于下风。实际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可怕，淞沪抗战撤退到南京的士兵有40多万人，留守南京的士兵有18万人，还有南京市的警察，少说也有60多万，面对三万日军，就这近120万军人，如果拼死抵抗，南京会有此惨案么？
可惜。包括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官们在内，没有人拼死抵抗！
看看这些儒教统治下的顺民，温顺得远远超过绵羊。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蠢猪急了还跳墙呢，这些顺民，竟然不如兔子、不如蠢猪！不，应该说温顺的超过任何动物！
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偌大的一个高密县，只来了50个日本兵，全县所有的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军队，政府官员就都跑光了，全县所有的国民都服服帖帖接受日本人的管理，协助日本人去围剿不服从日本管理的“土匪”。由此推而广之，日占区里的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大多也都这样成了日本皇军的良民。
看看这样残忍的事实，想想我们教科书里写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真是莫大的讽刺！
那么，中国人为何乐意当“顺民”呢?
根本原因，从制度上看，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从文化上看，拜与专制制度紧密结合的儒学所赐。政治上的专制表现为皇权至上，官本位（帝制结束之后则表现为领袖至上，一把手说了算），以强权暴力压制、强迫民众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这样的专制统治必然要求儒学这样为之服务的奴才文化、愚民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倡对统治者必须忠顺的儒学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吹捧。两者的结合，做“顺民”就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这甚至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的根植于民众心里。
儒学一开始就强调愚民，孔子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强调“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主张“上下尊卑有序”，民众必须绝对服从官吏，官吏必须服从诸侯，诸侯必须服从王上（秦之后称皇帝）。有人说孔孟有民本思想，并以此吹捧儒学，这如果不是糊涂，就是有意欺骗人民。儒学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民本思想毫无瓜葛，相反，其核心是官为民的主人，是“主民”，就像旧戏里唱的，“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这与今天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公民当家做主的民本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因而本质上是反对民主的。董仲舒更是把儒学与玄学联系起来，制造出一个“天人感应”的神话，鼓吹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观。按照这个天命观，他又制造出“三纲五常”等一系列束缚民心的道德伦理观念。
到了南宋以后，儒学发展为理学，更是走上了彻底的维护封建专制，控制愚弄民心的道路。明清以来统治者掀起多次的文字狱，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儒学在文化思想上的一统地位，消灭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思想萌芽。比如满清政府就按照理学规定，凡是民告官的，无论民是否有理，先打四十大板再说，因为按照理学，凡是敢于对官不满的都是“刁民”。屁股被打得稀巴烂的“刁民”还必须扣头说“谢大老爷恩典”，以表示对官的服从。
最为典型的案例发生在雍正年间，民间盛传清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雍正去头"，雍正据此断定查嗣庭"逆天负主，讥刺咒诅，大干法纪"。查氏9月26日被革职拿问，依大逆罪本应凌迟处死，因其病死监中，故"戮尸枭众"，所有财产查没入官，亲戚16岁以上男丁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皆流放三千里之外。(参见林白、朱梅苏《科举史话》附录二:《关于"维民所止"试题冤案真相》)“雍正去头”其实只是个治罪的由头，骨子里是因为“维民所止”强调了了庶民的地位，违背了老百姓只能做“顺民”的宗旨。
我不否认，儒学的一系列纲常道德对社会的安定和谐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说，儒学维护的是专制统治的秩序，是通过一系列道德规范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使之绝对服从统治者的秩序。例如儒学的“义”是禁止以下犯上，是家奴维护主人利益，如戏剧《周仁回府》中的周仁牺牲妻子救护主人老婆就是“义”。“礼”就是严格遵循封建统治秩序，遵循等级制度，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谓“必也正名”都是不许民众议论政事，怀疑统治者。满清康乾时代的文字狱就是专门对付敢于越轨议论政事的文人。儒学的“仁”就是“克己复礼”，就是民众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服从统治者的秩序。有些人说儒家主张的是“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错了，孔夫子是严格的把“人”和“民”加以区分的，他的“人”就是统治者，至于“民”，儒学从来就是不爱的，相反的，是要打压、愚弄的。春秋时期有个反对儒学的墨家学派，其主张的“兼爱”就是针对儒家的只爱统治者的“仁者爱人”提出来。现在很多人都在歌颂的曾国藩，赞颂其为清末大儒，可就是这个大儒，每攻下太平军占领的城池就血腥屠城，如攻下南京城后屠杀城中居民至少60余万，是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的两倍（很难想象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歌颂曾国藩的仁义）。
正是这样的政治统治和儒学教育，培养出了对侵略者也服服帖帖的顺民、良民、培养出了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意识的奸民。试想，如果老百姓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他肯定也就信奉“天变了，道就变了”，那么，当老百姓头上“天”变了——皇帝或者官员逃跑了，投降了，自然“道”也就变了，老百姓就应该服从变了的“天”，奉行变了的“道”，这就是出现服从侵略者的奸民、顺民。例如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东北军不抵抗跑了，几百万中央军不抵抗跑了，你还能指责他们曾经统治的老百姓成了侵略者的顺民良民吗？按照儒学传统教育，老百姓只知皇帝、官员，不知国家、民族，皇帝（领袖）官员都跑了，投降了，老百姓还能忠于谁呢？
说白了，中国的汉奸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也最能帮助侵略者屠杀自己同胞，其原因，就是是历代混蛋的专制统治者以及他们提倡的儒学文化。
正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一点，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被马克思奉为启萌老师的黑格尔，他研究中国历史后说到：“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的进步。”
文艺复兴时期时期的著名社会学家卢梭研究中国社会后更是这样描述具有儒学传统的国人：“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文化昌明的民族，却被一小撮强盗所统治，我详细的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吃惊地发现他们全是奴隶。他们屡遭进攻，屡次被人征服，他们历来是捷足先登的人的猎获物，这种情况，也许还要延续好多个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活该如此，因为他们连哼一声的勇气都没有。他们书卷气十足，生活散漫，表里不一，十分虚伪，他们的话说的很多，但没有实际内容，他们的心眼很多，但没有什么天才，他们虚有其表，思想极为贫乏，他们对人有礼貌，也很殷勤，他们处世圆滑，很奸诈，他们把做人的义务挂在口头上，装出一付很有道德的样子。”
正是在这些“恶棍”、“混蛋”、“强盗”们的统治和教育下，“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门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挑那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黑格尔语）。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黑格尔、卢梭令人很不舒服的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道出了儒学统治的中国社会的真像。
六、庆幸与担忧
值得庆幸的是，在卢梭讲话的大约200年后，中国出现了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犯上作乱”，以推翻儒学维护的封建帝制的革命家，终于皇冠被打翻在地，这无疑是改变天日的思想解放；紧接着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贤，他们无情的鞭挞儒学，掀起了以“五四运动”为名的思想大解放，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涌现了毛泽东、张闻天、瞿秋白、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一代革命者，他们教育、领导历来被视为愚民、群氓的人民群众造反，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新，第一新在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少数统治着专制；第二新在推翻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有此“二新”，中国人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奴隶”，而是站起来的东方雄狮，是谁也不敢忽视的伟大国家。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被奉为圭臬2000余年的儒学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所谓专家学者，鼓吹用“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统治国人的思想，其本质就是要国人扔掉马克思主义，扔掉产生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惜，很多善良的国人还以为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精英。
南京的汉奸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其1940年写的《纪念孔子的意义》一文中直言：“中国之一切的典章文物，无不源于先师孔子，无先师孔子，便无所谓中国文化。”看看，这和当今那些些提倡国学的儒学大师们讲的何其相似乃尔？
善良的中国人，该醒醒了！
2018年4月20日夜稿，2022年9月16日再改
作者简介：刘彦强，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50余篇，主编出版有《青少年心理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坡刘村志》等书，并主编或参编多种教辅读物，有多篇杂谈散文以及诗词见于多种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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