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遥祭苏东坡

 文/李秀贤

 

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是苏东坡终老纪念日，921年前他在常州藤花旧馆（孙氏馆）仙逝。他临终前，诸子和维琳、钱世雄等好友在侧，写下“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遗言葬汝州（今河南郏县），以书嘱弟弟苏辙“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此日，我遥望北方，心念于苏东坡墓前，行拜祭之礼；重读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以表缅怀之情。

《东坡先生墓志铭》“嘉言善状”，文不饰辞藻，情之所至，慨然成文；尽显一代文豪苏辙淡泊平和，稳健秀杰，委婉纡徐的行文风格。

苏辙叙述苏东坡北归及因病终老常州的经过，然后以“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等事件，说明东坡仙逝，举国皆悲，发出：“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的哀叹。同时，也表达“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悲痛之情。

苏东坡仙逝，真的是朝野惊叹、百姓悲涕。《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记载：“苏轼卒于常州。吴越之人皆咨嗟出涕。轼奖善底恶，盖其天性，见义勇为，不顾其害。用此数困，终不以为悔改。乾道间，诏赠太师，谥曰文忠。”这是官方关于苏东坡死亡的记载，与苏辙的叙述一致。我现在读着，字里行间，还感受到举国悲痛的情景，个人内心也有极为悲伤的感觉。读后，对苏东坡的人生智慧和人格魅力，又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王统照、崔铭在《苏轼传》中说苏东坡的一生是“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我认为，他不仅是超越了苦难，而面对死亡也有了超越。据说，他生命终结之时，挚友维琳方丈提醒他“勿忘西方”，他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西方不无，着力即差。”他信佛，但不迷佛。李一冰在《苏公坡新传》里说：“他平生虽好佛学，但不过用以疏解一时的心理痛苦而已，临命却不苛求‘外力’。”是的，他没有把生命寄托于缥缈的世界之中，他想回归现实，回归自然。他就像流水，奔腾向前又渐渐、静静地在流淌中消失；他也像明月，照亮世界又渐渐、慢慢地落下。据说，苏东坡出生前几年，他眉山老家的彭老山忽然变得荒瘠起来，百花不放，草木枯萎，飞禽走兽消声灭迹。宋人笔记记载，苏轼死后，他眉山老家的彭老山，草木恢复了繁茂。这是天地灵秀之气重归于天地。

苏辙记述苏东坡遵承父亲之遗命至海南“即成三书”之事。本来，苏东坡贬谪海南儋州，已认命 “九死一生”，他在《与王敏仲书》中写到“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但是，他谪居海南儋州三年，却成就一番功业，其中“即成三书”之事值得称道。他对许多友人说过“海南三书”之事，其中对滕达道就说：了得三书，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他视“三书”为珍宝，北归之时，遭遇风雨，别的他不管，只守护着“三书”。他在《书合浦舟行》中写到“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未有别本。抚之而叹 ：‘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病榻之时，他托咐老友钱世雄“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从这点上，说明苏东坡是一个遵父命守孝道之人，同时有着严谨治学、洒脱率性的态度和品质。

苏辙叙述苏东坡“奋厉有当世志”和因《论刑赏》得到赏识，从而彰显苏东坡少年英才之风采。《宋史苏轼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概然太息，轼请曰‘轼若干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他从小就在母亲的教育下“奋厉有当世志”，立志成为像范滂那样，做一个正直勇敢、忧国忧民的人。他参加进士考试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忠厚立论，引用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明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当时，欧阳修读罢他的文章就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苏东坡不仅少年壮志，才华横溢，而且从少年开始就讨厌庸俗，有洁清不洿、束身自修的想法。宋代赵令畤《侯鲭录》写着：有一天，他父亲读欧阳修《谢赐对衣金带马表》后，命他仿写一篇。他在仿写中用上了“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这一句。他父亲很高兴，指着说：“希望这句话，将来你能自用”。在少年苏东坡眼里，当时的京都人士，丝绦垂下在身边飘荡，美貌的女子头发卷起来如同蝎尾上翘，这是庸俗的，他决不跟进。这种洁身自好的思想，如同正直勇敢、忧国忧民的思想一样闪耀光芒。可以说，苏东坡后来彰显出来的豁达大度、超凡脱俗的心态和在困境中勇于开创事业的精神，应该与少年时形成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李锡炎先生在《苏东坡从政为官的人格文化及其时代价值》中指出：“苏东坡为官施政的人格文化特征是为官以民为本，为政以廉为首，为文以真为魂。”著名苏学专家张志烈先生《苏轼黄州咏花诗审美解读》中说：“他那爱国爱民，求实求真，独立不惧，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成为历史上文化人倾慕的人格典型。”我认为，他的“人格文化特征”和“人格典型”，虽说是与后来的跌宕起伏的风雨人生戚戚相关，但也和少年“奋厉有当世志”如影随形。

从苏东坡出生、游宦、贬谪、逝世和安葬的地方来统计，他的足迹涉及11个省、18个市县，仅为官从政之处就有风翔、杭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密州、湖州、定州、京城等地之多。而苏辙叙述苏东坡为官从政之地，只说了杭州、密州、徐州。

苏东坡在杭州为官两次。第一次任通判，他“本着一名正直的封建官员的良心和他所独具的广博深厚的仁爱之情，尽心尽力，为民造福。”（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第二次任知州，他“战饥荒，驱疾疫，蔬浚两河，整治六井，雷厉风行，政绩卓越，赢得了杭州百姓一致的爱戴与信赖。他们深信，有这位脚踏实地、急民之所急的知州作主，再艰难的事情也是可以办到的。”（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但是，苏辙并没有说这些。也许在他看来，“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更能体现苏东坡爱国亲民的思想，而记述了苏东坡如何精明地处理一起外交事件，让人敬佩信服。

苏东坡在密州、徐州任太守，更能体现他爱国亲民的思想。苏东坡在密州太守任上，特别关注民生，很得人心。一上任就治理蝗灾，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密州很穷，丛林大泽中常有剪径大盗，也有因穷而在路边的草丛中弃婴的习惯。苏东坡捕盗打黑不留情，又从官钱中拨出专款救济贫穷母亲，解决“弃婴”陋俗。他忙于政务，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但是他忙里偷闲，有时也会率领当地军民进山打猎。熙宁八年十月，为答谢常山山神“赐雨”而重修的常山庙落成，苏东坡亲往祭祀，归来途中，与同僚们举行一次会猎。他倚马山坡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金秋送爽，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写出了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此词是苏东坡词的创作上的一个突破。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中写到：“从题材内容到意境风格，完全突破了传统词作的樊篱，从此，苏轼的词的创作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一步，一种崭新的词风正式形成，一个革新的词派由此出现，唐宋词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密州，苏东坡还建造“超然台”，题写《超然台记》。中秋节，他在超然台上大醉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千古咏月名篇。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吴潜《霜天晓角》写道：“且唱东坡《水调》，清露下，满襟雪。”

熙宁十年（1077年），苏东坡迁任徐州太守。他在徐州是一个大英雄，因为当时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他果断抗洪救灾。情况是危急的，后来他的诗中写到：“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答吕梁仲屯田》）他一方面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走，防止扰乱人心；另一方面亲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这就是大手笔，特别是请禁兵防洪。按宋律，太守对当地驻军是没有指挥权的。但是，他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感动了平时有些傲慢的官兵。

在徐州抗洪救灾的日子里，苏东坡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手拄木杖，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连续数周，过家门而不入，晚上就住在城墙之上。这场大水历时七十多天，洪水退后，苏东坡又领导军民加固防水工程，修筑高台并亲自命名为“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之日，他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与民同乐，官民亲如一家。此时，他欢喜至极，写下了《九日黄楼作》，末句写道：“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锸。”他离任徐州太守时，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此时，哭声里充满依恋，也充满厚望。百姓希望爱国亲民的好官，永远与民同乐……

对于苏东坡的为人处世，苏辙最后高度概括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说他像孔子称赞的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一样“求仁而得仁”，突出了苏东坡爱憎分明、见义勇为的正直、坦然人生。不需要列举诸多的名号，没有半点的粉饰和夸大，一个人爱憎分明、见义勇为，就是最高尚的品质了。苏东坡临终时，对他的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他一生行善，就是面对死亡，也是正义凛然。

是的，他“死必不坠”，悄然地进入人们的心里，萦绕在人们的梦中。他时而吟啸徐行，时而对月高歌。他远去的身影飘逸洒脱，而嵩山里，时常回响着一个永不消失的声音：“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2022年8月26日晚于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