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六十三）

二战盟军的指挥官之一、著名的英军元帅蒙哥马利曾于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三次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除了毛泽东，蒙哥马利还会见了周恩来、陈毅和杨勇等中国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领导人。

这位元帅还以西方人特有的“直率”要求会见了前中共秘密党员、“西北王”胡宗南的贴身秘书熊向晖。还以猝不及防的方式“采访”过路边的行人。

蒙哥马利与毛泽东的会谈过程是“愉快、坦诚”的，会谈的内容也很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等，话题还“十分过分”地提到了毛泽东的“身后事”以及“接班人”的问题。

蒙哥马利是第一个如此密切接触中共领导人的西方大人物。离开中国之后，他曾多次感叹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瞻远瞩，感叹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

发出了“永远都不要与中共的军队在地面上冲突”的忠告。

蒙哥马利曾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您是个军事天才，打了许多胜仗。您是否觉得，在四十年代的末期您指挥的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是您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

毛泽东笑了，说，当然，三大战役确实很辉煌，值得自豪。但是我的最得意的胜仗还是“四渡赤水”，那才是我指挥过的战役中的神来之笔呀。

“四渡赤水”？蒙哥马利一时还没有理清头绪，他来中国之前，曾花费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毛泽东选集、中共党史、军史。但是对这个名词似乎还印象不深。

他回到家里又反复查阅资料，才知道这原来是他已经多次看过并十分熟悉的红军长征史中红军从数十万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重重包围圈中神奇“脱逃”的战例。

最后，蒙哥马利的眼光停留在一个战例——“土城战役”上。

“土城战役”，这是一次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之前的一次生死攸关的、血腥惨烈的、颇有争议的战役。

说这次战役有“争议”，就是说，有人说这是红军打的一次“胜仗”，而同样有党史专家和军事权威说这是红军打的一次“败仗”。

那究竟应该信谁的呢？

过去党史的说法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成为了红军的实际指挥者。这话有待商榷，至少不准确。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发起了土城战役。这次战役是由毛泽东提议、由红军总部决定的。发起这场战役的依据是军委二局破译了敌军的密电，说据守土城的国民党军只有川军郭勋祺的四个团。

过去红军没有与川军直接交过手，有人说应该与王家烈的“双枪兵”差不多，也有人说，肯定比双枪兵的战斗力要强，但是不会强太多。

在遵义会议上，除了反思检讨红军反围剿的失败、军事指挥的失当并停止了“三人团”的最高领导指挥权之外，还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的“何处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议题由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毛泽东反对了刘、聂提出的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黔北地域狭窄，过于贫穷，不利红军驻足发展。应该到川西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或者川西北根据地。

扩大会议采取了毛泽东的意见。

按这个方案就须将红军前推至习水的赤水、土城和仁怀一线，再伺机渡过长江进至川南。

为实施这个战略企图，军委命令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向川东一线机动，以牵制分散蒋军对中央红军的合围兵力。

而二局破译的26日西线川军总指挥潘文华的密电则说明，一直在尾随红军的川军郭勋祺部已经洞察了红军的意图而先行占领了土城和青杠坡一带。

当时，我方译出的密电标明敌郭勋祺部只有4个团。估计兵力在4000人左右，就于28日凌晨断然发起了土城战役。

在凌冽寒风和蒙蒙细雨中，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的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从已经占领的土城镇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了猛攻。

战斗越打越激烈，川军虽然伤亡惨重却依据有力地形顽强抵抗，而且后续的敌军源源不断地增援上来，甚至还时不时地发起对红军的反击，也给红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好好的一个进攻作战却打成了一个双方反复拉锯的胶着的对攻战。

这天，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三个人带着两部电台跟随三军团到了土城镇郊区的前进指挥部，他们紧张地收听和抄写着交织在战场上空的杂乱无章的电波密码，一面忙着破译。

曾希圣

但是尽管他们忙得满头大汗，却仍然无法破译川军的密电。

过去他们破译国民党军中央军和湘军、粤军、桂军、赣军等的密电比较多，可对川军的密电接触得就比较少，加之战况紧急，忙乱之中就更降低了破译的效率。

他们已经从昨天中午就没有吃饭，整整24小时都水米未进了。可是紧张的战斗让他们完全忘记了饥饿和劳累，前线逐渐激烈的枪炮声、不断抬下的烈士和伤员，还有作战参谋不停地跑过来传达彭军团长的询问：敌人到底是几支部队，为什么越打越多了？从抓住的俘虏来看，已经出现了三个旅的番号，有郭勋祺旅的，还有潘旅和廖旅的。

最后参谋甚至对他们大喊大叫：你们是怎么破译的电文？敌人到底有多少？彭军团长发火了！

这个时候，周恩来和王稼祥过来了，对他们说，你们搞你们的，不要乱更不能慌。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冷静。

王稼祥说，听说你们几个从昨天就没吃饭，那怎么行，打仗也得吃饭呀。

王稼祥

周恩来说，你们可是红军的宝贝，饿出好歹我们可负不了责任。这样吧，你们忙你们的工作，我和王主任（王稼祥为红军政治部主任）给你们做饭。

说着他就和王稼祥解下身上的米袋子，在指挥部外面生火做起饭来。

有了周副主席的安慰和鼓励，“破译三杰”顿觉工作的状态好了许多，他们一个个埋头搞起破译来。

忽然邹毕兆脑子里跳出一朵灵感的火花，他对曾和曹说，川军的密码会不会采用了“来回码”的编码思路呢？

邹毕兆

几个人一试，果然有了头绪。

最后，他们根据破译的川军密电发现，敌人来的不止是郭勋祺一个旅，而是加上潘佐和廖泽共三个旅六个团，而且是六个装备精良、齐装满员的精锐部队，兵力在一万人以上。

这个破译的情报一出来，大家都大吃一惊，早知道敌人有这么强的兵力，这一仗根本就不能打。

这个情况被周恩来和王稼祥带去了红军总司令部。但是红军总部这边被敌军潘佐部的一支援军围住，正在发生激战。

朱德总司令正在亲自指挥警卫连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被打倒了一片又冲上来一片。红军的伤亡也很大。

敌军人数众多，而总部只有少数的警卫部队，打到后来，已经发生了贴身肉搏。

作为红军“四老”（如果加上留在白区打游击的何叔衡就应该是五老）的谢老谢觉哉，已经把红军的印鉴和绝密文件都捆在了身上。徐老徐特立更是离谱，他已经被冲上来的敌人抓住了衣服，可恰巧他的衣服没有系扣子，他用力一挣就跑脱了，敌人只抓住了一件衣服。

谢觉哉

正在万分危急的关头，突然听到山头上响起了我军的冲锋号。只见陈赓带领着红军总政干部团冲了过来，一阵猛冲猛打就把敌人打垮了。

陈赓抱着一支“花机关枪”（冲锋枪）带领着干部团的官兵们（干部团成员均系红军连以上干部）乘胜掩杀，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毛泽东在阵地上用望远镜看着，兴奋地大叫：“打得好、打得好！陈赓是好样儿的，陈赓可以当一个军长！”

等红军把敌军反击下去之后，毛泽东建议红军立刻改变原来的北渡长江向川南进军的计划，改为北渡赤水河、西进泸州古蔺镇的临时战略方案。

这就是红军的一渡赤水。

在红军胜利地读过赤水河，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之后，红军及时召开了战斗总结反思会。

这一仗，红军的损失非常之大，伤亡的人数达到了三千左右，是湘江战役以来红军打过的少有的败仗之一。

红军上上下下情绪波动很大，几个对重新启用毛泽东有意见的高级干部也很是不满，甚至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凯丰就说，我看你毛泽东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博古说，看来毛泽东的经验主义也不顶用。

但是，连他们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没有怨天没有尤人。而是胸怀大度地把责任全部承担了下来。

他说这次失败主要需要负责的人是自己。总结失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求胜心切、轻敌冒进；二、情报不准，敌军太强；三、机构臃肿，行动迟缓。

不管是那方面的原因，此次战役的失利都有指挥不当的责任，而作为战役总指挥的毛泽东，自己确实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过去打了败仗，三人团都是把责任全部推给下级和作战单位，而且不许人家提意见和为自己辩解。

这样的总结，这样的胸怀，最后连博古和凯丰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服了气。

从那以后，红军下狠心扔掉了坛坛罐罐，彻底地轻了装，又重新找回了毛泽东当年反围剿时运动战、游击战的熟悉打法，把国民党军的阵地战硬生生地变成了他们最不熟悉而且是最讨厌的运动战。

这之后就有了妙不可言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四渡赤水”之战。

而且，红军一渡赤水之后，潘文华和郭勋祺等川军突然像换了一个部队一样，再也不像在土城战役时那么凶悍，只是不远不近地跟在红军大部队的后面，不时地放上几枪，就算是在“追剿”红军了。

他们所以这样，一是确实被红军打惨打怕了，如被称为川军最精锐的郭勋祺部，就被红军打得伤亡过半，他也确实对红军有了怕惧感。二是川军总司令刘湘交代了，只要红军不到四川来，就没有必要跟他们拼命了，就采取“礼送”式追剿，做个样子就可以了。

刘湘还特别交代，别忘了白长官（崇禧）曾经的肺腑之言：“有贼则有我，无贼则无我”。红军被彻底剿灭之时，也是我川军覆灭之日。

川黔滇边“剿匪”副总司令潘文华也特别叮嘱，千万别跟红军死磕，我们川军犯不着去替中央军卖命，人家巴不得我们这些苦兮兮的川娃子死光了才好。

潘文华

从土城战役之后，虽然红军在数十万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圈中驰骋穿梭，却很少有国民党军与红军正面死拼。

可以这么说，没有“土城之战”战役上的失利，就没有后来四渡赤水的战略上的胜利。

1949年，潘文华与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军将领通电反蒋，宣布川军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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