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廖老先生

                        赵云中

        汉水养育古镇，古镇养育我，而廖老先生则为我涂绘了厚重的文化底色，传授了我最初的古典文化。

        解放战争在我的家乡陕西安康蜀河镇“拉锯”。一时解放了，一时“光复”了；或者，江南为国民党所盘踞，而江北又是共产党的天下，对江而峙，时时的冷枪流弹。所幸江面很宽又无导弹可发，对人的生命财产并未构成威胁。大胆的老百姓可以大胆地在小街上和河滩边走来走去，听听枪声，瞧瞧热闹，寻取一种“穷快活”。

         蜀河镇夹在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地带。共产党最初解放这块土地的时候，建立了一个“上津县”，既不属于湖北，也不属于陕西，就属于解放区，地跨陕鄂两地，大得很呢。县府曾一度就设在家乡小镇上。

        第一、二次解放时，小镇成立了“儿童团”，团员门扛了哨棒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防备敌人破坏，防备国民党探子刺探情报。有一天，区分队的武工队员到“国立中心小学”动员学生们参加“儿童团”。我正当童年，自然就被动员了去，悄悄地参加了，还当上了队长。尽管很高兴，却绝不敢向家里的大人们炫耀。

        岂料，纸包不住火，不久，秘密败露了。母亲发现我不在学校上学，而是伙同一帮野小子去了“龙头嘴”站岗，而且出入家门时还遮遮掩掩地拖了一根五颜六色花里胡梢的木棒，猜想我是参加了儿童团，就气咻咻地训我：不好好上学倒也罢了，怎么连小命也不顾了？冤孽！便“劫持”了我，紧紧攥住我的手，在鹅卵石的小街上，捣着一双小脚，颠颠地快步行走，把我送进小镇中部黑沟里的一家私塾去读书。

        私塾是一位享誉小镇、德高望重的廖老先生开的。那时他已桃李满天下，小镇上的文化人差不多都师从于他。私塾里上至校长、下至“各科教师”全由他一人包揽。学堂就办在他家大院的一间侧厅里，无论哪个“年级”，无论哪门课程，全由他一人任教。课程麻，合拢来说，也就两门，一门是语文，课本就是四书五经，另一门是“书法”。年级无所谓一二三四五六，就按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琼林、诗经等等分成“年级”。上课时，他一个个把学生叫到讲桌前，晃着脑袋，韵着字味儿，用红笔在书上圈圈点点，平上去入，一字一板，一丝不苟。学童跟着念，直至念会。历时一月或两月，念完一门，就忐忑着向他走去，把“课本”交给他，向后转，背对着讲桌，背对着他，从头到尾背诵一遍课文，不得有错，就算“包本”了，过关，就直接升入“上一级”。比如《三字经》背会了，就读《论语》；《论语》背会了，就读《学庸》、《孟子》等等。但无论你读到哪年个“年级”，都得写大字，学“书法”。每天早晚上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仿着“引格”，写大字。“引格”是他和他的儿子写的，写得特别棒！倘若你不认真写，鬼画桃符，小心他的格丁拐仗拧你。所以，大凡上过私塾的人，差不多都能写得一手好字，走上社会，坚持炼炼，离那“书法家”相去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他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严格得近于无情，所以，他教的学生学业都很不错。因此，他也就颇受家长们的称颂，可谓有口皆碑。

        除了擅长四书五经和写得一手好字之外，他几乎什么也不会，尤其对于数学，简直一窍不通，连个秤星也不认识。凡遇上买柴买菜什么的，他就叫了学生去帮忙认秤，帮忙算账。同学们常常讥笑他把秤杆子都拿反了，就像不认识字的人把书本拿反了一样，还每每掩饰地说，“是让你看的呢”。

        “拉锯”结束了，家乡正式解放了。“国立中心小学”改名“蜀河完全小学”。我们那批被父母强行送往私塾读书的同学们陆续回到了“完小”，廖老先生没有了“门生”，私塾关门大吉，他也回到了“完小”教书。不知他到底教的什么课，反正没再教过我。推想，该是教的语文吧。

        虽然不代我们的课，但以往私塾那段师生情还在，又加他的威名非但学生们怕他，就连老师们也有几分“怯火”。只要有人诈呼“廖老先生来了！”正在捣蛋的学生会立马收敛，作乖巧状。他几乎天天穿一身黑的长衫，黑的马褂，戴一顶黑的瓜皮帽，拄一根黑的格古楞丁的拐杖，其形象酷似喜剧小品《打工奇遇》里的巩汉林那副模样，但比巩汉林稍稍壮实些。清早，他就这么拄着拐杖精精神神地上学来了。

        学校门口有许多提竹篮卖油条、卖烧饼、卖馒头的半大小子，原来都是学校里的学生，多半因为家境的贫困辍学了，帮助父母做着这么点儿小生意，糊弄日子。

        卖小吃的小子和买小吃的学生，边交易边留神着从林子那边通向学校来的小路，时刻警惕着廖老先生的突然到来。

        果然来了。学生们、小子们一哄而散，象老鼠一般，一些钻进了教室，一些提着竹篮躲进附近的墙旮旯，哪怕油条掉了一地，也在所不顾。若是跑得慢了，被廖老先生撞着，他那格古楞丁的拐杖是不会饶人的，要么头上挨一杖，要么腰上被拧得生痛。他是最反对小贩们到校门口叫卖东西的，也反对学生们吃零食。他说，乱糟糟的，还像个学堂吗？有异议的老师也不敢发表异议，因为他的资历太老了，太威严了，谁也不敢对他有所怠慢。在那些年月里，只要他来学校，学校的纪律就特别好，学生们的学习都规规矩矩。他也不玩忽职守，尽管胡须花白了，还天天的到学校里来，拄着拐杖上上下下的巡视，严然一个“督学”似的。大概是校长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吧。

        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他悄悄地消失了。也许是太老了，走不动了，不来学校了。看不见他了，就格外的想他，念他。真后悔，那时太不懂事，太缺乏人情味儿，竟然没有到家里去看望他。直至他悄然归天，我们也一无所知。我们欠了他好沉好沉的债，心负着好深好深的愧疚，所以，几十年了总忘不了他，忘不了他所给予我的古文知识，忘不了他那矍铄的绅士形象。

        每当我念起他时，便捧出那套经他圈点过的四书，反复地翻阅着，不忍放下。

        廖老先生是何大名，似乎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探究，大家一致的叫他“廖老先生”，积年累月，这尊称就成了他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