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岁月（二）
读 书
我的家乡涟水有重教的传统，祖祖辈辈都把读书作为孩子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穷读书，富习武。可见读书在乡下人的眼里多么重要。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只有一名老师，姓薛。薛老师是附近唐集街上人，三十多岁，高高痩瘦的，和电影里常见的那些偏远地方的乡村教师的形象差不多。因为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一到四年级的同学混合在一起，从前向后排过去，老师上课也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轮流教。坐的櫈子是自家带的，大小高矮各种形状都有，课桌是芦柴和泥巴土坯垒的，景况比文艺作品中讲述的落后山村的状况还差一截。
因为仅有一名老师，在课堂上，我们实际上是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把三年级的课学完了，薛老师就让我跳一级。因此，我九岁就上了四年级，后来转到中心小学上五年级、六年级，情况还算顺利。
在小学阶段，我以背书在班上出名，就是那种所谓过目不忘的状态。凡是有需要背诵的课文，我总是第一个举手。我背诵课文的特点是快，我站在那里背，同学们对着课文看，都赶不上我的速度。因此大家送我一个外号，叫“炸芝蔴"。情况从初二开始变坏。初二那年，我十—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食品站当站长的父亲被莫名其妙地隔离审查，工资被停发了，家里一下子断了生活来源，哥哥被迫辍学回生产队劳动，十五岁的年纪就去上了河工。而我，因为学习好，母亲舍不得让我辍学，全村的人都不让我辍学，就继续念，但我对读书的前景已开始惶惑。
初三开学，要交一块五毛钱的学费，家里一分钱没有，我就对要好的同学佃贵说，明天我不上学了，佃贵问为什么，我不吱声，他说是不是交不起学费，我依然不吱声，他就说，你成绩那么好，不念可惜了，学费我替你交。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学，母亲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我说不想念了。母亲就拿竹竿子打我，边打边哭，嘴里说，你要不念书了，这家子还有什么指望。我蹲在地上一声不吭。中午，佃贵来我家，对我说，学费已替我交了，老师要你下午去上课。母亲这才知道原委，摸着我的头又抽泣起来。
最坏的状况来自初中毕业那一年。那个奇怪的年代，初中升高中不是靠成绩，而是要大队党支部推荐。凭我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上高中肯定不成问题。因为我是优秀学生，也是被老师们寄予希望的好学生。初中阶段，我的作文常常是范文，在各个班级轮流读。初三期末，县里组织学区联考，我的成绩在唐集镇、南禄镇和石湖镇学区名列第三，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可是，坏消息还是象寒风—样刮来了。生产队长四爹爹低着头抄着袖子走到我家门口，对满怀期盼的我的母亲说："日奶奶的，不晓得怎么推的，二子没推上。"母亲张大嘴吧，半天缓缓问："四爹爹，这是……这是为什么？"队长叹了—口气，说：'他们说二子政审不合格。"正在扫地的母亲丢掉扫帚，一屁股坐到了小板凳上。
上不了学了,我丢掉破书包,背上一只大草蒌，在家乡的黄土地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其间,我也曾幼雅地给国家教育部写过信,讲述一个少年对读书的渴望，这些信，也都石沉大海。对母亲，我象一个犯错的孩子，整天低着头不敢和她对视。我知道，这次辍学对母亲的打击是巨大的，所谓雪上加霜，就是这种景况吧。
上不了高中，我的命运已经有了定数。生产队的公分和少得可怜的分配根本养不活我们一家，因为只有哥哥能拿到全劳力公分，我年龄不够只能拿半劳力公分，但锄地，挑粪，活是一样的。下面还有更小的三个弟妹等待养活。
我开始和集体作对，想法子“薅社会主义羊毛"。白天出去干活看到集体的庄稼熟了，半夜悄悄背上草蒌子就去偷，偷回来藏在猪圈后面的草垛里，又去睡觉。第二天趁母亲不注意，把偷回来的山芋、棒头、麦穗往自家东西里一和，谁也分辩不出来。那一年，十五岁的我象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草上飞，于月黑风高时和集体战斗，总算偷回来不少果腹的什物，弟妹们也能囫囵地吃饱了。
这件事情终究被母亲知道了，但她并没有责怪我，反而到街上卖了一些粮食，为我买了一双帆布胶鞋。因为我的光着的脚在一天晚上的行动中被玻璃刺了一个大口子，在家里蹲了半个月。
一年后，我的在县里当秘书的叔叔为我在李集中学弄了一个插班生的名额，直接上高二，只上了一年多，高中就糊里糊涂毕业了。其时，我的父亲仍在涟水看守所里隔离审查，一审审了七年，直到三中全会后才被所谓的平反。 读书，读书，我的书就这样读完了。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