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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摇滚现场，我都会看到自由的镜像，尽管它只是镜像；看到人类乌托邦的影子，尽管它只是影子。人们因为对摇滚的热爱走到现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见证彼此的灵魂，组成暂时的意志集合与理想共同体。这个仿真的乌托邦，让我们触到了自由与平等的可能。
——杨碧薇
一
前些日子，我在昆明Modern Sky看了寸铁的现场。说来遗憾，从腰到寸铁，我听了十八年，并且还是昭通人，现场却只看过两次。一次是上个冬天在北京，一次即昆明。当然，2004年那会，我还在上高中，根本没机会看腰的现场，腰也挺神秘的，好像不怎么演出。
我是从一本摇滚杂志上认识腰的，书我忘了，大概是《通俗歌曲·摇滚》，要不就是《爱摇》。书里有一张DEMO，收入了《民族》。很快我就在昭通的酒吧里听到了腰其他的歌。那家酒吧在二甲，叫珍藜的果皮箱，和许多摇滚范的酒吧一样，墙上挂着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画像。我前男友和他的朋友们管那里叫果皮箱。他们喝酒时，我就坐在一旁，挪移思绪，凝神细听。果皮箱早就没了，我前几年还为它写过一首诗，就叫《珍藜的果皮箱》。
初入大学时，班上有位弹吉他的男生，陶，得知我来自昭通，激动地握住我的手，狠狠地抖了几抖，用颤巍巍的南宁普通话说：“欢迎你，来自西南摇滚之都的朋友！”我问昭通怎么就是西南摇滚之都了，让成都颜面何在。陶倒是毫不迟疑：“昭通有腰啊，有腰就够了！”大学时我听到腰更多的作品，甚至会单曲循环一整夜，直到天亮。听得最多的是《歌唱》与《世界呢分钟》，这两首歌的歌词都有穿刺性的力量。《世界呢分钟》里“你不会了解，我只是爱天空中的骑士，爱从不开百合的西部”，曾长期挂在我的签名档里。刘弢就像一位击剑手，对准目标持续地刺击，不接受任何调停，不妥协，不走中道。如今，寸铁的部分听众对腰早期的作品介入不深，我感到很遗憾。就拿这两首歌来说，编曲我也很中意，因为形式与内容做到了完美的统一。《歌唱》有种后现代的荒诞感，让我想到交叉缠绕的光线，宛若刘呐鸥小说里的都市画面，混乱、躁动、无序。有时我在午夜睁着眼听这首歌，在黑暗的围裹下，又会想到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中的场景——来路不明的光线伸展着，晃动着，又彼此钳制着，扭结着；宇宙孤独而寂静，只剩一个醒着的声音。可以说，这种怪异风格，是对某些现实层面的高度提炼。当现实将人逼到某种境地，我们表达立场的武器只能是怪异。《世界呢分钟》则是另一种体验，绵延的吉他和弦将人引入沉思，它们反反复复，我的思绪和痛点也就随之起伏。反复是为了深入，但这些和弦又如死结，在循环中演绎下去，没有终点。形式上的独特设置，表征着精神上的无解。卡夫卡（Franz Kafka）的《城堡》如是，鲁迅小说里一再出现的“返乡--离乡”结构如是。这个时期的腰，俨然孤独斗士，在寂寞新世纪“荷戟独彷徨”。
有意思的是，《公路之光》倒并非我彼时最爱，虽然歌词令人一震。数年后，这首歌大放异彩，有不少人或是因为它才认识腰。上次在北京现场，我又听到它。陪我一起去看演出的哥们杜鹏，对，就是那位在美国看演出时常常跳水的美发鉴赏师，居然呜呜地哭起来，擦泪抹眼，口齿不清地嘟囔“我Cao，太它妈感动了”。时隔多年，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听《公路之光》，我重新审视起它的内爆力，进入了它内爆时向外喷射的光和热。毫无疑问，《公路之光》凝聚着一股不息的动力，愤怒、厌倦、希望与疲惫在其中交织，推着时间的车轮向前，而道路没有尽头。或许，《公路之光》就是腰在加缪（Albert Camus）意义上的西西弗神话式宣言。它让我想到的还有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还有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的《罗拉快跑》中，罗拉倔强的奔跑和飞扬的红发。熟悉的歌词掠过耳畔，人群在身边点燃，此情此景，我也感动，但没有哭。我用一贯冷静的学术口吻说：“哭啥？嗯，是有一点感动。”说话时我手里握着热饮，虽不是红枣枸杞保温杯，但我克制的站姿分明在自我提醒：你已经过了不管不顾发泄情绪的年龄，也过了心甘情愿为爱去死的年纪。不过，在时光的流逝里，你的内心有了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它使你保持笃定，就像此刻这样；它也会伴你一直走下去，就像腰和寸铁陪着你——或者反过来，你陪着他们，你们同行。
还有一件惭愧的事：我写过不少乐评，却从未完整地写过一篇关于腰的。至少在七八年前，我就给曹丹平说我要写腰。坐到电脑前，却总是三言两语就卡壳。博士期间，我给《南方周末》写专栏，曾提到腰。文章发出来后，关于腰的部分被砍掉，只保留了谈杨德昌的部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写过，一搁又是数年。上次看了北京现场，我又决定要写，写到一两千字，继续卡住，只好作罢。
——因为腰对我来说很“棘手”，难以做到批评的有效性。刘弢的创作太自觉了，他下手即熟，非常清楚自己在写的是什么，在做的又是什么。这使得评论者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口：凡你在音乐中听到的，想到的，腰都预先替你想到了，并完整地表达出来了；他不需要你启发，不需要你纠正，不需要你查缺补漏，你还能说什么。这种特征，我称为“反阐释性”。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反对阐释》中提到，在我们这个时代，阐释变得更为复杂；在某些文化语境中，它应该“是一种解放的行为”[1]。而我深知，在过去的日子里，都是腰在解放我，不是我在解放腰，我暂时还阐释不出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反”（Anti）也是腰的立场。这个立场同样很清晰，无需评论者废话。有人曾说，中国摇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读过郝舫《伤花怒放》的，一类是没读过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伤花怒放》表征的是某种不可言传的觉醒，而且是摇滚乐至关重要的觉醒。同理，腰或寸铁的乐迷，也可分为两类。懂的人自然懂，干脆什么都不必说了，不如一壶浊酒喜相逢，一切尽在干杯中。不懂的人，终究是在看热闹而不自知。不过既然要评嘛，我只得硬着头皮啰嗦下去。腰的艺术态度是一倔到底的，至少刘弢是这样，他已作好准备，时刻都能把自己解决掉。而腰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倔带来的“险”（表面的“涩”，不过是“险”的必然伴生物）：他们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既然决定出发了，就一硬到底。这份剑走偏锋的“险”，决定了腰的力度及其在中国摇滚里的重量。
2014年夏，腰发行了最后一张唱片《相见恨晚》，随后解散，重组为寸铁。那个夏天我正好在昭通，第一时间买了这张限量版的唱片。有几次我与哥们夜游，在车里循环《相见恨晚》，哥们直呼太牛逼了——顺便说一下，“牛逼”与“赞美”是近年来我常听到的评价腰和寸铁的词，它们很概括性，但又是最直接的，发自内心的。那时我刚硕士毕业，在备考博士，决定要放弃舒适的生活，远走高飞去追寻自由，哪怕自由的代价是无限辛苦。就在那段时间，我经历了803地震。当时我在姐们家玩，震后我们走到街上，前方的房檐上，砖头还在簌簌下坠，就像鸟扑棱着飞将过来。第二天，我便与闺蜜到第一人民医院做志愿者。先是去病房。走廊上早加满了临时床位，伤势各异的患者或沉默，或呻吟。医生说这里不需要我们，让我们去楼下大厅，分拣各地捐赠的衣物。那些衣物从内衣到袜子一应俱全，全都摞在地板上，需要人工分门别类。我们蹲在地上整理，旧衣物里不时散发出陌生人的气息，我隐隐想象着他们的生活，又顾不得细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为悼念地震中的罹难者，昭通的夜生活停摆了。我大学的哥们张淦侑和他的“废柴”志愿队前来救灾，大清早从广西北海开车出发，我接到他们已是半夜。安顿好他们后，我独自回家，走在街上，眼看热闹的城市变得无声无息，惟路灯空照，不免伤感。某建筑老板说，她家也派出挖机去救灾，在地震现场挖出不少残肢断臂。新闻上则报道，年仅24岁的战士谢樵不幸牺牲。他是湖南人，很快就要退伍了，本来下个月就可以回家的。身为同龄人，我不免触动，写了一首诗给他。那时，我微信里天南海北的朋友们还在晒着斑斓的生活，而我情绪低沉，充分感觉到人类的悲欢其实并不相通。当然，2014年的我还太年轻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才让我切实体会到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更深地发现，人类的悲欢还是很难相通，我们注定身处在各式各样的巴别塔下。
Green Day有一首歌，叫《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请在九月结束时唤醒我）。2014年，九月快结束时，我离开了昭通，带着地震后的伤痛和心中若干伤疤，也带走了《相见恨晚》——从那以后，它是故乡留给我的唯一陪伴，也让我更清晰地辨识出自己的立场及对待世界的态度。现在，它就在我旁边搁着；今晚有一阵子，我关了灯，靠在床上，拨开了CD机的按钮。
二
《相见恨晚》算得上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腰的歌是硬碰硬的，是直接明了的对峙，少有迂回与周旋，布满了痛苦与紧张，就如《紧张》《齿轮花》呈示的那样。紧张到一定程度，必有一部分转化为内耗。尤其在无路可走时，内耗将人抛掷到被神遗忘的角落，人成为宇宙的零余者，人的存在陷入危机。
而《相见恨晚》是一次整合，一次停顿，一次重启。散布在《可乐》《小城》《高山下的花环》《海鸥之歌》等歌里的个体经验和公共经验，在《一个短篇》中被凝聚升华，集中表达，发展为一小撮人的共属经验。中国摇滚里不乏拷问现实之作，但更多只是对现实的某个切片展开质询，抒发情绪，有的连剖析都算不上，更何谈触及根本。比较起来，《一个短篇》却有一种罕见的历史洞察力，它不再像《歌唱》那样如荒原困兽般与黑暗、与自我缠斗，而是用全知旁观者的视角、用看似轻巧的语调讲述寓言。在这首歌里，“轻盈”成为突出风格；看上去，它与摇滚，尤其与重金属相当不搭，实则是一种巧妙的反讽——当现实难以改变，我们还能用反讽去蔑视它；而与反讽相生的轻盈，则蜕变为一股抵抗或超越的力量。在文学领域随手一拈，艾·辛格（I. B. Singer）、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都是反讽高手。辛格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写作；昆德拉出生于捷克，后长期生活在法国，用捷克语和法语写作。二者有个共同点，即其民族身份、民族文化在欧洲都不是主流。非主流的身份与经验，似乎更容易获得反讽的技巧。在这一点上，中国摇滚人还应该多向腰/寸铁学习。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腰/寸铁都称得上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继续前面的话。读过《伤花怒放》或有过《伤花怒放》式的摇滚启蒙的人，听到《一个短篇》都会会心一笑。若从1986年工体的《一无所有》算起，到2014年的《一个短篇》，中国摇滚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才算具有了成熟的历史询问力与判断力。如果这是一个人的话，二十八年的成熟绝对称得上早熟。在弥漫着愤怒、伤感、迷茫、虚无的摇滚噪音中，腰用一己之力推动了中国摇滚的早熟。在《歌唱》时期，腰就对摇滚本体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及至《相见恨晚》，他们的答案已了然于胸，剩下的，便是践行。废话不说，《一个短篇》确实很好听，它形式里的回旋感，与古典汉诗之“兴”有异曲同工之妙。“兴”是汉诗的重要发生方式。陈世骧结合商承祚和郭沫若等人对甲骨文中“兴”字的研究，指出“‘兴’乃是初民合群举物旋舞时所发出的声音，带着神采飞逸的气氛，共同举起一件物体而旋转”，有了旋转，便有了诗意，有了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成自然。另一方面，从音乐形式上看，圆形状的织体，又与腰的历史判断力遥相呼应。
《相见恨晚》中的另一首《硬汉》，也是我常循环的歌。很多人喜欢它，首先是被旋律和节奏感染。其实它专注的正是个体的问题：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个体如何在现实中锚定自身，通俗点说，该如何生活。“硬汉”一词不可避免地让我想到海明威（E. M. Hemingway），想到美国西部片，尤其是《西部往事》里那位吹着口琴的最后的牛仔精神捍卫者。然而，现代汉语里的“硬汉”显然不同于美式“硬汉”。美国西部片的母题是新兴国家的建设，而在地球另一侧，我们需要“跟这没人性的现实拼命拉锯”，需要面对“变成一个只有钱才可以影响到情绪的臭傻B”的前男友们。我们随时都可能成为“被自己打败的捣蛋鬼”，或《生活在别处》里纯洁而可笑的抒情诗人。与腰之前的歌不同的是，《硬汉》有着更为清晰的个体性，直叩宏大叙事之下的个人存在境遇；同时这一个体性又有更广义上的普遍性与当代性，可以说这首歌是由小见大，以微知著。
与之前的专辑相比，《相见恨晚》里的歌大多传唱度更高。这一点上，杨绍昆功不可没，他是作曲的好手，懂得抓取音乐本身的美感。我干哥哥喜欢《我爱你》，而我更喜欢《晚春》和《不只是南方》，这两首歌有完整的抒情结构，或可称为音乐上的抒情诗（Lyric）。说到“晚春”，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的电影，我最早看的就是《晚春》。战后的小津绝口不再提战争，只将视线浓缩于家庭，却在电影中让醉酒后的老男人一次次表演军歌。如果说这些电影的故事逻辑是完整的、自洽的，那么，“醉酒军歌”却像自洽中的不协和音，暗含着肉眼难辨的分裂。腰的《晚春》叙事与小津《晚春》的故事大相径庭，但从纵深看，亦包含着分裂。歌里有古典汉诗中交游诗的影子，隐约回应着汉文明伟大的知音传统。《不只是南方》让我想到2016年去香港，那是一个寂冷之冬，未及清理的星火仍缀于市井角落。夜晚我独行在旺角街头，老市民三四，露天演唱黄家驹的《海阔天空》。他们已经不年轻了，但音乐有奇异的凝聚力，把他们心灵深处不熄的青春火焰聚到一起。他们旁若无人地唱着，跳着，“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我在重庆、首尔的街头都听人演唱过《海阔天空》，香港这次印象最深。再没有比这更灰涩的夜晚了，我拒绝了西班牙帅哥的搭讪，在《海阔天空》里忆起黄碧云的小说《失城》，远处白雾又罩上了飘摇的香江。
没记错的话，《相见恨晚》诞生的时间，也是中国摇滚逐渐浮出大众传媒的水面时。不久后的2015年初，赵牧阳带着《侠客行》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看到他出场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各种感受万般复杂，只能汇为一句话：懵了。但很快我就对这样的情形习以为常了。那几年正是中国影视业、娱乐业迅猛奔跑之际，也正值创投神话风靡之际。我认为，直到那时，我们才真正进入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的“消费社会”。文化领域悬而未决的价值重估，在这场巨浪中被让渡给了市场。市场、资本与流量，不仅可以为传统意义上的商品重新定价，似乎也长出了万能的大手，能为一切情感、情怀、理想定价。后者无疑是扭曲的，可笑的，但这个资本体系的狂欢已席卷了大部分人，尤其是乐于为之买单的大众。整个进程似乎不可逆了，摇滚也身处其中。
与西方不同，中国摇滚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就有独特的历史语境和历史任务。尽管在90年代大规模的反崇高浪潮中，“历史任务”不止一次受到质疑，但摇滚之所以为摇滚，而不是其他事物，正因其本体构成中包含某些颠扑不破的逻辑。不仅摇滚，90年代的文学、电影等亦都处于反崇高的语境下。反崇高的背后，是既往价值的消解。然而，这并没有带来新的价值建构，放弃了神圣价值的人类进入了虚无之境，在旷野上打转。新世纪之初，反崇高的余波尚在，《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也诞生于这一背景下。《歌唱》表达了双重焦虑，一重是向外辐射的，一重是针对摇滚本体的：人们是否还需要一次“免费的摇滚”，而摇滚人自身“究竟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面对谁/去歌唱 去讨要 去痛哭流涕”。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足够的回应，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来了。在市场大手的运作下，越来越多的摇滚乐出现在综艺节目上。从未接触过摇滚的观众为之兴奋，尽管他们所看到的摇滚，已与我们当年接触的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摇滚，只是大众流行文化中的一种，徒剩外壳。这让我想到，当Blues、Funk、噪音、音速等外在的能指（形式）皆可被大众文化剽窃挪用时，真正属于摇滚自身的，还是精神内核。但腰在《相见恨晚》中仍有不少形式上的创建，正如我刚才分析《一个短篇》的轻盈风格时所陈明的，这些歌的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因而是真摇滚也。真摇与伪摇，是我初接触摇滚时，摇迷们就常常争论的话题。那时候觉得这样的讨论很没劲，重金属不见得就比朋克高贵，凯尔特也没必要同后车库争，争来骂去都是窝里斗。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反而觉得还是有必要，将真摇滚与那些娱乐摇滚进行区分。真摇滚，是在剥离了外壳后，仍存留有摇滚自身的逻辑链条和价值尺度的。这么一看，商业性并不是评判真假摇滚的决定指标。国外很多殿堂级的乐队也很商业化，它们甚至早早就进入了资本运作和商业体系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保持摇滚内核。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难。毕竟在汉语语境中，真摇滚一直是稀缺品。
这次回京，与无非大人撸串，这个从90年代的《通俗歌曲·摇滚》走出来的前摇滚人，对今日之摇滚有诸多不满。“没意思了，”他说，“和我们那时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知道他指的那些经过了综艺和网络改造的文娱摇滚。有时我也觉得没意思，在传媒威权主义下，大众已经对摇滚有了别样的认识，产生了另外的想象和期待视野。这种认知偏离，反过来加剧了真摇滚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但我不甘，又追问他：“那现在摇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想了想，引用了当年在待秋的大中国音乐BBS里看到的一句话：“现在，摇滚对我来说，就像打口碟上的那个缺。”我笑了，因为缺口也可能是出口啊；有个缺，总比连缺都没有好。没有缺，我们的路又在何方呢？
我感到遗憾的是，如果中国摇滚真有什么“历史任务”，那么，它在事业未竞之际又遇到了新的冲刷。市场、资本、流量、传媒、大众的选择自身……都在稀释甚至覆盖它最初的出发点。它有了新的功课：市场。在生存与艺术之间，它正在尝试艰难的平衡，其中免不了有妥协。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抱着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记得数年前读林森关于海南的一系列小说，便深有体会。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浪涛中，海南本地人经历了意想不到的人生转变，产生了无边的惶惑与失落；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是不可逆的，既然故园不在，乡愁难纾，那么就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家乡吧！同理，在客观上，互联网的勃兴和娱乐业的发达，还是鼓励了一部分摇滚音乐人在当下的文化结构中去争取更多话语权，争取突破和改变。从伯格理（Samuel Pollard）身上我看到，人生最大的伟业不仅在于知，更在于行。知识与行动，是每一个知识人，也是心怀抱负的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只要我们还在做事，还在行动，就总会有主动的机会。做，大概率是失败，但更可怕的是不做了，彻底躺平，那才是百分百的投降。前不久在昆明与诸友闲聊，我说，二十岁时，我以为未来有无限可能，以为我们这代人会是时代弄潮儿。年过三十才肯承认，我们这一代人的空间其实很小，小得足以让你沮丧亿万次。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心中的困兽没有出笼，反而越长越大，但我首先得伺候好它，让它好好活着。为此我必须学着给它喂糖，必要时还得喂点酒，然后，我们再好好依偎，走过这“历史中间物”（鲁迅语）的一生。
三
说到酒，《相见恨晚》之后的寸铁，竟给我一种微醺感。腰是彻底清醒的，拒绝麻药，保持疼痛。而寸铁不一样了，寸铁开始在音乐里饮点小酒，痛感还在，微醺也少不了。寸铁用反讽与笑款待酒神。反讽我前文提过了；笑是昆德拉式的，既是无路可走时的笑，又是超越了无路可走，从另一条林中路通向生命本质的笑。如果说腰在我的成长中更多是扮演启蒙者角色，那么用反讽与笑款待酒神的寸铁，就成了我的伴侣。
寸铁时期，我已来到北京生活。《近人可读》出来时，我正在外地，第一时间购买了，填的地址是昭通家里。2020年疫情开始后，我有两年多没回家。前不久回到昭通，因为家里正在搬书房，我翻箱倒柜也没能找到这张唱片。所以，至今一直在我手边的，只有《相见恨晚》。但《近人可读》我早在网上凑合着听了，这张专辑的港风从语言深入骨髓，向南方致敬。常常是这样：在北京的深夜，我独自在家饮酒，听《近人可读》。有时整张听完，有时单曲循环。听着音乐，与自己的枯坐也就变得有温度了。借助音乐，我一次次回到故乡昭通，回到每一家我曾驻足的小酒馆。它们无一例外有着可爱的灯光，有着挥之不去的袅袅烟雾，还有我的朋友们，也有曾经的我。我曾在那里结结实实地痛过，也充满激情地爱过。是的，《近人可读》让我感觉到我还活着，而不是城市机器上的一枚零件。
如《无题》所隐藏的，《近人可读》依然有疼痛。但更多时候，这痛苦外包了一层迷离的糖纸。核是痛的，外表却旖旎跃金。这种内外的反差与张力，正是寸铁美学的一部分；从硬碰到反讽，从沉重到轻盈，从肃杀到绮丽，从质实到迷离，寸铁的一系列转变，已然走在了中国摇滚的前列。从腰到寸铁，刘弢从曾经凝视的无物之阵中转过身来，踏步迈进了既冷且热的人间，找到了艺术与人生的另一个“根音”，拿它与自己的生命议和。
于是，与腰有所不同，寸铁里有了更多具体可感的“人”。刘弢关注的重点开始从集体转向个体，从宏大走向小我，从政治走向生命。自然，这其中仍有时代的背景板；人的生存，仍要放在时间的影翳下考量，就像《硬汉》所示那般。但寸铁已然翻越了意识形态之岭，在蔑视之后，在依然生长着野草的废墟上启动人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对人本身的观照，使《近人可读》增添了几分柔软、几抹温情的羁绊。它要表达的，既是否定又是肯定；否定退藏于诗，肯定亦伸展入诗。如果说，《相见恨晚》的《暑夜》《不只是南方》等有着诗性的忧伤，那么，《近人可读》再次将诗性的忧伤放大了，还放大得很彻底，恰好印合了我们当下的心绪。接纳忧伤，或许意味着某种生命上的成长。这让我想到了敬文东在《用文字抵抗现实》等书中反复提到的“失败”。敬文东认为，揭示人生真相的艺术，本质上就是对失败的书写和展示。他将失败视为伟大的主题，视为人类最高级的智慧形式。在诗歌上，他也把失败视为一个重要指标；对失败采取何种态度，对应的是诗人境界之高低。不信你看看：与那些摇旗呐喊的狂热相比，《鲁拜集》中“昨朝的蔷薇而今安在”是不是更真实动人？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是不是更扣人心弦？至于《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就更不用说了……
与“失败”相似，敬文东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颓废”。承认失败与颓废，承认努力实践后依然不达的遗憾与伤心，“请坚信他曾经坚信的诗篇正在短波中消散”，正是人成长的开始。承认生命中那些幽黯的角落，并不妨碍我们追逐光明，也不妨碍我们依然怀抱甜蜜和激情，痛并快乐地活着。在这个意义上，酒有万分的必要给你我的浮生以辽阔的安慰。那么请再饮一点酒，来，“我讲给你一个笑话”。
听《近人可读》，我也是依照专辑顺序。最早听到的是《若你心年轻》，这是一首言志之诗。我听到它时已年过三十。二十岁时流浪、玩乐队的生活早已远去，我的人生进入了新阶段，有更为清晰的方向和更稳定的节奏。当听到“若你心年轻，主角会是你”时，我仿佛见到一位好久不见的老友，他唱的正是我心中所想。这些年我的批评里常涉及到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的内容，作为有着相同经历的我本人，不止一次怀疑：青年亚文化真的能构成变革的力量吗，就像张铁志之问——“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早就指出，青年亚文化的反抗常常只停留在象征结构上，它解决与母体文化的矛盾的方式，更多地是通过对符号的占有，此即“通过仪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所以你看到，杀马特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们照样云集在沿海工厂里组装着产品零件。那么，被我们赋予了那么多期望、我们也为之付出了无限心力的摇滚呢？在后消费社会，被不断娱乐化的摇滚是否也沦为一种符号，一种仪式？面对“不再激愤的青春”，我们该如何安置最初的梦想？无论如何，我深知我们有一份责任。哈耶克（Hayek）在《自由宪章》中指出，责任最初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其通常又超出法律与道德范畴，“之所以让人承担责任，是因为我们推测这种实践会影响其将来的行动；其目的在于让人们知道在将来可比较的情势中他们应该考虑一些什么问题”[2]。可见，责任带来更多的选择可能性；而更多的选择可能性，意味着朝自由又迈进了一步。哈耶克还强调理性之于责任的重要。该如何承担责任，《若你心年轻》适时地给了我答案。如我所想，这个答案理性而温情，它甚至成熟得令我想掉泪。
《目击你刚刚完成这一跳》也是我常听的歌。“不值钱的苦就算结束了”、“这一定是你一生唯一次，站在了比别人高的地方”等歌词，充满了悲悯的重量。悲悯是什么？就是若你一再提起，它不一定变弱，你倒是有可能变得可疑。所以我没必要再提。关于悲悯，歌里已经表达得很到位了。近年我思索世事，那些好的坏的，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有时从悲喜中猛然抬头，只觉众生皆苦。从味觉上来看，《目击你刚刚完成这一跳》也是苦的，苦到人不知所措，只剩目击。而目击的背后，是心击，是被狠狠锤痛的灵魂。我就只再说一点，“当你感到那光逼到最近/你心头的昏暗都已远去”，让我想到李沧东的《密阳》里，女主人公初次进教堂的片段。在被光笼罩的陌生环境中，她郁结在心的丧子之痛被打开了，倾泻而出。她哭得死去活来，哭得整张脸变形，仿佛整个身体都要被卸下重组。这时，神父的一只手从镜头顶侧伸过来，按在她头上，她渐渐止住了哭。
最后说说《道别时想说些什么》，这是一首令人无限伤感的歌。与腰时期的歌不同，剥开隐含的时代话语，这支歌还有十分浓郁的人间体温。我想，每一个听它的人，都会在自己的故事里找到共鸣。我也不例外。以前我常在半醉或微醺的状态中听它，倒在沙发里，或靠在瑜伽垫上。它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晚，直到上次离开昆明，我才知道这首歌于我，也有一个主角。临别前，他问我何时再回来，我只能说不知道。这几年的疫情让回乡成为奢侈品，我也是时隔近三年，才终于有机会回了一趟云南。张爱玲在《半生缘》里说，“对于年青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三五年足以改变许多事，下次什么时候能回，回来又是什么情形，皆无定数。面对他的提问，我再次嗅到了命运的不可把握，只觉在命运的大手前，个体渺小如提线木偶。在机场，他排队送我，我只留意前方的告示牌，倏然转头，只见他眼底已涌出两汪薄露。我该说什么呢，无非是隔着口罩，两人相对默然罢了。“道别时想说些什么，终于也没说得出口”，今晚北京大雨不止，我站在窗前听这首歌，想起那眼底薄露，以及离别之际他鼓点一样清晰的心跳声，颇感人间事无奈，而人世苍茫；别时方知聚时好，美好的事物背后，总有一道孤独的刺青。
这次回云南，时间过得太快。见了一些老朋友，年少时在一起打打闹闹，现在年纪渐长，开始懂得珍惜。是他们在最好的年华陪我成长，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包括对世界的宽容与理解。离开昭通前一夜，二哥赠我一对核桃。我转着核桃上了飞机，来到昆明；又在离开昆明的前一夜看了寸铁的演出。我对昆明不熟，打车到地图定位的地方后，在附近转了一大圈，才找到正确入口。上了楼，又急急地排队入场。上次在北京，我和杜鹏是站在中间偏左的位置的，而这次我一个人，一路挤到第二排。
演出开始了，乐迷中有许多年轻面孔。我想起上次北京现场，倒是有不少主动站在后排的中年人，他们年纪比我大，显然也是腰/寸铁的铁粉了。当年轻人狂欢喝彩时，他们只是孤独执着地站在一旁，默默咀嚼着心绪。不出意外，再过些年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成为人群外的谛听者。而这次，我选择人群。世界的变化，真的很快呵，寸铁的歌迷都有00后了。记得98年那会，我们家买了一台联想电脑，我开始接触互联网。不过二十余年时间，从家用座机到智能手机，从纸媒到人工智能，世界的进程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每个人都在被看不见的力量推着走。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事，我们根本来不及消化，就连时间的序列也变得凌乱。写到这里，我想到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被刺杀，从刺杀到尸体消失，过程只有七分钟。这起魔幻事件，迅速得令全世界措手不及。对此，谭越森说：“从野蛮到文明需要漫长时间/而从文明倒退到野蛮，仅仅只用七分钟/文明总是易碎，野蛮总是易得。”（《野蛮的屠刀上挑着文明的头颅，这个过程仅需7分钟》）毋庸置疑，人类已生活在魔幻的现实中，我们曾经的理想，我们痴心妄想的契机，被现实一次又一次粉碎。二十余年来，各种经历，包括与之相关的情感经验，在我们生命中磨出的厚茧，应是大多数古人过完一生都难以想象的。不知后人将如何看待我们这一段历史进程。而我确信，依然有一些事物在坚持，比如真正的摇滚，比如腰/寸铁——他们完美地存留了一小部分人这二三十年的心路历程。从腰到寸铁的转变，正是一个人从歧路彷徨到稳行大道的过程，是中国摇滚迈向成熟的过程；在中国摇滚波澜壮阔的悲情生涯中，腰/寸铁已成为一枚闪光符号；关于所谓的历史使命，腰/寸铁已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接下来，旁观蔑视也好，外冷内热也好，反正他们冲破了时间的限制，去走悲欣交集的生命之路。
看寸铁演出时，我前面是一个挎着单反的小伙子。好不容易抢到了第一排，他全程无懈怠，估计拍到了不少好照片。我身边是一对年轻情侣，男孩站在后面，扶住女孩的肩。这些年轻面孔们，正是我当年玩乐队的年纪。他们聆听音乐的表情认真庄严，眼中有神圣。我其实并不知道他们喜欢的，是否只是那层美丽的糖纸；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伤花怒放”之后，成长为痛且淋漓的思想家。然而我知道，正如刺猬乐队所言，“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我们的父辈、兄长，当年也是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年轻的我们。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极大的失败的可能，他们将微暗的烛火传递到我们手中。而这份传递的工作，正是我和杜鹏这一代人该做的。在认领了颓废失败的命运之后，我们可以哀哭，可以彻夜长醉，但不该袖手。就像寸铁，他们还在这里，弹着，唱着。
我很快就沉浸到了现场里。每次在摇滚现场，我都会看到自由的镜像，尽管它只是镜像；看到人类乌托邦的影子，尽管它只是影子。人们因为对摇滚的热爱走到现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见证彼此的灵魂，组成暂时的意志集合与理想共同体。这个仿真的乌托邦，让我们触到了自由与平等的可能。当《一个短篇》响起时，台下又沸腾了。我想，上次杜鹏一定也看到了这种乌托邦的幻象，才会忍不住流泪。而我呢，我看到的不只是乌托邦幻象，还有热爱。这次演出，以及这次返乡，让我觉察到生命深处那颗滚烫的内核。我看到很多人还在用力地活着，用不尽相同的方式爱着，于是我对世上诸事又很火热地爱起来。
寸铁无疑加深了我的热爱，我要伸出双臂抱紧这份热爱。多么美好，这浮生的摇滚际遇；多么璀璨，世界、人类、生命。
2022-8-22 初稿于北京
2022-8-24 定稿于北京
[1]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8页。
[2] 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玩过乐队，做过模特、主持人，写过旅行专栏。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领域。出版诗集、散文集、批评集等五部。有网课《汉语新诗入门：由浅入深读懂汉语新诗》入驻腾讯视频和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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