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祭奠

老红军刘凤元之孙女 刘丽青

2021年4月3日，我和爱人随同堂哥、堂姐、姐夫一行登上了通往山东聊城的列车，准备赶在清明节这一天，回祖籍参加祖父去世45周年的祭奠活动。

父亲是老四，出生在山西吕梁革命老区的兴县，三伯父出生在文水，俩人都是跟随父母在战火硝烟中长大，而大伯父和二伯父出生在山东聊城茌平老家。当年祖父离开家乡走上革命道路，从此一家人骨肉分离半个世纪之久。祖父晚年回到山东，于1976年腊月14日在老家与世长辞。祖父的离开，留给我们后辈人无尽的沉痛与哀思，而时隔45年后，才举行立碑大祭之礼，心情更是复杂，有些许悲伤，有些许安慰。悲的是再也见不到祖父的容颜，慰的是祖父的事迹终可树碑立传。现将祖父的事迹写下来，以寄托缅怀之情。

祖父刘凤元，1903年出生在山东聊城茌平县杨屯乡邓桥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村家庭，祖辈都是农民，靠一辈辈的辛勤劳作，小有薄产。祖父出生后，家中长辈对他寄予厚望，期望他能光宗耀祖，不仅从小送学堂读书，且十七岁就为他娶谢庄谢家女为妻，指望其传宗接代，光耀门庭。成婚后祖父倒也争气，大伯父刘继红、二伯父刘继存相继出生。然而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生逢乱世，兵荒马乱，家道逐渐中落，最后终于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

20岁那年年底，面对连锅也揭不开的窘境，走投无路的祖父望着三岁的大儿子和襁褓中的小儿子，伤心落泪之余，终于做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决定：树挪死人挪活，与其在家等着饿死，还不如出去闯荡一番，兴许能找条活路，让老婆孩子吃口饱饭。主意拿定后，祖父狠心将妻子和两个儿子送回谢庄岳丈家，连夜踏上了逃荒之路，这一走就是三十六年。

祖父离家后，祖母（我的大奶奶）在谢庄娘家整日以泪洗面，以致双目失明，没几年就过世了，而出外谋求生路的祖父对此懵然不知。两个孩子，大伯父、二伯父，靠着姥姥家饥一顿饱一顿地生活，长大成人后回到邓桥重整旗鼓，盖房置地，娶妻生子，如今祖父在山东祖籍的子子孙孙延绵近百余口。两位伯父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是村干部，在村里口碑非常好。

据祖父口述，当年离开家后跟着逃荒人群茫然地往东行走。白天还好，夜晚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沿途的寺庙里草垛旁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群。祖父走出家门才知道原来外面也是饿殍满地、哀鸿遍野。一天夜里，祖父蜷缩在冰冷的土地上，望着衣衫褴褛的人群，甚感渺茫。又想起了寄人篱下的妻儿，不由得心生悲凉泪如雨下。绝望之下，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突然涌现：“既然往哪里走也是死路一条，我何不往逃荒人稀少的地方走试试看”？主意打定后悄然起身一路向南，披星戴月，沿路乞讨。走了一个半月，到了湖南北部的浯溪河镇，在一个茶馆门前终因体力不支倒下了。幸运的是茶馆老板是一位温和善良的好心人，不仅收留了祖父，还每日以粥米调养，就这样只身流浪的祖父有了一个安定的栖身之处。后来祖父每每提起救命恩人，总想前去看望报答，但终因肺部病痛的折磨无法远行，这件事也成了他老人家永生无法解除的遗憾和心结。

在浯溪河镇茶馆暂时安身的祖父日子还算安逸，但也正是这些看似平静的日子，暗藏了祖父改变人生走向的转机。茶馆人来人往的环境，注定祖父经常会听到各色人等对时事世道的谈论，一些进步人士的爱国言论让正值青年的祖父热血沸腾。有谁能想到此时的中国湖南，有一股为民族崛起而奋斗的力量，正悄然酝酿，即将在以巨龙腾空之势席卷中华大地。终于在1928年年初，贺龙到湘鄂西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中，祖父拜别恩人，毅然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由于表现突出，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贺龙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并与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祖父在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

1935年2月至8月，贺龙、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并组织了红二、六军团反“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并率红二、六军团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略远征中，祖父有幸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段历史。

祖父曾多次给我们讲述，在抢渡金沙江的过程中，目睹自己的战友掉进汹涌湍急的江水，也曾亲历炮火，迎着枪林弹雨勇敢地爬过铁索桥，和敌人拼死决战。为了崇高的信仰，祖父的心中深深地立下为革命不惜一切代价的誓言。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考验，一场场和敌人斗智斗勇的战斗，将祖父这个骨子里就血性十足的北方汉子，锻造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凭借一腔热血和自己一米七八的结实身板，除了奋勇杀敌掩护战友，还帮助医护队救助伤员。特别是爬雪山时，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顶，风雨无常空气稀薄，没有暖食果腹，没有棉衣御寒，每个人的肉体和意志都在经受着极限考验。有很多战士因为身体不适倒下了，祖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擦干眼泪咬紧牙关，用积雪掩埋好战友的躯体继续前行。如此恶劣的行军环境，导致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部队已减员过半。

祖父曾说，长征路上不仅经历了雪山草地和饥饿的考验，还要经受来自敌人猝不及防的袭击。他回忆，在一次突围的战斗中，整整一个旅的官兵几乎全军覆没。在旅长倒下的危急关头，祖父主动挑起指挥的重担，但终因敌众我寡而受挫，祖父和仅余的三四位战友被压在牺牲的战士尸体下才侥幸存活，成为这支部队硕果仅存的幸存者。祖父每次讲起此次战斗的残酷经历，都会表露出那份陈年的悲壮和内心的无奈。也是那场战斗，使祖父右脸下方和胸部留下了永久性伤疤。

193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并与第四方面军会师。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三大主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祖父说红四方面军和兄弟部队一样，战士们也是一心维护党的团结、抵制分裂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山区，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早在大革命时期，鄂豫皖边的人民经受过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洗礼，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我们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六安包括独山、霍山、霍邱以及鄂东、豫南地区各地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孕育了自己的革命武装，早期的革命运动锻造了红四方面军兄弟们对党忠诚的信念，最终瓦解了张国焘等叛徒的分裂阴谋。

早在会师前，也就是在红二、六组成红二方面军时，祖父与后来任山西省卫生厅厅长的张金和、四川省卫生厅厅长刘中两位老革命家相识。后来红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们又在一起并肩作战，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决策，导致他们与部队再次爬雪山、过草地，让革命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也让所有的战士们经历了世所罕见的苦难。

祖父于1966年在山东老家的中学作报告时讲到，他们再次过草地的行军中，三天三夜断水断粮，靠挖草根、啃皮带、吃树皮维持生命，有些年龄小又没经验的战士因为急于行军，很多被淹没在泥潭里。祖父年长一些，与后来的战友们互相牵拉着爬行前进，才爬过草地。九死一生中与张金、刘中两位老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祖父在任忻州专属疗养院院长期间，与两位老战友往来甚密，他们非常珍惜战火中锤炼的生死情谊，刘中前辈去世后，祖父与张金老前辈一直保持联系。

祖父在红四方面军时，由于有点文化和略懂医术，所以当时与朱德总司令、徐向前元帅包括当时的张国焘都很熟悉。据祖父讲，他和徐帅关系尤为亲近，徐帅后来还曾派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山西做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在我家中曾有一个祖父离开徐帅时的绿色小证件，上面盖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印章和徐帅亲笔签名，可惜与档案一同遗失。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祖父随贺龙领导的部队到了兴县革命根据地，并被派往贺家沟创建军医处卫生队，掩护营救伤员。由于条件艰苦，医疗技术不成熟，前方战役中连最简单的手术也无法实施，卫生队员们只能进行普通的止血和包扎。眼看着伤员们一个个因不能及时手术而失去生命，祖父暗下决心要精通医术、学会手术，为出生入死的战友减轻痛苦挽回生命。

1938年4月，加拿大籍国际友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外科医师白求恩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晋绥边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赵家川口。贺龙总司令亲自接见了白求恩一行，并陪同到部队所属医院视察。不久，白求恩便率领晋绥军区医务人员创建了“轻便手术站”，对前线伤员进行包扎和手术。祖父有幸协助白求恩大夫救治伤员近两个月，除了学会正规的伤口处置和包扎方法外，还学会了外科手术。祖父祖母在世期间我虽然还小，但对手术刀、手术剪等器械一点也不陌生，家里有一个破旧到僵硬发黄的布包，里面全是手术用具，祖母从来不让我们碰这些东西，只有邻居或一些轻症病人到家里包扎时才从柜子里拿出来。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煮这些器械，那些年消毒都是用钢金锅煮，而且要煮很长时间。

1938年6月中旬，白求恩大夫离开兴县，徒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山金岗库村。1939年，白求恩大夫在为伤员实施手术过程不幸因感染而牺牲。在白求恩身边短短两个月的学习中，祖父不仅学到了宝贵的医学知识，更被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友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当白求恩同志牺牲的噩耗传来，祖父掩面而泣，从此化悲痛为力量，不分昼夜抢救伤员。右胸的伤痛以及肺气肿的复发，让他多次倒在手术台边。也正是这段时期，祖父与卫生员也就是我的祖母李级秋相识了。

祖母是吕梁文水县人，与刘胡兰的村子仅有五公里之隔祖母与她的前夫早期投身革命，前夫就是《吕梁英雄传》中的二号主人公康明理原型。祖母在接到丈夫牺牲的消息后，带着遗子宝林，辗转在120师的部队做卫生员。后来结识了祖父，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

1940年6月，祖父母在吕梁兴县诞下父亲刘继平，祖父的战友和部下都称父亲为宝宝。2018年我和堂兄回兴县寻访祖父档案时，祖父的两位部下贺三迎、奥秋成伯伯见到我们非常高兴，特别是提到祖父祖母和父亲时都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给我们讲述父亲小时候的故事。

祖父祖母在战争中结下了爱情的种子。虽然婚前祖父有两子，祖母有一子，婚后又孕育了我的父亲，但一生感情非常好，从未因子女问题发生任何矛盾，双方对对方之子均视如己出。两人相濡以沫，共同养育了四个儿子及后代。后辈们相处融洽，老家的伯父和堂兄弟姐妹也会经常来家里居住。

1940年抗战期间，祖父曾接受八路军总部派遣，在蔡家崖组建了八路军兴县伤残军人康复院并任院长（证明人：原蔡家崖医疗卫生院护士贺三迎）。1946年，晋绥边区第六国际和平医院迁入兴县碧村为部队继续救治伤员，同时也为当地老百姓医治患者，祖父当时已经成为医术较高的外科手术兼内、儿科专家。当时兴县一位老革命的儿子患肺炎命在旦夕，祖父一支银针将其救活，我们两家后来都来到忻州，往来甚密。我只记得称郝爷爷郝奶奶，他们被祖父救治的儿子也在忻州任职，我称郝哥，虽然称呼差了辈分，却深感亲近。

1949年2月部队南下，和平医院大部分医护人员随部队出发，留三十余人与军分区干休所四十余人合并，成立了兴县专署公立医院，祖父留任院长，刘汉义为副院长（证明人：原晋绥边区第六国际和平医院护士贺三迎、原山西兴县专署公立医院护士奥秋成）。为了照顾祖父身体，组织一直安排祖母在祖父身边工作，革命胜利后，祖父任中国医务协会会员，同年任兴县专署公立医院院长。

听二伯父讲，也就是同年，祖父在《太原日报》上得知家乡的土地上也飘扬起五星红旗时，难忍思乡之情，随即携警卫员高志清回山东老家探亲。当时祖父刚参加完解放太原的战斗，两人从山西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众多乡邻见到胯下高头大马，腰插双枪英姿勃发的祖父和警卫员二人，方才得知自己的家乡出了如此一位“大人物”。

1952年，兴县专员公署撤销，兴县卫生院与专署公立医院合并，改建为晋西北人民医院，祖父继续任院长（证明人：山西兴县《兴县卫生志》主编贾佩珍、原晋西北人民医院护士奥秋成）。1953年底，忻县成立干部疗养院，组织安排祖父祖母到忻县行署干部疗养院工作，祖父任院长，郝汉庭任书记。

1959年，祖父携祖母和我父亲正式回祖籍山东茌平县杨屯乡邓桥村探亲。1966年7月与祖母同时退休，祖父退休时仍为12级干部，终身享受老红军待遇（证明人：原山西忻县行署干部疗养院宫继云）。

1973年，祖父落叶归根，回故乡颐养天年。当时家乡还很贫困，安度晚年的祖父每天为乡亲把脉问病、开方义诊。遇到一些特困的乡民，祖父还给以钱财资助，竟致他老人家自己的生活常常陷入困境。博平民政所干部徐玉强、朱玉祥看到祖父生活拮据，多次给予经济资助。在我记忆中，祖父生前的棉衣、棉鞋一直都是部队穿过的，连针钱包都还是长征时用的小棉布包。

祖父一生光明磊落，对党忠诚，有着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晚年在老家仍然发挥余热。继续为乡民义诊，深受当地群众的尊敬和爱戴。1976年腊月14日与世长辞，享年73岁。 

祖父去世的三十六年后，我与家人回到山东，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祭奠祖父。当时正值夏日，祖父的坟冢静静地躺在村西头的小路边，阳光穿过树林洒落在扁平的黄土堆上，显得格外孤寂悲凉。我第一次知道祖父不仅没有树碑立传，就连个普通的坟丘也算不上，路边的人纵然来往无数，又有谁知道这个不起眼的黄土堆里，躺着的是一位历经炮火硝烟，用一腔爱国豪情和热血，换取了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长征老红军呢……

由于祖父是在文革期间退休，忻州行署几经地、市改制，祖父的革命历史档案尽已遗失。山东的伯父与当地民政部门联系过多次，皆因无老红军证明材料而无法进行纪念碑的修复，此事也成了我的一大心结。2017年以来，我辗转老区兴县及省、市史料、档案管理单位，仅仅找到一本《兴县医疗志》上面的记载，以及收集了一些祖父在兴县、忻县（今忻州）部下的回忆材料，虽然是些不完整的资料，但从中还是对祖父的一生革命经历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贯穿。

在我们家族里，大伯父的女儿，我的堂姐刘玉梅以“老红军后代”的资格在茌平县受政府推荐，到山东大学政治系学习。1973年毕业分配到茌平县杨屯乡中学任教。她在山东大学学习期间，颇受学校师生的尊重与照顾，曾经还被当时的济南市委书记，71岁高龄的杨毅老先生邀请到家中做客，听姐姐讲述祖父在长征途中的一些经历。堂姐是祖父唯一一位受到组织关照的后代，其余亲属均未给组织添过麻烦，提过要求。

1966年春天祖父在家乡中学作报告时，讲述了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和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当年听报告的李富芹、袁学贵和校长袁金泰，经过无数次的挖掘和佐证，终于把祖父的革命经历汇总成较系统的一个完整材料，并在2018年清明前，我和山西的兄弟姐妹一起回到老家祭祖时，为祖父撰写了墓志铭拟定了立碑方案。因新冠疫情的影响，直到2021年的清明节，我们才实现了这个迟到的祭奠。

2021年的清明节，邓桥村支部书记和老家的亲人、村民、小学生及我们山西的孙子辈一行戴着黄丝巾，手捧菊花站在祖父新立的墓碑前，由村支部书记主持并为祖父举行了迟到45年的祭奠活动。在离墓碑不远处，一座崭新的《老红军刘凤元纪念栏》竖立在显耀的位置，纪念栏里展示着祖父的革命经历和照片，经过村两委和我们的努力，这里已经成为一处红色教育基地。

赓续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传承和发扬红色革命精神，延续革命者的血脉和爱国热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和使命。我现在是“八路军研究会359旅分会”会员，作为老红军的后代，我不会为完成了祖父革命征程的纪实完善而心安自得，更不会为祭奠祖父的心愿完成而驻足止步。我还一定会为寻访、挖掘抗日无名烈士、传承长征精神发挥余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