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六十五）
前面也跟读者朋友啰嗦了不少关于红军长征的事儿。话呢，当然还远远没说完。可大家只要是稍加关注的也能看出，长征中的红军是九死一生，伤亡巨大。
就说红军长征伊始，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尽管最高层已经与粤军最高统领陈济棠达成了五项协议，可是那年头，上传不能下达，各部联系也不畅通，误打误撞的，红军通过由粤军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还是损失了一名红军师长和3700多名官兵。
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的时候直接就损失了8900官兵。加上第三道封锁线，红军已经扔下了近二万红军的烈士遗骸。
等到突破形同鬼门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的时候，出发时的8.6万红军已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红军长征的千辛万苦和九死一生。
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宣传力度的缘故，对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的情况我们了解还不是太多。
但我们却真的是不能跳过这段历史，更不能忘记了那些每天都在白军的飞机大炮猛烈轰炸下在刀尖上舔血的我党我军的英雄们。
在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和少量的主力部队。
说是少量，其实算起来人数也不少。有红24师加上十余个独立团、营级的红军地方部队，再加上因伤不能跟随大部队长征的红军伤病员三万多，红军作战部队的人数并不比长征的部队少多少。
可是，等到三年之后的1937年年底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时候，八省游击区的红军总人数加起来不足一万人。
要说留在南方的红军有多苦，不少在南方游击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红军都有这样的感受，早知道留下来这么苦，当时尽管受了伤，爬也要爬着跟大部队一起长征。
他们除了每天要与白军作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还要面临缺衣少食，无法生存的困难。在白军的重重围困中，他们常常整月吃不上粮食，几个月吃不上食盐。
除此之外，红军游击队还要面临长征部队没有的、比正面敌人更危险更狡猾凶残的我党我军叛徒的威胁。
由于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经不起被俘后敌人严刑拷打的痛苦，不少人叛变了革命。
就如那个曾参加过百色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龚楚，就叛变了革命，成为了白军围剿红军的帮凶。
由于他熟悉红军的作战方式方法，熟悉红军的运动路线和驻扎地点，他所带领的白军围剿部队往往都能给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用“九死一生”这个成语来形容那是再贴切也不过了。他们基本都是“今天得过即胜利，今日不知明日事。”
笔者当年读过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和《赣南游击词》，深深为红军当年在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中艰苦卓绝的奋斗而感动不已。特录每首诗词其一段。
《梅岭三章 之一》
断头今天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赣南游击词 之一》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鳴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在诗的前面，陈老总还有一个序：“1936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这些诗词连同序读起来令人泪目。
每念至此，都感慨不已，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太艰难太不容易了，他们真的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好日子啊。
陈老总的这些珍贵的诗词能保存下来，要感谢他的妻子张茜同志。
1940年9月，国民党军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李守维、李明扬部总共三万优势兵力向驻扎在黄桥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突然发起袭击。
当时黄桥地区仅有少量的主力部队，加上机关后勤人员不足5000人。很快敌人就突击到了离军部很近的地方，军情岌岌可危。陈毅和指挥部的人员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当时陈老总的妻子张茜担任他的机要秘书，陈老总让她把全部的机密文件和他的诗词全部烧掉。
张茜对陈毅十分崇拜，对他写的那些诗词更是爱不释手。烧文件的时候就偷偷把那些诗词都保留了下来，放进了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所幸我新四军将士英勇顽强，及时反击并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这才使得国人有幸能够看到这些直接抒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的优秀诗篇。
笔者曾看过一个资料。资料说，红军长征中损失的军师级的高级干部共十余人，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中牺牲被俘和失踪的高级干部竟然多达60余人。
如：瞿秋白、何叔衡、刘伯坚、方志敏、贺昌、梁柏台、彭辉明、徐彦刚、阮啸仙、毛泽覃、李天柱、李乐天等等。
这些人中，有些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更多的是大家是比较陌生的。
熟悉的都可能渐渐地淡忘，那那些陌生的呢？就更加没有人能记住他们了。
但如果真的是那样，他们就真的“死”了，他们就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永远地消逝了。
那他们就真的是白白地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穷人牺牲了。不要说他们的在天之灵，他们的后人，就是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后代，我们自己的后代，又情何以堪！
1921年8月初（不是7月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色的游船上，陆陆续续地上来了十几名游客。他们是来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
他们是因巡捕军警搜捕而中断了7月23日在上海石库门的会议后转移来到这艘红船上的。
这些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只有28岁。
来自湖南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
何叔衡在这些代表中年龄最大的，当时他已经45岁了。因蓄一嘴八字胡而被人称为“何胡子”。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清王朝最后一届秀才，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内务部代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务。
何叔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曾被国民党军警抓捕过。
因他蓄着八字胡，年纪又大，又是一袭长衫，完全是一副穷酸老学究的模样，审讯他的军警头目反复审视了何叔衡好一会儿，觉得他不像个革命者，而像一个抓错了的“土学究”。
但反动军警还是不放心，死死地盯着他问：“看你也是个有学问的老头，既然有学问，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吧？”
何叔衡眼睛一瞪，摇头晃脑、拿腔拿调地怼他：“吾乃学者，岂能不知何为共产党，何为国民党？共产党者，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者，五权宪法是也！”
接着也不管那些审判官的反映，又大讲起孔夫子的《论语》来，大讲“礼义仁智信”。
还没等何胡子讲上几句，审判官拍着桌子大喝：“滚！快滚！”
何叔衡掸了掸破旧的长衫，不紧不慢地对那人说，你可读过圣贤之书，岂不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说罢拈着八字胡从容而去。
第二天那个自作聪明的军警头目才知道，被他放走的那个“老头”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他的脑袋被上峰悬赏了一万银元。
这些反动军警们后悔得捶胸顿足，可是已经晚了。
1931年因为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撤退到了江西的中央苏区。何叔衡也随着中央机关一道，沿着那条著名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了苏区。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已经年近60，因考虑他年事已高，体力不支，就将他留在了中央苏区打游击。
主力红军离开之后，国民党军就杀气腾腾地从紧逼围攻上来。
苏区中央局的书记项英由于是搞工人运动出身，在军事方面还是不够得心应手。他指挥红24师和几支红军的地方部队与优势的白军打了几仗，红军死伤累累，被迫转为游击战。
1935年2月24日，项英派出的便衣警卫部队十余人保护着年迈的何叔衡和曾任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还有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从江西赣南向福建上杭转移的过程中，在上杭的水口镇的一个小村庄做饭时不幸被国民党军地方保安团发现。
靠着警卫部队的十几支短枪，他们冲出了一个营敌军的包围，从村南进入了村子后面的大山。
但是后面的敌军紧追不舍，他们的火力远远超过红军十来支射程有限的手枪，虽然牺牲了好几个战士，敌人还是越追越近。
背着何叔衡和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拼命跑的两个警卫员已经累得瘫倒在地，实在无力再背了。何叔衡就对邓子恢说，我绝不能落在敌人手里，老邓，你用枪给我来一枪，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邓子恢大惊，说，那怎么行，我怎么能对自己的同志开枪？
何叔衡见邓子恢不肯，就来夺邓子恢手里的枪，但被邓子恢闪身躲开了。
见抢不到邓的枪，何叔衡又去抢警卫员的驳壳枪。
不知情的警卫员被他把枪抢到了手里，何叔衡对他说，你们都走，我来掩护你们。我60岁了，已经活够本了。
邓子恢朝警卫员大叫，别给他枪，他会自杀！
惊悟过来的警卫员又赶紧把枪夺了回去。
这个时候枪声又突然密集起来，是敌人又冲了上来。
眼看已经身陷绝境，何叔衡朝邓子恢他们大喊：“你们快走啊！”说着他猛地推开警卫员，跑到一处悬崖边飞身一纵，跳下了悬崖。
何老的不幸罹难，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信仰坚定，性格刚毅的老同志。
很多人为之悲痛惋惜。谢觉哉赋诗：“临危一剑不反顾，衣冠何日葬梅花。”何老的好友、著名的诗人萧三也悲痛地说：“何胡子，穷秀才，铁骨铮铮啊！”
何叔衡与毛泽东同为党的一大代表，两个人又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时人这样评价他们的关系：“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这句话生动形象地反映出他们两位伟大的革命者的战斗友谊。
用“铁骨铮铮”这句话也是准确地刻画了何老宁折不弯的刚毅性格。他的毅然跳崖，他的在生命最后一刻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都说明了这一点。
据解放后抓获的当年残害何叔衡的民团头目的供词，当年他们在悬崖下面找到何叔衡的时候，发现他只是昏迷了，还没有死。但是他身上带着银元和港币，那是苏区中央局发给他们几个领导同志的生活费。
原本几个匪徒也不想打死这个浑身是血的老人的。是他们拿了钱准备走的时候，何叔衡猛地抱住了他们中间一个搜走了钱的连副的腿并大喊，大白天抢劫，你们这群土匪！
因为怕老人活过来会泄露他们私分赃款，就开了两枪，把老人打死了。
这种情况，换了胆小或者不够刚烈的人，也许会闭目装死或者听任他们把钱拿走。总之还是可能保住一条命的。
毕竟生命重于一切，保住了革命的本钱，来日就可以东山再起的。
但是，基于笔者这样的认知和理想信念的水平和差异，又确实是难以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凛然大义，难以理解他们何以能为了革命大业而坦然地面对牺牲个人一切包括生命的崇高举止的。
前面的文章曾说到肖华在创作《长征组歌》的时候，常常是情绪激动，泪流满面，以至于泪水将稿纸都浸透了。他的夫人王新兰说，他没法不流泪，他经历的太多。
确实，作为一个16岁就当了“少共国际师”师政委、22岁就被称为“娃娃司令”的老红军，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又多次负伤的军人，作为一个在突破乌江战役和飞夺泸定桥的生死之战的关头亲自吹响了冲锋号的指挥员，在回顾那些在死人堆里爬着，等着下一个牺牲的惨烈战争岁月时，真的没法儿不流泪。
在那个动乱年代，肖华被诬陷而秘密关押了整整七年，动辄被毒打，只能在一张床大的地方整天面对一盏亮得刺眼的电灯和一支从小枪眼里伸出来的黑洞洞的枪口。可他宁折不弯，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向“四人帮”服软。
是毛泽东在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的出席名单上亲自写上了“肖华”和“刘志坚”两个名字，这才让四人帮惊恐万分地将肖华从秘密牢房里放了出来。
晚年的肖华担任了兰州军区的政委。当然，他在六十年代初就担任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这已经是降级使用了。可肖华不在乎，仍然工作得兢兢业业。
1985年，身患癌症、自知来日无多的肖华躺在病床上，每天就让护理员给他放《长征组歌》的唱片。
后来护理员问他，首长，您亲手写的《长征组歌》真的好好听，好感人。这么多歌词，您最喜欢的是那一句呢？
肖华脱口而出：“革命理想高于天！”
一句话，只这一句话，就真实、完整、准确地阐明了革命者的胸怀和追求。
这也确实就是笔者这一代作为共和国后来人的群体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差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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