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六十九）

凡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一定会对一首叫“送别”的歌和一部叫《怒潮》的故事片电影印象非常深刻。

笔者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也非常喜欢唱这部电影中的插曲“送别”和“太阳出来一点红”。

这部出品于1963年的以秋收起义为背景、以大革命为题材的电影不可谓不大胆。因为那个时候，1959年发生在庐山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彭黄张周集团案”已经昭示全党，人人皆知了。

而这部电影就带有明显的为彭大将军鸣不平的寓意。这一点连年方十岁的笔者都看出来了。（当然，也是受到了大人们的影响）

尽管观影者们心照不宣，但是还是觉得特别感动特别舒心，因为他们都觉得彭大将军是被冤枉的。

几年后，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来了，这部电影因“明目张胆地替彭德怀翻案”的罪名被第一批打成“大毒草”电影，在大报小刊上口诛笔伐，批倒批臭。

当年的中国，权利最大的是一个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机构。在他们的授意下，中宣部文化部和电影局的造反派们宣布了一批又一批“毒草”电影。到后来几乎没有一部电影是没有毛病的。8亿人民只能看8部“样板戏”。

作为第一批“毒草”电影，《怒潮》的编剧自然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批倒批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个时候笔者才知道了这部电影的原作是湖南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吴自立。

但吴自立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血战沙场的战将，没有多少文化，他创作出来的电影剧本未免有些地方不太专业，不完全适合拍摄。因此又给他配属了两位编剧，帮助他修改剧本。这两位编剧一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专业编剧郑洪，另一位是湖南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未央。

吴自立，（1902—1975）湖南平江人，1921年加入湘军，历任湘军班、排、连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五军二纵队特务大队长、红八军七团团长，军委四局局长等职。

五十年代任广东省、湖南省军区副司令，1955年授开国少将军衔。

投身革命之后，吴自立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参加了平江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战役、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和长征。

他作战勇猛，敢打敢拼，打过无数次恶仗、硬仗，立下无数战功。

吴自立对党忠诚，性格耿直，嫉恶如仇。就因为他与彭大将军的性格极为相似，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1932年他被扣上了“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撤销了他师参谋长的职务，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一名通信员。

在红军进入长征之后，由于他仍旧兢兢业业做好普通战士的工作，才恢复了他的党籍和职务。

吴自立还因为爱放炮、讲真话而得罪过胡耀邦同志。

那是1940年的事情。为了表彰从红军时期过来的老战士，军委总政治部准备颁发一批红军纪念章。而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人是年仅25岁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

当拟授名单下来，吴自立看到有些本应该得到纪念章的红军同志没有，而一些职务很高但并不是老红军的同志却在授章名单中。

吴自立又忍不住放炮了，说，这不是乱来嘛，如果是红军，不管他是伙夫还是马夫，都应该发。如果不是，哪怕他当再大的官，也不能发！

他甚至还当着胡耀邦的面把他怼得下不来台，他说，你这个娃娃部长，要这么发，我就不要。硬要发给我，我就把这个牌牌拴在狗尾巴上，然后带着这条狗去见毛主席！

后来，因为敢讲真话，用文艺的形式替蒙冤的彭德怀元帅鸣不平，吴自立被打成了“最凶狠的反党分子”，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开除了党籍，并关进监狱七年多。

在文革中，吴自立被造反派拉去四处批斗，每次批斗还要遭受毒打。吴自立被打得遍体鳞伤，连肋骨都被打断了7根。

实在没有办法了，吴自立的儿子就去找胡耀邦。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与胡耀邦的私交并不好，可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在1972年吴自立被诊断出得了肺癌。

为了解放吴自立，胡耀邦同志还是帮了大忙。他对吴自立的儿子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但你爸爸与我的私交不好。虽然都是工作上的分歧，但是他骂起人来真让人受不了。我就曾经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胡耀邦说，你知道你爸爸当年怎么说我吗，他说，我参加革命时，你还穿开裆裤呢！

这让吴自立的儿子很是尴尬。

但胡耀邦到底是胸怀坦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鼓励吴自立儿子去找周总理，找毛主席。说：“你给主席、总理写信，虽然我现在是无职、无权、无工作、无车子，现在我也是见不到主席和总理，但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信转到主席和总理手中。”

在胡耀邦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关心下，1973年吴自立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可以住院治疗一下累累伤痕和重病缠身的病体了。

解除了监禁的吴自立，又被恢复了党籍、军籍，重新发放了军装和帽徽、领章，被接到了北京，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即使是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摧残，子女受到株连，吴自立也没有动摇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对家人说，革命哪有不受一点委屈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是不能动摇的，共产党人是高风亮节的嘛。

吴自立就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他担任红5军一师一团团长期间，恰好伤愈归队的彭绍辉被安排到他们团任职。

彭绍辉也是老资格的团职干部，为了让彭“人尽其职”，吴自立主动让贤，主动打报告让彭绍辉当了团长，而自己当了副团长。可见他在名利职务上并不计较。

吴自立在1955年时只授了少将军衔。而他的手下就出现了许多比他军衔更高的将军，如他当特务大队长时的战士杨勇、王平、苏振华等都是上将；张震、邱创成、文年生等都是中将。

而只是少将的吴自立经常自嘲，什么这将那将，我看就是芝麻酱，辣椒酱，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啊，我已经是太幸运了。

当他闻知与自己一起编写《怒潮》剧本的八一厂的编剧郑洪因为顶不住造反派的疯狂批斗和折磨而自杀时，铮铮铁骨的战将流下了眼泪，说，怪我，都怪我，是我害了他呀！

郑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优秀编剧，曾创作了《县委书记》、《12次列车》、《奇袭》、《打击侵略者》、《秘密图纸》、《三个战友》、《岸边激浪》等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

湖南省作协的优秀作家未央也因为参与了《怒潮》的编剧而受到了牵连，被下放到邵阳洞口的山区。

他十分感谢并缅怀吴自立将军，说，当年就是他把全部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说跟我们这些文艺青年没有多少关系，我们才能这样轻松过关呀。

其实当年受到牵连的人远远不止两个青年编剧。因为在《怒潮》拍摄完毕并公映之后，吴自立还去了一趟上海和南京，会见了江渭清、张启龙、鈡期光、傅秋涛、吴信泉、李聚奎和张震等一批当年红军的老战友。

而六十年代初时这批老战友都是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了。于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柯庆施就向毛泽东打小报告，说吴自立这是在搞反党小集团的大串连。

当时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也没有表态，因为毕竟这中间所牵涉到的高级干部多达100多人，而且有许多中将上将以上的兵团级干部，如果贸然表态肯定不是小事。

但是架不住柯庆施一再在后面拱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供所谓新的、确凿的证据。这一百多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后来在文革中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

1975年10月，吴自立同志不幸遭遇车祸，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不治身亡了。一代名将就这么凄凉地告别了人世。

吴自立去世后，解放军报还发了一个豆腐块大小的讣告。

1989年4月，已经辞去了中共中央总shu记的胡耀邦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胡耀邦突发心脏病，不幸辞世。

闻知耀邦同志逝世的噩耗，吴自立的儿子专门赶到北京，去为耀邦同志守灵，这一守就是几天几夜。

吴将军儿子的做法也是彰显了老红军一贯的作风和良好的家教：牢记别人的好处，有恩必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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