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七十）

1975年，军委总参谋部在内部放映在西方国家引起轰动的美国译制片《巴顿将军》。一些高级将领看了之后说，我们中国也有“巴顿将军”。

有的老将军撇撇嘴说，没有什么出奇，我们那个巴顿一点都不比他差！

他们说的中国的巴顿将军是指钟伟。

钟伟，湖南平江人，1915年出生。14岁入团，15岁参军入党，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先后担任过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

钟伟是我军将领中极富个性的人之一，他脾气火爆，性格刚烈，耿直正义。常把“老子”二字挂着嘴边上，未曾说话先骂娘，经常顶得人家下不来台，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种理论在他的身上得到充分应验。

他英勇善战同时也酷爱打仗，如果有仗给他打，他“后脑勺都能乐开花”。

解放战争中，他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手下当师长，他统帅的二纵五师是最能打的部队，在东野的36个师中属于头等主力师。

这个不出奇，出奇的是有时候他连林彪的命令都敢违抗。

1947年的春天，在三下江南的战役中，钟伟的部队吉林靠山屯围住了国民党军71军88师的一个团。

是打还是不打，师部作战会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更令钟伟恼火的是，除了他本人，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辞地反对打这一仗。

最主要的根据是林彪给五师的命令是让他们即刻东进。作为部属怎能违抗上级的命令？在东野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违抗林总的命令！何况能不能打赢这一仗还另说。

争来争去没有个结果，政委就是反对最力的代表。政委认为，东进是全局，上级的命令是铁的纪律，我们必须执行。我们不能贪图眼前有仗可打，从而影响了全局。

钟伟火了：“我是爱打仗，怎么啦？违抗上级命令是不对，但是贻误了战机而影响了东北全局就更不对！我是师长，听我的，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他个狗日的！娘卖×的，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

从3月10日凌晨到下午，钟伟连续接到林彪三个立刻东进的电报，但是他已经顾不上了，他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发起对敌攻击。

他给林彪的回电只有一个意思：“你的命令我暂不能执行，我不能错过战机。”

一向执着的林彪也终于被钟伟打动，因为他也看到了局势的变化，钟伟围住了这个团之后，敌87师也赶来增援，一个大的歼灭战的战机即将形成。

对战机极其敏锐的林彪立刻改变了决心，不是催促五师东进，而是调动一纵、六纵向西，在郭家屯一举全歼国民党军87师。而五师则干脆利索地吃掉了那个整团。取得了三下江南战役的全胜。

这一仗打得钟伟大呼“过瘾！”

但是事后他也惴惴不安，不知道林彪会怎么收拾自己。

别人也替他捏着一把汗，因为这一仗实际上他把林彪也指挥了。

但是林彪没有因为这个师长违抗军令而怎么样他，反而在大会上罕见地把他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并号召全东野的军长师长都要像钟伟一样“敢于打违抗命令的大胜仗”。

后来林彪觉得“这家伙确实能打”，要把他提拔当纵队副司令员（副军长）。

钟伟的毛病又来了，他回答林彪：“不当。我是宁做鸡头，不当牛尾。”林彪淡淡地说：“那你就直接当司令。”

不久后他就做了12纵的司令员。在东野，钟伟是唯一的直接从师长直接当军长的。

在东北，钟伟的部队能打也能抢。他的书法很好，也喜欢写字，而他最喜欢写的是“五师缴获”几个字。

他的干部战士就跟着他学，写了一大堆“五师缴获”的字条，塞在每一个干部战士的衣袋里，一仗打完，满城都是“五师缴获”的封条。

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武器仓库、军需仓库和军粮仓库更是横七竖八地贴满了这种字条。

有一次他们甚至把“五师缴获”的字条贴到了东野总部的两辆弹药车上去了。押车的军官极为愤怒，说你们看清楚了，这是总部的弹药车，你们也太不像话了，竟然抢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候正巧钟伟过来了，说：“什么你们、我们，都是八路，都是打国民党的。来，把它卸了！”

有了他这句话，呼啦啦上来一大帮人，一眨眼的功夫就把两整车弹药卸了个精光。

说钟伟不比巴顿差，是因为他和巴顿一样都有非常特别而且异常鲜明的性格特点。而且常常干出一些匪夷所思、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来。

抗战初期，钟伟在鄂豫挺进支队当团政委，由于与支队的领导脾气不合，一气之下带着老婆、刚出生的孩子和警卫班跑了。

这一伙人历尽艰辛，终于在苏北找到了老部队——新四军三师。老首长黄克诚收留了他，并让他当了10旅28团的团长。

这件事他干得实在是玄，如果当时让李先念追了回去，没准儿就会被当做逃兵给枪毙了。

论个性，钟伟比巴顿更野。巴顿充其量敢踢一个战士的屁股，就因为那个战士被猛烈的炮火吓懵了，不敢冲锋。但是巴顿肯定不敢拿枪指着自己的上司。钟伟敢。

1949年钟伟的四野49军在湖南的青树坪中了白崇禧的埋伏。指挥作战的兵团副司令员陈伯钧下令撤退。钟伟不同意，坚持顶着等待援兵，否则全玩儿完。

陈伯钧说：“你马上给我撤下来，这是林总的意思！”钟伟说：“我看谁敢！”

陈伯钧说，我是兵团副司令，我说了算。

钟伟拔出手枪顶着陈的脑门大吼：“娘卖×的，再说撤我就毙了你！”

陈伯钧极为无奈，愤愤地说：“他奶奶的，我迟早会死在你们这帮自己人的手里！”

陈伯钧在红军时期当连长的时候就因为枪走火打死了一个战士，判了死刑，差一点被枪毙，是许光达救了他。

1955年我军授衔，钟伟只被授了个少将。他很不满，发牢骚说，“这个牌牌我才不要挂呢，要挂就挂到狗尾巴上去！”

毛泽东心知肚明，明确指示对钟伟可以低衔高配。于是钟伟以少将衔担任了大军区的参谋长。

巴顿不走运，仗一打完了他也就走下坡路了。他说他就是为战争生的，适应不了和平年代的生活。

美国政界有人这样评价巴顿：战争年代是块无价宝，和平年代是个闯祸佬。

这句话同样也适合钟伟。不同的是钟伟闯的祸比巴顿大得多，结局也比巴顿悲惨得多。

1959年8月，中央军委召开了史无前例的扩大会议。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几乎都到齐了。

各大军区的领导除了在家里值班者，各军兵种正副职、各野战军军长政委、各师一名正职干部一共1569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彭德怀。

会上总政治部领导放了一颗重磅炸弹，说彭德怀在长征路上欠下了红一军团的血债。是彭德怀下令并亲手枪杀了一军团一个连长。

林彪也跟着昧着良心说瞎话，说彭德怀恨不得把一军团的人统统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

吴法宪、黄永胜也起来帮腔，说彭德怀当三军团军团长的时候就野心很大，反对毛主席。

这时钟伟说话了。他是以北京部队参谋长的身份与会的。“胡说！”钟伟一声叱喝站了起来，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你当时在场吗？我在场，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有这件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个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当时是一、三军团在打娄山关，敌人反攻的时候这小子反水了，临阵脱逃，还拉了几个战士反水。被我们捉住，执行了战场纪律。血债？他成了敌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的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加害于彭总！”

说到这里钟伟热血涌了上来，涨红了脸，手指着台上，几乎是在喊叫：“你们不是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娘卖×的，算我一个吧，也拉我去枪毙吧！”

这几句话强烈地震惊了会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钟伟。

林彪被堵得说不出话来，肖华惊愕之余则大怒，命令警卫战士将钟伟铐起来推出会场，直接送军事法庭。

人们没有忘记钟伟，至少是59年庐山会议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代表人物彭德怀一直念叨着敢于仗义直言的钟伟。

据说他受到非人迫害被关押在只能放一张床的小黑屋里，在临终前嘴里喃喃念叨的，就有钟伟的名字。

过了几年，毛泽东突然想起了钟伟，就问钟伟那里去了。

在最高统帅的过问下钟伟的冤案得到了解决。

但是钟伟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热爱的军队，而是被安排到安徽省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

1980年中央军委发文为钟伟平反：“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后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

钟伟向他的老首长黄克诚打电话，说想回到部队去工作。

黄克诚说，你呀，还是安分守已，安安静静地呆着吧，要是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钟伟明白了，在现在这个和平年代，自己这种人已经吃不开了。此后钟伟将军郁郁寡欢，健康日差，竟至一病不起，于1984年4月24日去世，终年73岁。

钟伟的遗嘱只有简简单单的几行字，但是却感人至深。“我死之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很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给以适当的照顾。同志们，就此永别了。”

钟伟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临终前还跟孩子们谈论兵法，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人说，如果把钟伟将军的故事拍成电影，一定比美国的《巴顿将军》的上座率和票房率还要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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