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光辉

——回忆毛主席到中央根据地

方  强

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天，毛主席来到中央根据地南方战线赣南的会昌。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粤赣省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粤赣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离正在激烈战斗的筠门岭前线只有三十多公里。毛主席来到这里，给粤赣地区党政军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胜利的信心。

这一年夏天，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毛主席的光辉诗篇，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度概括地刻画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时，我们党和红军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主席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国民党反动派调动了百万大军，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并以五十万大军紧紧包围着中央根据地。在北方战线，红军主力正英勇地同广昌南下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在南方战线，红军二十二师承受着数倍于我的两广敌军的进攻，保卫着中央和红军的后方。

红二十二师政委  方 强

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二师，当时驻在会昌县和筠门岭之间的新开市、站塘地区。这支部队是在毛主席建军思想指引下，由工人师中调来的一个团和粤赣地方武装编成的一支新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前，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灵活运用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采取内线中的外线作战，英勇地转战于闽西和赣南的连城、武平、永定、寻邬、上杭、安远、重石、筠门岭、会昌等广大战区，配合红军主力，并同游击队、赤卫队结合，打了不少胜仗，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

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后期和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强制推行一条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红二十二师被迫在寻邹、安远地区，分兵把口，同数倍于我的敌人作战，以碉堡对碉堡，十分痛心地消耗着自己的有生力量。部队守在碉堡里，同敌人对峙着，拼消耗，一月又一月地打了大半年。敌人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红军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穿不暖，吃不饱，盐也吃不上。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红军战士，没有被困难所征服，顽强地和敌人血战。

当时，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用三个师进攻筠门岭，其中有两个“王牌”师（七十八师、独一师），由参谋长黄幼民指挥。红军弹药奇缺，只有消耗没有缴获。战士们用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人硬拼，打退了敌人多次冲击，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充分表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但按照王明路线的错误军事思想进行几次“短促突击”，均未奏效，使部队伤亡很大。敌人用飞机轰炸和密集炮火轰击，把我们的碉堡一个一个摧毁了，阵地终于被敌人突破，部队不得不随碉堡的摧毁而节节退守。

与此同时，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错误的土地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的发展，使部分中间群众发生动摇，也影响了基本群众；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乘机煽动破坏。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根据地边沿地区到处出现了“反水”的现象。打起了白旗，拿着梭镖、土枪，对我们进行骚扰。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许多干部和战士的心中，都笼罩着一团团的疑云：过去几次反“围剿”，总是把敌人整团、整师、整路地歼灭，打大胜仗，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什么这次反“围剿”却处处被动？为什么不采取过去那种有效的、我们熟悉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游击运动战，主动积极打击敌人，却实行阵地防御，守在碉堡里，天天挨打？这种怀疑和不满，伴随着每一次战斗的失利而愈益加深。

在一个战斗的夜晚，部队撤退到筠门岭以北的新开河，连夜修筑新的碉堡阵地，这时我们每一个干部战士，对于这种节节后退、被动挨打的局面都怀着十分不满的情绪。加之当时王明路线对干部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使得大家都惴惴不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

会场在一个祠堂内。这时候前任师长程子华同志调离了，后任师长周子昆同志尚未到职。我当时是师政委，作战是我指挥的。我代表师党委，在会议上检讨和总结了筠门岭战斗。我们从战时政治工作、战役的组织部署、阵地设置、兵力使用、战斗指挥等各个方面认真地、严格地检查自己。然而，我们的检讨只是停留在战术范围内，并没有认识到，造成战斗失利的根本原因，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因此，我们的总结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大家沉重的心情还是不能解脱，整个会场空气沉闷。

正在这个时候，司令部的作战值班参谋跑来，激动地悄悄对我说：“会昌来了电话，总政治委员一一毛主席找前线指挥员讲话。”我猛一听，吃了一惊，心想：“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在北方战线指挥主力作战，而到南线来了呢？”但我又立即想到：“毛主席一来，我们一定又要打胜仗了！一定要胜利了！……”我的心情又紧张又兴奋。我跑步来到电话机跟前，我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听简里传

来安详而亲切的声音：

“你是谁呀？”

这是毛主席的声音。

我紧张而又大声地回答了自己的名字，深怕主席听不清楚。

毛主席紧接着问：

“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些什么动向？”

毛主席的声音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心中的紧张情绪立刻消失了。我恢复了镇静，详细地报告了前线的情况。

毛主席接着又问：

“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的情绪怎样？现在是怎样部署的？”

我又将筠门岭战斗的经过，以及退出阵地后新的防御部署情况和部队整顿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

毛主席听了，鼓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毛主席的话，象灿烂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田，喜悦的心情，顿时驱散了重重忧虑，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是多么了解前线的情况，多么了解部队的心情啊！毛主席和我们红军战士心连心。

接着，毛主席又明确、具体地指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箝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对这个指示，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深刻意义，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认识到毛主席是在启发我们，要我们认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路线。

毛主席还指示我们：为了保存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组织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赤卫队，在敌人的侧后方进行游击战争，配合部队作战，并取得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側面的一路。

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毛主席毎说一句话，我都从心里喊出：“对呀，对呀！这不正是毛主席过去指挥我们，在几次反‘围剿’中打胜仗的办法吗！

毛主席指示，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从不利的形势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主席话讲完了，我放下听筒，反复地回味和思考着毛主席的指示。耳中回荡着毛主席安详、亲切而有力的声音，眼前浮现出毛主席高大的身影，一连串的回忆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是一九三 O 年秋，毛主席纠正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指挥红军从湖南向江西转移。在安源的一个军民大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讲话。毛主席用简洁而又生动有力的语言，讲了当时的形势，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政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反帝反封建，为工人阶级、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进行坚决的斗争。毛主席用革命的真理，武装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场就有上千工人和农民參加了红军。那时我在安源工人纠察队做党代表工作。几天后，我们工人纠察队就跟着毛主席，跟着红军，来到了中央根据地。

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在江西小布的红军誓师大会上，在福建建宁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我又几次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对粉碎敌人“围剿”的七大把握的英明论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几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沉思中醒过来，觉得眼前分外明亮，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对！我应该赶快把毛主席到南线的消息告诉大家，传达毛主席给我们的指示。我跑步回到会场，同志们看到我那高兴的样子，立刻静了下来，等着听好消息。我抑制着剧烈的心跳，激动地说：“同志们！毛主席到南线来了！毛主席给了我们很多重要指示……”

象太阳穿过云雾，象夜空挂起明灯，大家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会场顿时沸腾了起来。我把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作了传达。掌声、口号声响彻了会场。许多同志兴奋得站起来，围在一起，一个个眼睛发亮，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全师有名的善于夜战的六十五团第三营营长张国奇同志，不顾头上纱布扎着的伤口的疼痛，举起拳头，带头请战。大家都纷纷要求战斗任务。会议在激昂的战斗气氛中结束。同志们带着满肚子的烦恼而来，换成了一脸愉快的笑容回去。

会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师党委会（当时叫军政委员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具体部署：正面放两个营，加固阵地，顶住敌人；以小部队协同地方游击队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做群众工作；主力部队集中整训，准备打仗。第二天，我们就带领干部，到前沿侦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全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土纷纷擦拭武器、打草鞋，抓紧战前练兵，政治情绪立刻高涨起来了。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挥，在整训中，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了敌人一些前伸的小部队，使敌人龟缩在筠门岭，不敢前进一步。

在地方工作中，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改变了错误的土地政策，使中农的情绪稳定下来，向我们靠拢，基本群众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对“反水”的人，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毛主席的政策，指出他们是被地主、反革命分子欺骗和利用，号召他们认清敌我，欢迎他们回到革命这边来。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有了显著的变化，看到我们部队出动，也不再嚷叫和报告敌人了。

部队整训在紧张地进行着。我们毎天到前面阵地去检查部队，一路看到部队出操，瞄准，刺杀，听到战士们喊着“杀！杀！“的声音；看到部队在野外进行班、排攻防演习；傍晚，连队点名，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已经好久没有看到部队的这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呀！毛主席到南线来，才这么短短的时间，形势就变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部队就斗志高昂，就打胜仗；地方群众就拥护，根据地就巩固。

就在这个时候，王明路线统治的总政治部和国家保卫局，派来了中央工作检査团。他们对红军二十二师在筠门岭的作战，做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结论，宣布了他们的处理决定，对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送进军事法庭，有的送去劳改，我被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

当时我们对这种处理，虽然不满意，但没有认识到这是王明路线的错误，还是严格地检查自己，认为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党需要铁的纪律，个人受了比较重的处分，对教育自己、教育别人都有好处。并且坚定地相信事情总有一天是会弄清楚的。所以，关在国家保卫局“招待所”期间，我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抱怨情绪。

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不到半个月，我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的团长余栋才和团政委张旷生两同志也被关进来。一天黄昏，他们告诉我：“你离开部队几天后，毛主席来到了站塘。”我兴奋地问他们：“你们看到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们详细地告诉我：毛主席一到站塘就召见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在一间不大的老百姓的堂屋里，毛主席坐在一张方桌的旁边，穿着同战士一样的灰色的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着一双布鞋。毛主席十分和霭、亲切地同大家谈话。他问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思想和生活，问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毛主席还找一些边沿县区的干部去谈话，对南线地区党政军的情况作了深人的调查研究。

这天晚上，我反复地回想着毛主席到南线的情景，回想着毛主席的电话指示，回想到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前几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回想到毛主席领导下创建和发展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更想起，我在汀州医院治伤时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当时，毛主席正在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并指示我们也要认真学习这本书；还回想起我在红军警卫营，担负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时，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和生活的幸福情景………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想念毛主席啊！

记得一天晚上，关在一起的一位叫李久的同志，悄悄对我说：“老弟！你知道不？现在党内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一听这话，我的心情象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一样沉重。为什么我们党内会发生这样的向题呀？

沉獸了片刻，他继续说：“老弟！是毛主席领导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了我们的党，建设了我们的红军，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许多许多胜利，这些历史的事实否认得了吗？毛主席是我们党内最能团结人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拥护毛主席。历史将会证明真理是属于哪一方的。”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使我开始知道党内存在着重大的是非向题。我把五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大革命失败后建设红军、创建农村根据地的历史，同这番话对照思索，就更进一步坚信毛主席的正确，真理是在毛主席一边。

后来才认识到，当时在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军事上开始是冒险主义，后来是逃跑主义，失败主义。就是这一条错误路线，给我们党和红军，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由于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够，对王明路线虽然思想上有抵触，但是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不能自觉地进行斗争和抵制。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在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昼夜行军，人疲马乏，总是甩不开敌人。部队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怎样战胜面临的严重困难？这些问题在每个红军战士脑海里盘旋着。

经过了几个月艰苦的行军和作战，部队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到达贵州遵义。在一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被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读到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有力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重新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思想。我们捧着一份油印的决议，如饥似渴地逐字逐句地反复学习，大家都激动得热泪滚滚，对于我们这些亲身体会到王明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红军战士，当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们热烈地欢呼，毛主席又回来掌舵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I 

遵义会议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也解放了我。第二天，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都被放了出来，先后都分配了工作，我也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工作。有些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我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我把遵义会议的决议珍藏在皮包里，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事形势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政治局面都起了显著的变化。从此，红军英勇前进，处处主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甩开了敌人，沖破了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了陕北。中国革命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证明，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失败。

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真理，真理的光辉永远照耀着革命的航程！

（写于一九五八年建军节，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修改于北京，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76年第12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