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淘书

迂  叟

      到了包头，忽然想起宁可做个曳尾涂中的缩头乌龟，也不肯为楚王效劳的庄子。这样的读书人，你说他可怜，他并不可怜，你说他无能，他却比谁都有能力。曾几何时，书房里汗牛充栋的精装本全都成了装潢门面的高雅摆设，这恰好应了《黄生借书说》里的一句话：书，非借不可读也。不过我在包头沿街逛书摊，却是想图个便宜买本可读性较强，又有一点保存价值的好书。

     眼前这包头，旧有“水旱码头”之称，尤以素有“塞外西湖”之誉的南海最为著名。这里古代曾是我国北方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后来以其沟通阴山南北的交通要道而声名远播。而今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怡然镶嵌在塞外的黄土高坡之上。也许我来得不是时候，又未能一睹“塞外西湖”的旖旎风光，隐约觉得周围笼罩着某种远去的遗憾。深秋的包头城周，满目萧瑟，黄尘弥漫，阳光没有了夏日的火热，低矮的农家小舍零散破旧，而市内却大道通畅，绿色花带一片生机，市容整洁可人。这泾渭分明的市内与市外的分界线，似乎是神州大地城乡差别在包头的悄然浓缩。见此情景，我不禁感慨道：

      碧草四野无，高原有明珠。

      包头市容美，怀想牛玉儒。

       回过神来想庄子，总想在包头寻找一点文化韵味。当年王昭君出塞，远嫁匈奴，在南海湖边的草地上观赏风景，正好有一群大雁从她头顶飞过，后人便用沉鱼落雁来形容王昭君的美丽。这即使属实，也早已成为历史。康熙年间的南海子码头“船筏林立”经济繁荣，但那种兴盛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早已风光不再。如今包头的中华绒鳌蟹、黄河鲶鱼、团头鲂（武昌鱼）、秀丽白虾等名贵水产名扬天下，可惜我等无暇去那一饱眼、口之福。我顺了街道胡乱转悠，目的只为淘书。

      沿街书摊不少，货色品种繁多。有看相、算卦、地理风水等迷信书籍，有网络下三烂的文学本子，有价贱质劣的影视光碟，有包装过时的名人典籍，也有新近出版的刊物杂志。可是在林林总总的书刊里，总也找不着适合自己胃口的好书。这瞅瞅，那瞧瞧，循环往复地把书拿到手里又放下，几乎没有一个摊主缠人非买不可，脸上的表情就跟每个书摊的生意萧条惊人的一致。此时我才真正明白，贸易中转地位的商业文化对包头经济社会的影响深远，而汉族世代相沿的“耕读传家，读书识字”并非包头文化的根。

      边走边想，边想边看，自己原本不知道买本什么样的书刊才好。看过四个书摊里的小人书，觉得非常有趣，但毕竟不适合我阅读与保存。再说，世上最好的书，莫过于孔孟之道那样的圣人书。可是谁都知道，圣人的书只可拿来研读，日常拿它办事百无一用。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来了包头，我就淘来一本好书带上。我终于匆匆回过头去，在最先去过的那个书摊上淘来一本2005年第十一期《杂文选刊》。说是在包头买了一本书，其实不如说我仅仅是为了买下这期《杂文选刊•曳尾涂中》里的这段话：

      “其实，知识分子何尝不想宏图大展？可是与生俱来的‘心比天高、洁身自好’的‘臭毛病’一发作起来，他宁肯曳尾涂中——只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机会也不多。也难怪鲁迅笔下的狂人就看出吃人两个字：一个连做乌龟都不肯的社会，除了用吃人来形容外，我们还能找到其他词汇么？”

      此文作者孙玉祥，决不是胆小如鼠的我。我佩服作者说这段话的勇气和胆量，也暗自为自己时常曳尾涂中而深感惭愧。世间一旦缺少了说真话说实话的凛然正气，消磨意志扰乱军心的靡靡之音就会甚嚣尘上，社会进步也会随着文化的日渐颓废而踯躅。

      如今浩如烟海的书让人眼花缭乱，书便“非淘”不可读也。一个读书人如果连说几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便很难想象其能够淘得什么好书。我在包头淘书淘得一段好话并非我仅只剩下一点说真话的读书勇气所致，而是花了三块钱淘来了一丝读书的快感，或者说这仅是一次“途中曳尾”而已。

      2022年9月5日，重温此文时补记：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埋头淘书，也可以成名成家，只要不把自己折腾得抱头鼠窜就好。

（原载2008年《延河》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