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文/张庆林
母亲去世己经十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她还活着。她住过的居室，连同她的衣物，依然如旧，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
20世纪50年代前后，母亲是村里出了名的土改女模范。
那时，村里的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到，上怕公婆，下怕丈夫，一个个都是低头走路的小脚女人。唯独我的母亲，大脚，不怕事。那时，村里正在闹“土改”，母亲不顾家里人反对，带领着一群老少娘们，风风火火地跑前跑后，跟着老村长“搞运动“。我懂事后，母亲，常常兴志勃勃地的告诉我说：“若不是你爹拦着，我和你爹就是南下的干部……。”说着说着，母亲激动起来，急忙擦去流下的眼泪。为这件事，母亲后悔了一辈子。
母亲没有南下，却一直是村里的“小干部“。农业合作化时期，她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动员组织乡里乡亲，涌跃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小组，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人民公社化后，她当了30多年的生产队妇女队长。凡是队里半边天的事，她都管。甚至，连妇女生孩子，半大小子找对象，姑娘们出嫁，她都操着心。为这些事，父亲常常抱怨她说：挣工分不多，管得闲事不少，吃飽了没事撑的。母亲听后笑笑说：“老少娘们的事，一桩桩都放在我心里，就是我的事，我就爱管“。这话一点也不假，母亲活了一辈子，管j了一辈子“闲事”，赞扬的话不少，得罪的人也不少。
母亲管队里的事多了，家里的事，就管得少了。因此，我们一家7口人的家务事，大部分都落在了父亲的肩上。我的父亲体弱多病，是队里的饲养员。他又喂牲口，又忙家务，左忙右忙还是忙不过来，常常忙得急咧咧的，搭拉着脸，象谁该他钱似的。母亲看到他一脸气呼呼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为此，父亲和母亲拌了不少嘴。可是，母亲总也改不了把生产队当成家的怪脾气。有一次，为了这些事，父亲和她变了脸，大喊大叫，掀了一家人吃着饭的大桌子。还指着母亲大声的吼：＂这日子你还过不过？整天价队里队里，能吃还是能穿？家，你还要不要！……＂我，第一次看见父亲那凶巴巴的样子，都给吓哭了。母亲却不急不慌，看看父亲的模样，慢条斯理的给父亲赔不是、说道理，只到把父亲说得气消了为止。
说真的，母亲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也是生产队的顶梁柱，整天价忙的不得闲。可是，一家7口人的吃飯和穿衣，确实也是大问趣。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时，我们兄妹穿的鞋子，没有不露脚趾头的。可是，母亲都没放在心里，照常忙队里的活。
我们家，自从生了那次气后，母亲象是换了一个人似的，队里家里的事都忙起来。一家人的针线活儿，只好熬夜去做。她为了让全家人吃上穿上，就把晚上当成了白天。黑夜里，她领着我们推磨碾米；灯底下，她加班加点忙针线。每天夜里，当我一觉醒来，看见屋里的灯总是亮着，不知道母亲忙到啥时才能睡觉。尤其是春节将近，母亲为了给家人缝做新衣裳，时常熬通宵。从进腊月门开始，一直忙到大年三十。
大年初一早上，母亲让一家人都换上新衣裳，高高兴兴的看着我们去拜年。可是，几十天不分白天黑夜的忙活，忙得母亲象是生了一场大病，待到她停下手中的活计，躺在炕上就爬不起来了，母亲不吃不喝，一睡就是一天一夜，一连好多天都缓不过劲来。为此，父亲象欠下了母亲什么似的，每逢母亲从外面回来，常常忙前忙后，尽量多干些家务活，让操心下力地母亲多休息一会。
母亲在政治上，不仅自己要求进步，还鼓励我们积极上进。时过境迂，物是人非，有一件事，虽然己经过去了六十多年，至今我回想起来，仍然激动不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我从学校里回家拿干粮，父亲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仔细看了我半天，才慢吐吐的从牙缝了挤出了几句话。“你现在就要初中毕业了，咱家里的困难我不说你也知道，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高中咱就不考了。你是弟妹中的老大，好呆也能帮帮父母，行吗？”我分明从父亲那低低地声音中，感觉出了父亲那流着泪的压力，多么难以说出口。我沉思片刻，便从父亲那闪动着泪花的痛苦中，艰难地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好吧，爹。”
体弱而又多病的老父亲，也从我的回答里，感觉到了我的决定是多么的不自愿和艰难。后来，这件事情，没有瞒过一直支持我读书的母亲。她为了说服我的父亲，答应我继续读高中，请来县里下派到俺村做工作组工作的王书记，做我父亲的工作。而后，又请来在公社当社长的一位本家叔叔来家做工作，父亲这才勉强答应了母亲的恳求。当然，我十分明白，不论父母亲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母亲的坚持下，我于一九六六年读完了高中，但是因为“文革“的缘故，我没能考大学。后来，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为了一名战士，并且入了党。再后来，又念上了大学。我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而后又成长为一名党的农村党政干部。我的小弟弟十几岁就当了生产队长，一直干到改革开放。大弟弟，进了县酒厂，成为国家职工。母亲常常对我们说：＂我们一家人能活到今天，靠的就是共产党。从最早的斗地主，分田地，翻身做主人，到如今过上好日子，都是共产党给的，我们一家人，谁也不能忘了共产党。＂
母亲是一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可是，她对党的感情，绝对是深的。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天，她听说县里的造反派，要批斗县里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她二话没说，領着队里的几位年青妇女进了城。她们在保护老干部的人群里，喊口号，貼标语，整整忙活了一大天。回家后，她高兴地对父亲说：“天下，是毛主席領着这些老干部们打下来的，不受气没剝削的好日子，是这些老干部们给的，刚刚太平了没几年，谁祸害老干部也不行！”说着说着，她又气得涨红了脸。
母亲不但工作积极，还是一位心地善良，乐于帮助人的人。街里街外，四邻八舍，有个解决不了的事或迈不过去的坎，她都会不惜財力物力，跑前跑后，鼎力相助。我村有个疯婆子，疯疯癫癫，胡说八道，吵得全村不得安宁。村里人见了绕开走，小孩子见了跟着喊。母亲却对她充满了同情心。她和她聊天，让她说说满腹的牢骚和不满，并热情的给她做飯吃。后来，只要疯婆子来到母亲这里，情绪就、会好起来，脸上才会有笑容。村里有的人，笑话母亲和疯子打交道。母亲却说：“疯子也是人，是最可怜的人，不能把她从咱们身边推出去，要把她从疯疯癫癫的苦海里拉回来。”
母亲由于常年累月，干不完的地里活，家里活，终于积劳成疾，落下了病。她从50多岁起就患了肺心病。她知道家里没钱治病，就不吭不声，一直靠坚强和毅力扛了下来，一直扛到1981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卸下了妇女队长这副担子。
自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夏津酒厂曾任车间主任的大弟弟停薪畄职，干起了自家的酒厂。在生产队里当了十几年队长的小弟弟，先经商卖农杂产品，后又建起了植物油加工厂。两个妹妹的家庭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好。70多岁的老母亲，看到一大家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富富裕裕，高兴地说：“我要再年轻20岁，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建厂去。＂
我小时候，父亲常常对我说：“你妈比我小10岁，身体比我好，老了一定能享清福。”父亲的话，真的应验了。俗话说，德高者寿。母亲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到21世纪初去世，母亲赶上了好时代，天下太平，吃穿不愁，儿女们个个孝顺，享了30多年的清福。
母亲晚年四世同堂，安享天伦之乐。她经常忆苦思甜，抹着激动的眼泪说：“我年轻时就是党的人，老了老了，享到了共产党的福，活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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