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优待证的表格里面，除了明文规定在苏区和白区的具体优待条款以外，还填有这样几行蝇头小楷：冯西金，商州东岳庙人，牧童出身，1935年参加红军。据说，这位当年的红军战土，因为父母双亡，走投无路，七八岁的时候，就曾过着挨门乞讨的流浪生涯。有一天，他讨饭到了商州东岳庙一带被张辑顺的女人吴春梅碰到时，见他怪可怜的，又无家可归就好心将他领回家中。吴春梅因为多年都不曾开怀，膝下没有儿女，随后就把他收为养子，取名张西金。他呢，从小就在张家长大成人。

张家就住在东岳庙附近的窑湾村^①，相距不过两三里地。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来到东岳庙时，年满18岁的张西金，听说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为了掩人耳目，使张家不受牵连，便改名为冯西金。不久，有两个红军同志与他一起相跟着，来到收养他的张家，留下一张《红军家属优待证》，并按规定发给三块银元的安家费。临走时，养父张辑顺当着他说:“你走你的，投奔红军去吧！死待在家里不被抓了壮丁，也没得好日子过……走后不要回来，当心惹下麻搭！”谁知他这一走，就是十好几年，解放后一直都无音信。

由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亲笔签发的《红军家属优待证》（张军峰 供图）

留下的这张《红军家属优待证》，全家人都视为至宝。是啊，有了这个优待证，即使处在反动统治的“白区”，红军回来时同样可以分得粮食和衣物，生活也不用熬煎；日后建成了“苏区”，还可以优先分到土地和房屋，一切都会受到应有的优待。谁知红军走了以后，反动民团多次抄家搜查，百般拷问，要捉拿当红军的战士，査抄红军留下的“证据”。老奶奶——这个很有心计的老人，她见反动民团时常来家搜查，闹得鸡犬不宁的，就将《优待证》收藏了起来，折成个长条形状，暗自放在木柜的夹缝里面。这样，终于摆脱了敌人的纠缠。全国解放后，老奶奶已经去世，全家人只知道有个红纸片儿，是红军留下的证书，但谁也不知藏在哪里，多次寻找都没找着。1969年，家里挪动柜子时，这才意外地找到这件宝物。张辑顺和吴春梅夫妻二人，高兴得合不住嘴，他们不指望得到什么新的优待，只盼能够“顺着蔓儿摸着瓜”，找到他们收养过多年的儿子。他们的亲生儿子张和俊，曾多次给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写信，询间红军哥哥的下落，虽有回信，但仍下落不明。张和俊无奈又给郑位三同志写了信，并将《优待证》寄到北京，请他予以鉴定，帮助找到亲人。

1974年1月9日，郑位三给张和俊写了回信。他在信中说：“我年老多病，回信迟了，请你原谅。优待证是我签的字，是真的。我离开红二十五军多年，部队成员变化很大……解放二十多年了，可能已不在人世……”字里行间，充满着真挚、同情与怀念之情。但他同时又提供了两个线索，给信访者以“小小可能”之希望，让其“去信试试”。随后便将《优待证》用挂号信寄还回来。

郑位三与陕南人民有着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当年，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之后，他曾被留在商洛山中，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历时一年半之久。1946年7月，他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与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率领中原部队突围时，又一次转战于商洛山中。谁知，就在他复信后的第二年，就与世长辞了。这封书信，亦成为他留给红军战士家属的一份遗物。

经过几番周折之后，县民政局才发给张家一个烈属优待证书。然而，张辑顺老人还不曾享受到这份荣誉和优待，就已死去。劳苦一生的吴春梅，出于一种特殊的缅怀之情，每到清明时节，都要到村边路口烧化几张纸钱，表示对养子的祭奠。三年前，她也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冯西金故居、红军疗伤忠義堂医馆旧址（张军峰 供图）

我在商洛山中听到过许多类似的红军战士的事，当地人只知道姓名，参加了红军，但又下落不明。而在那洒满烈士鲜血的征途上，死去了的，掩埋了的，有的却不知其姓名，也不曾留下墓碑。西金同志，你是在哪里安息啊？！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情系老区   （张帮群  供图）

（供稿/卢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