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读过一些西方的文学理论,但是全忘了。我读过西方文学史的书,比如有一套书是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知道各种文化碰撞的新力量是怎么产生的。想想中国每一个文化的辉煌时期,都是发生在外来文化进来,所以法律禁止近亲婚姻是有道理的。
大家都在说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难写,我的感觉是长篇小说更难写,因为耗的时间很长。还有一点,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好的短篇小说,相对来讲,概率比写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大很多。短篇小说是在你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在最适合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写了这个题材就成功了。对文学,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的期望不要太高,因为我们回忆一下,过去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出版了多少书?而目前我们还在阅读的书又有几本?想想整个时代,在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中国一年要出一两万部甚至更多的长篇小说,一个十年里面能够留下10部长篇小说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了。大家提当代文学总觉得不景气,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不用担心,过些年自然会发现有很多很好的短篇小说,只不过混在一些很一般的短篇小说里面我们没有发现它们。
我在想怎么来讲述自己的写作经历,还是讲讲走上文学道路时的几个老师。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日本的川端康成,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也就20出头一点,川端康成所吸引我的,是他对细节的描写。他对细节的描写非常丰富,他不是用一种固定的方式,而是用一种开放的方式去描写细节。我记得,他写到过一个母亲,她的女儿只有十八岁就去世了,然后化妆,因为人在下葬前要化妆。母亲就守着女儿,看女儿去世以后化妆的脸。川端康成写母亲的心情,母亲心里想: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当时我很年轻,读到这样的句子,觉得非常了不起。我觉得别的作家写小说,都是从生写到死,而在川端康成笔下,死里面能够出现生。我当时很迷恋他、学习他的写作。长期学习一个作家,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让我飞翔的翅膀,而是一把枷锁把我给锁住了。我感到自己的小说越写越差,这意味着我学习川端康成学到没有自己了,我掉进了川端康成的陷阱。我运气很好,我在端康成的陷阱里大声喊叫救命的时候,有一个叫卡夫卡的作家从旁边经过,听到了我的救命声,伸手把我拉了出来。1986年,我第一次在中国的书店里看到卡夫卡的小说集出版了,我买了一本拿回家。我读的第一篇小说,不是他那篇著名的《变形记》,而是另外的一篇也很著名的《乡村医生》。此后我的写作越来越自由,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卡夫卡是我第二个老师。我的写作继续向前走,然后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可以说小有名气了,可是依然会不断进入到某些困难的时刻。当一个作家的写作不断地往前走的话,肯定会遇到困难。有一个困难是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曾经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害怕的一种描写,当一个人的内心是平静的时候,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可以去写的,但是没有写的价值。当一个人的内心动荡不安的时候,是很有描写的价值,可是无法描写,写再多的字也没法把他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 这时候我第三个老师出现了,我遇到了威廉·福克纳,读到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他的那个短篇小说里,一个穷白人把一个富白人杀了。我仔细研究了威廉·福克纳是如何描述杀人者杀了人以后的心理的,我终于知道如何去进行心理描写,就是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威廉·福克纳让杀人者的眼睛麻木地看着一切,用麻木的方式写他看到了什么,血在地上流淌,他那刚刚生下孩子的女儿如何厌烦,写了一大段。我发现,他把杀人者杀人以后的那种心情,全部表现出来了。为此,我又去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然后我就知道怎么去对付心理描写,就是别去写心理,写别的就可以了。当然后面还有老师,只是我觉得,前面这三个是最重要的,遇到威廉·福克纳之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扰我的写作了,我什么都可以去写了。(来源:中国作家网。本文系余华2018年11月13日在米兰国立大学的讲座,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