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六十四）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由肖华上将作词的《长征组歌》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排练完成，在北京隆重上演，受到了党政军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据肖华的夫人也是老红军的王新兰回忆，在写作《长征组歌》的时候，上将肖华已经身罹重病，但他还是不管不顾地投入了艰苦的创作。

在病房的小桌子上，肖华的面前摆满了稿纸，每一首词，每一个字，每一页纸都沾满了斑斑的泪渍。

王新兰说，结婚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流泪。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可是，他经历的太多，感情太深，没法不流泪。那10首《长征组歌》的歌词真是他用全部的心血写出来的。

回忆起创作《长征组歌》，肖华说：“我写长征组诗，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捷》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

10首歌中，大家最熟悉也是最喜欢唱的是《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中有“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歌词。

这说明红军在贵州时是两次渡过乌江。第一次是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之前，第二次则是在1935年3月底的四渡赤水之后。具体的时间是3月29日至4月1日。

第二次南渡乌江作战，摆出了调动红军主力向贵阳攻击前进的态势，造成了兵力空虚的贵阳城岌岌可危的局面。

此刻贵阳城中人心惶惶。在贵阳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更是心惊胆战，因为此刻他的身边仅有战力平平的四个黔军团。一旦来去如风的红军猛攻贵阳，老蒋真有被他们活捉的危险。

红军的这一举动调动了滇军北上，川军南下和黔军西进。

而红军则是从贵阳城下虚晃一枪，然后避开滇军锋芒，巧渡金沙江，到云南去了。把蒋介石吓得不轻。

红军主力胜利渡江之后，31日，随中央军委一、二纵队渡江进驻牛场的红军总部却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在总部机关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担任军委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同志不见了。

已经派人去找了几个地方，但都没有找到。

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几个领导同志一听就愣住了，钱壮飞不见了？那怎么行，丢了谁也不能丢了他呀，赶快派人找！

周恩来更是心急火燎，立刻叫来了军委警卫营的指挥员，叫他们再派更多的人去找。

周恩来还找来了军委政治保卫局的局长欧阳毅（湖南宜章人，参加过湘南暴动，开国中将），叫他把能派出去人都派出去，江南和江北都要找，而且重点是在江北。要像蓖头发那样不留下任何空白，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钱壮飞。

周恩来对欧阳毅说，他可是你的前任局长，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宝贵人才。

他动情地对眼前这位以忠诚可靠著称的保卫局长说，咱们绝不能扔下他，哪怕他受了重伤也要抬着他走。没有他，当年我们的中央机关就全军覆没，我们这些人就全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可是，红军上上下下对乌江两岸找了两天就没有找到钱壮飞，由于战况紧急，多路敌军向红军合围逼近，红军无奈只得放弃了寻找，踏上了“兵指贵阳”的转战征程。

于是，我们党和红军的传奇谍报人员、功勋盖世的红色特工钱壮飞的失踪就成了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死谜”。

受到了周副主席的重托却没有完成任务的欧阳毅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内疚。

长征到达延安之后的好几年他都在想着这件事，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去了解打听，他不相信一个大活人会在千军万马的军中在大白天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他还记得在乌江渡口的后山场和岩口村等地方寻找时，老百姓说曾看见一个戴着眼镜、文弱书生模样的红军干部，说在飞机的轰炸中他骑着一匹白马跑进了树林。

还有村民说，那个红军干部在躲避空袭的时候还曾在一个妇女的家中买了一碗面条吃，吃完就走了。说他走的时候说是去找红军大部队，还有一个中年的男村民给他带路。

这些话有的对得上，有些又对不上，有矛盾。如他的身材和模样，他戴着眼镜、夹着公文包和挎着一支“勃朗宁”小手枪这些外貌的描述应该就是钱壮飞。

可说他骑着一匹白马又不对，因为他跟着中央纵队长征的时候，由于首长多而马匹少，只给他分配了一匹黑色的毛驴。

从这些特征来看又不像是钱壮飞。

关于钱壮飞的死有几种说法。

说法一、说钱壮飞对战场上的枪炮都不害怕，唯独害怕飞机，敌机一俯冲扫射他就吓得要死。那次就是在敌机俯冲轰炸的时候他就鞭策着坐骑拼命地跑，结果冲进乌江里淹死了。

说法二、那天他躲进树林，结果与大部队走散了。他请一个村民为他带路。结果那个村民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见他戴着眼睛，夹着公文包就想谋财害命。把他带到江边一处悬崖边将他推进波涛汹涌的乌江牺牲了。

还有一个说法是，钱壮飞进了山林，不幸遇上了土匪。于是土匪就将他绑票了。可是钱壮飞身上又没有钱，匪徒就让他写信让家里人拿钱来赎人。

于是钱壮飞就给上海的妻子写信，让她拿钱来。钱妻有钱无钱且不说，这千里迢迢的又没有地址，有钱又往那里寄？所以土匪眼见勒索无望，就将钱壮飞杀害了。

所以，现在贵州的后山岩口镇有红军渡江纪念碑和钱壮飞墓，但那座墓却是一座空墓。时光流逝了近百年，尽管党和政府以及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钱壮飞同志的遗骸。

这些说法不管那些是真那些是假，但欧阳毅的心里始终没有放下这件让他遗憾内疚了一辈子的事情。

欧阳毅忘不了周恩来那震惊悲伤的神情，忘不了周副主席说的那句话：“我们这些人的命都是他用自己的命换来的，现在我们却失去了他。

”

忘不了周副主席那段悲怆的话：钱壮飞同志曾说过他最后与12岁的小儿子告别的情景，他问儿子会做饭吗，儿子说，只会下面条。那句话让钱壮飞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周副主席说，就是为了孩子，我们也得找到钱壮飞。

在川西的懋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师了。欧阳毅被调动到红四方面军当了政治保卫局的局长。

欧阳毅

这个时候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也被安排到红四方面军，随他们行动。当时中央红军的意图是好的，红四方面军那边无论那方面的条件都要强过红一方面军。朱老总毕竟年纪大了，应该要好好照顾他。

没想到这反而把朱老总差一点送进了虎口。

在张国焘的授意下，那些特意安排在朱德身边的人处处为难朱老总，把他的马偷走并宰杀。让一个红军的总司令跟着大部队步行。

朱德的马夫又去红四方面军总部要了一匹马。

可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伤员，吵吵着他们是为革命负的伤，现在实在走不动了，要朱老总把他的马让出来给伤兵骑。

朱老总平时就让马让习惯了，就对马夫说，没事儿，让他们骑吧。

还是欧阳毅，得知张国焘连朱老总的警卫员都抽走了，就特意安排了政治保卫局的两个最忠诚最可靠的干部过来给朱老总当警卫员。

这两个警卫员很厉害，跑到张国焘那里去据理力争，说这样跟总司令争马，在总司令那里无理取闹是对革命大业的严重损害。说的张国焘哑口无言，只好写下了一纸手令交给了两个警卫员。

看见了张国焘的手令，那些伤兵才把马还给了朱老总，不敢再过来无理取闹。

这件事一直到建国之后朱德还时刻铭记，时不时地与身边的人聊起这件事。

红军在川西翻越夹金雪山的时候，仍由担任突破乌江和勇夺泸定桥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担任先遣。

红军先遣团在历经千辛万苦并摔伤冻死了不少官兵的情况下，终于下了山。

在山下他们却意外地遇见了另外一支红军部队，他们何以在山的这边呢？一打听，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人马。

6月14日两支红军部队就在四川的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了。

4天以后，留守在原中央苏区的原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在福建的长汀英勇就义，时年36岁。（瞿秋白是被宋希廉所部抓住并由宋亲自下令枪杀的，这也是宋希廉在功德林改造写自传交代材料时讳莫如深、最难启齿的一件事。）

两支兄弟的红军部队大会师本是个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但没过多久红军的内部就起了内隙。

当时在张国焘绝对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盔甲鲜明。且兵员的数量达到了8万多人。与人困马乏、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实力决定地位”的潜在意识的主导下，张国焘认为，红军的总指挥应该是他，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也应该是他。

他自己不好开这个口，就让陈昌浩去向中央提，让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的主席。

中央并没有答应这个要求，但还是让张国焘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

当时，两支红军混编成“左”“右”两军。任右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先期率部过草地北上了。

但是，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已经在一渡赤水后的扎西会议上被全党推选为取代博古而担任总负责）、王稼祥等中央主要领导均在左路军。

当中央做出了批判张国焘南下或西进的主张为“逃跑主义”而坚持北上方针的决议之后，张国焘就密谋着“另立中央”和在恰当的时间“武力解决”中央红军。

是叶剑英同志及时获得了情报并迅疾通知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等同志。获悉险情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连夜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转移北上了。

得知毛泽东等部队北上，张国焘恼羞成怒，甚至要派兵追击。他的主张受到了朱德和刘伯承等的强烈反对，说，难道你还要让红军打红军吗？这样做最高兴的就是国民党反动派！

张国焘理屈词穷，只得作罢。

可朱德和刘伯承等还是被张国焘裹挟在左路军中，跟着他们三过草地，直到次年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张国焘被迫取消了成立于1935年10月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被迫率部去了延安。朱德、刘伯承等才得以归队。

所以，时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的欧阳毅也过了三次草地。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毛儿盖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该决议也称《八一宣言》）。

同年8月6日，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担任红10军军长、红11军政委和闽浙赣省委书记的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也是36岁。

在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征的时候，由于战略战术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方面的原因失败了，奉命西征的22000红军基本损失殆尽。

欧阳毅也与身边的战友失散了，他靠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化装成逃荒要饭的灾民，一路乞讨要饭，一路辗转打听，艰辛跋涉了千多里才回到了延安。

在逃荒要饭的路上，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还靠卖字挣下了几个钱的生活费。

有趣的是，在红军西路军艰难返回延安的50多年之后，欧阳毅将军的家人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居然还在沿途的几个老乡家里找到了当年欧阳毅卖给他们的字。

（张明德为其时欧阳毅的化名）

现在看起来这些裱糊得很好的楷书字依旧是那么刚劲娟秀，端庄大气。

欧阳毅曾在红军东征的时候在福建的古田村旁听过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讲话

后来，古田会议的决议需要刊印发表，是欧阳毅与另一个红军的宣传干事用钢板镌刻并油印出来。是他最早见证了这部不朽的著作的问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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