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年
清江市石码头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位于和平路西头，和石码头街（现承德北路）毗邻。原市第六中学即是石码头小学原校址，但市六中已于2016年搬迁，与市第三中学合并后改称清江浦中学，市六中原址又于2017年拆光,现为淮安小学西校区。
我1951年入学，那年正好由清江市人民政府从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收回我教育主权。十八世纪末，法国人在清江市（时为清河县）石码头天主教堂建筑楼房开办了类式小学，归扬州教区管辖。类式即“圣子”之意，基督就是圣子，名叫耶稣，上帝就是圣父，名叫耶和华。入学学生均要信天主教，每天放晚学前需集体进教堂跪拜念圣经，唱圣歌，有时还送给我们耶稣受难的小画片，甚至还发放牛奶。1948年12月2日淮阴城第二次解放，成立了两淮市，当时天主教堂神甫是匈牙利人，名叫翟光朝,直到文革前才离淮回国，离淮前我还见到过他。我人民政府选派教师进入教会学校，担任行政人员领导学校。
1951年四、五月间正式宣布收回我教育主权，类式小学更名为清江市石码头小学。这年大概在八、九月间我入学上了一年级，教室就在教会早年盖的楼房里，楼房一共三层，一二楼做教室，三楼不知何因一直空着，课间学生常跑上去玩，从窗口远眺。当时市区没有高层建筑，多为平房，且石码头万字口是全市最高处，因此能看很远。这时匈牙利神甫每天早晨都和一个矮个中国青年人打羽毛球，近年，一次偶然机会得知这位青年人名叫崔连义，尚健在，已成耄耋老人，常和一群京剧爱好者在周信芳故居唱京剧。
收回主权后的第一任校长叫濮永宽，约50岁，非常和蔼，全校朝会在操场按年级排队听濮校长讲话。我工作后还常看到过这位老校长。
那时小学生年龄相当悬殊，同一个班级个别年龄大的已经结婚并有小孩了，十几岁的不少，当然像我这样小的也有。抗美援朝期间，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动员学生捐款捐物，还写慰问信，寄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鼓励他们英勇杀敌，我们在后方好好学习。慰问信和信封都用毛笔竖写，班主任不让毛笔字非常好的大龄同学写，偏偏叫我来写，老师解释说，你写就像小学生写的，他写就不像小学生写的。一次学校挑选十几名优秀少先队员，排队穿过和平路，到对面基隆巷老坝口小学收听广播，进了一间办公室，见桌上摆放着一个长方形匣子，匣子里传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节目前奏乐曲，节目内容记不清了。当时家家都没有收音机，更谈不上电视机了，连报纸都很少见，我能享受到这样特殊待遇，内心非常激动，更感到骄傲。
1953年5月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就是从万字口电灯杆上挂着的有线广播喇叭里听到的。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会议代表参观洪泽县境内的72孔三河闸，途经清江市。学校组织我们到安涉桥附近的路边（现为淮海东路）列队欢迎，手里挥动着三角小彩旗，口里喊着欢迎欢迎。车里的人向我们招手，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黑人和白人，觉得非常新鲜。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一切都很简陋，狭窄的土路，车后扬起尘土，路两边是低矮破旧的草房，但人们的精神却是昂扬而饱满的。
我们那时上学也都因陋就简，女生用手提式布缝的书包，男生多不用书包，而是用大约一公尺见方的白布或兰布，用一根细绳子系着方布的一角，绳的另一端栓着一枚铜钱，放学时，讲义夹放最下，上面依次由大到小摆放着书、本和文具盒，像金字塔一般，用布裹好，再用绳子系紧，铜钱别好，不致松散，在背上斜背着，布的两头绷紧，在胸前打个活结，这就是书包。学校没有茶水供应，夏天用空酒瓶子盛满冷开水，有时放点糖精，瓶口用绳子栓紧，就这样斜背书包手拎凉水瓶上学去，有时不小心玻璃瓶子就会打碎。滚铁环不少男生都会，无论放学上学，一面走着一面滚着铁环，发出叮当响，有时学校还举行滚铁环比赛，跳绳比赛。学校举办玩具展览，我送展的是纸盒做的房子，还有小二胡，等等，都是自己制作的。那时不像现在，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玲琅满目，应有尽有。
我小学一年级便开始喜欢手工课。学校每学期举办一次玩具展，多数同学都是将由家长做或买来的玩具带到学校，如毽子、跳绳、皮筋、弹弓、铁环、翁竹，等等。而我带到学校的玩具全都自己制作，如用纸折叠的船、动物、飞机等多种纸玩具，铁丝与竹圈做的不倒翁，用纸板做的各种形状的房屋。我还做了一只能收听到清晰广播的矿石收音机，简单幻灯机，做了一把二胡，能拉出曲调，老师与同学几乎不相信是我制作的。有一次我扎了一只长立方体灯笼风筝，老师怀疑地问：“你这样的风筝能放上天吗！”“能！”我肯定地回答。当天放晚学后我约了二个同学在学校操场放飞，这位老师也去看了，几乎不用助跑就飞上了天，且很平稳，不像笆门风筝要牵着线跑好长距离，且上天后摇摆不定。老师直点头：“好样的”。后来在别的地方放飞时被大孩子抢走了。七十年来在各种场合，如电视上，我市及外地风筝放飞活动中，都未见过这种我儿时扎的风筝。
一次，一位老师 当着我的面说：“你善于动手动脑，会有前途的，但需要有人引领。”
上小学时在家做作业，父亲常守在桌旁看着，多数不说话，偶尔会指出这句话不妥当，那个字笔划写倒了，原来他十分留意我的作业，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乐趣或享受。在我小学二、三年级时，他看我的作文还可以，字也可以，竟要我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写写我的学习情况，写写家庭生活情况，我真的写了一封信，他认可后，就寄出了，未想到一个月后，真的收到北京一封回信，那是毛主席办公室回复的，鼓励我一番，回信末尾还盖了一枚大印。非常可惜的是这封北京来信不知怎么弄丢了，不然是一件很有纪念价值的文物。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解放初期父亲对毛主席是敬仰的、信赖的。在二年级时班级搞文娱活动，演了一个小话剧，老师让我演话剧中的“儿子”，开始我不愿意，老师动员说，演你母亲的这位大同学，她自已已有了儿子，你演很合适，最终我同意演了，演出效果还不错。
学校里有四位同年级女生，像是约好似的，夏天一式的白衬衫黑裙子，头扎黄蝴蝶结，放学上学都是结伴而行，一路走着一路说笑着，就像一群快乐的小天使，她们非常显眼，无论在学校还是在路上，总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其中一位，我现在还能叫上她的名字。我五年级时，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边永志，在一次作文课上布置的作文题叫《清江市的一角》，至今还记得，我叙述了一个星期天带着弟弟参观清江面粉厂的全过程，文中运用了新旧对比的手法。这篇作文，边老师在批改时，起先用毛笔在佳句右侧连续画红圈，后来干脆用毛笔一拖到底，全篇都成了红色。我的其他作文也有类似情形。有一次语文课我做小动作被边老师发现，他将我手中的铅笔收了去，说也巧，我到清江中学上学后，他也调去又做了我的语文老师，后来他调离教育系统，我还曾看过他。他早退休了，但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未想到事隔70多年后，前不久在文渠河畔虹桥里周信芳故居遇到并认识了这位与神甫打羽毛球的“崔姓中国少年”，不过他已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耄耋老人、京剧队的铁杆名票友了。他叫崔连义，淮阴第二次解放后开始在类式小学上学，同时还兼做校工，义务为学校上、下课拉铃，换来的实惠是免费入学。他所以能得到这份“美差”，因他父亲是一位天主教信徒，与神甫关系不错，并常年在校门口摆摊，卖早点、茶水、零食。崔连义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淮阴中学上初中。
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崔父正做糖果生意，市联社动员他参加合作化到糖果食品厂，因种种原因，崔父不愿意。这时正在淮中上高二的崔连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主动辍学代替父亲去糖果厂上班，直到1996年退休。自从周信芳故居落成开放后，就是梨园票友们常年活动场所，毎周有四个京剧队轮流在这里唱戏。崔连义老人既是情缘京剧队队长，又是夕阳红京剧队代理队长，每天忙着烧开水，清洁卫生，开门锁门，人员协调，接待来访者，忙得不亦乐乎。票友们交口称赞他是位热心肠人。对京剧的酷爱，崔老深有体会地说，唱京剧听京剧是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韵味隽永，让人陶醉，甚至达到忘我的境地，其乐无穷，精神焕发，促进了身心健康，不觉得自己已老，还是年轻人的心态，同时结交了众多票友，更使国粹京剧艺术发扬光大，艺术大师周信芳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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