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五十九）
再再前面说到，在湘赣军区当参谋长旋调任红八军任代理军长的冯达飞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他即刻赶赴瑞金的中革军委，而且是马上动身。这是怎么回事？
这还要从1932年4月红军东路军攻打福建漳州说起。
1931年红军粉碎了蒋军第三次“围剿”之后，形势一片大好，中央苏区和周边的几块根据地发展很快，毛委员提出了“调动敌人、求得战争、打开局面”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施这个方针，中革军委派出了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了东征军。目标是打下龙岩、漳州等闽西战略要地，歼灭国民党军张贞所部第49师，将赣东与闽西连成一片。
很快，龙岩被我红一军团的33团拿下。可是，由于无线电中断，在漳州城里师部急得团团转的张贞还不清楚龙岩的战况究竟如何，就派了一架飞机到龙岩去抵近侦查。
张贞在当时的地方军阀中是很重视航空作战的，他认为未来战争一定会是空地配合的立体战争，所以他还兼任了闽西航空处的处长。
同时他还花重金购买了5架飞机（当时的飞机还没有分类，都是集侦查、作战、运输和教练等功能于一身的）。
龙岩城边有几座小山头，林木茂密，危崖巉岩。
见敌人的飞机擦着树梢飞过来，33团副团长陈冬生怒不可遏，顺手从身边的机枪手的肩上一把夺过机枪，瞄准了就是一梭子，直到把弹夹打光。
眼看着飞机的机翼歪了好几下，往下一栽又拉了起来，摇摇晃晃地飞远了。红军战士们欢呼起来：哦，打中了、打中了！
大家都觉得特别解气，因为红军吃这种会飞的“大铁鸟”的亏太多了，经常被这个怪物轰炸得人仰马翻，死伤累累。
战绩报上去，军团首长不相信，说，你们都说陈冬生打中了飞机？那飞机呢，掉下来了吗？飞行员跳伞了吗？拿出证据来！
可陈冬生也坚持说自己是打中了飞机，他说自己是机枪手出身，而且是神枪手，肯定是不会看错的。
首长还是那句话，拿证据来，哪怕是飞机上掉下来的一块碎片也算你们的战绩。
4月19日，在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的密切配合下，漳州城在下午3时就被红军顺利攻克，张贞狼狈逃窜。
这是红军东路军的一次大胜仗，共俘获敌军1600多人，缴获步枪、机枪等各类枪支2300支，以及大批弹药和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平射炮等重武器。
看着战报和缴获清单，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笑得合不拢嘴。
看到缴获清单的后面，聂荣臻诧异了：嗯，怎么，还有两架飞机？
林彪也说，是搞错了吧，敢谎报军情，枪毙！
还真没有搞错。
原来，这次战役还是红11师33团打主攻，作为机枪手出身兼神枪手的副团长陈冬生一直耿耿于怀，自己明明打中飞机了，怎么会看错呢？
他就四处打听，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张贞的飞机都在桥南机场，还有两架已经坏了不能飞的飞机现在还停在那里呢。
陈冬生果然在桥南机场找到了那两架飞机，一架已经严重损毁，被拆得只剩骨架了。还有一架停在机库里的飞机，在机翼上发现了许多弹孔。
这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飞机的座舱里发现了大片的血迹。一问机场的被俘敌军，方知道这架飞机的飞行员确实是被地面火力击中了。但他坚持把飞机飞了回来。
虽经全力抢救，不幸的飞行员还是因为失血过多而阵亡。
陈冬生拍着飞机，大声地说，马上报告总部首长，就说我陈冬生打中的飞机找到了，是我把它干下来的！
听说红军缴获了两架飞机，红军首长聂荣臻和林彪也是高兴得不得了，立马赶到桥南机场，亲自围着飞机仔细地巡视了一番，并叫来了宣传干事拍了一张两位首长与飞机的合影。
聂荣臻感慨地拍着飞机说，我们红军终于也有自己的飞机了，应该给它命一个名，就叫它——“列宁2”号吧。
林彪马上说，“列宁”号我们已经有了，就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那边，飞行员叫龙什么？嗯，我们这个只能叫“马克思”号了。倒了、倒了，他们那个在前，应该他们的叫“马克思”号的。
聂荣臻还把陈冬生狠狠地表扬了一番，说他真不愧是神枪手，终于被他打中了一个大家伙。还说是我们搞错了，陈冬生不是个牛皮客。必须给他请功。
弄得陈冬生得意了好一段时间。
两位首长商量，这玩意儿虽然好，可是没有人会摆弄呀，得先弄几个懂这个的人先把它修理好，再找一个飞行员把它飞回中央苏区去。
聂荣臻说，我知道有人懂这个，咱们马上给中革军委发密电，让他们调冯达飞来。
林彪说，那个冯达飞？是那个代理红八军军长的那个广东人吗？
聂荣臻说，就是他，他是我的学生，黄埔一期的。
这就有了后面的那一幕。
当冯达飞昼夜兼程赶到漳州之后，马上就投入了修理飞机的工作。
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朝鲜籍的红军技工。冯达飞还要求林聂首长临时招聘了几个懂机械的人过来帮忙。
经仔细检查，另一架飞机已经完全成了废品。
而这一架虽然被机枪击中，但机械仪表等重要的设备完好无损。经过不到一个星期的修理，这架飞机已经恢复了完好状态。
这是一架上世纪20年代由英国制造的“616”型“飞鸟”双翼双座的侦查兼教练机。
当飞机加满油，螺旋桨隆隆地飞转之时，所有在场围观的红军官兵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冯达飞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向林聂首长敬礼，并称呼聂荣臻“老师”。
聂荣臻说，你还能记得老师，我真是太高兴了。
冯达飞说，您是我们的政治教官，那能忘记。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聂荣臻说，我记得你是个大才子。听说你后来又去了苏联，前后共读了四所军校？
冯达飞说，是五所，在广州和苏联都学过航空理论和飞行，也驾驶过这种机型。
聂荣臻感慨地说，我是搞军事教育出身的，深深知道军事教育的重要，蒋介石凭什么？他不就是靠他的黄埔军校黄埔生吗？像你这样的进过多所军校，文武兼备的人，是应该去搞军事教育的。以后啊，我们红军要建立学校，你还是来当教员吧。
聂帅确实是眼光独到。后来冯达飞果真当了军事教员，教导总队的副总队长、红军大学第四分校的校长等职。他的学生遍布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后来在延安，威震天下的“抗日军政大学”，她的前身就是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再往前就是红军教导总队。
而当时最早的专职教师只有三个人，他们就是军事教员冯达飞、通讯教员杨兰史和政治教员张如心。
1992年，在睡梦中安然离世的聂荣臻元帅，是新中国十大元帅最后一位去世的元帅。
聂帅戎马一生，枪林弹雨，战阵无数，却从来没有受过伤。他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也从来没有被俘过，虽然经历过三次极大的危险却都逢凶化吉安然脱险。
风风雨雨，他却毫发无损。因此他被誉为我党我军“命大福大”的第一福将。
“马克思”号被修复之后，冯达飞架着这架飞机顺利地进行了两次试飞，又载着他的老师聂荣臻和红军中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战将杨成武到天上去兜了几圈。
1932年的5月1日，红军在漳州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军民庆祝大会。
到了会议的高潮，军民们振臂高呼“穷人要分田，当家做主人！”军乐队鼓号队吹打起来的时候，一架轰鸣的飞机低空飞过会场的上空，飞机摇晃着翅膀向人们致敬。
突然，就像天女散花，从飞机上撒下来无数张花花绿绿的纸片。有人从空中抢到了纸片，有人从地上捡到了传单，看见上面都写了红军的口号和标语。
过去人们都认为天上落下来的东西都是神的旨意，谁得到了是有福的。所以人们跳着，抢着，尖叫着，庆祝大会的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亢奋之极的高潮。
听说漳州这边缴获了敌军的飞机，而且要飞回瑞金，瑞金这边也特别高兴，上上下下都很激动，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瑞金附近的金叶坪赶修了一个机场，等待着“马克思”号红军的第二架飞机胜利返航。
当时的飞机不需要太大的机场。这种飞机只要加速滑行300米就可以起飞，有600米的跑道就可以降落。所以，只要修一个有1000米跑道的机场即可完全满足该机型的需求。
在飞瑞金的准备过程中，冯达飞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没有航空地图，没有地面导航，而且冯达飞从来都没有飞过这条航线，毕竟他也不是专业的飞行员，一旦他无法识别地貌地标从而发生迷航，那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机毁人亡。
能够依靠的，只是一张普通的地图和一块军用指北针。
更令人几乎惊掉下巴的是，聂荣臻政委居然提出要坐他的飞机前往瑞金的中革军委去开会！
对于这次飞行，笔者没有查到准确的信息，也不好凭着想象去瞎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顺利地飞抵了瑞金的简易机场。
而且在飞行的途中，在经过敌军的阵地的时候还从飞机上扔下了两颗用迫击炮炮弹改装的航空炸弹，炸得蒋军官兵猝不及防，大惊失色地叫嚷“不得了啦，共军也有飞机啦！”
后来，杨成武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这件事，说，真是没有想到，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同志竟然坐着冯达飞开的飞机飞抵了瑞金。那是一次在什么条件都不具备，而且飞行员的驾驶经验也不足的情况下的飞行，是相当危险的。所幸的是聂荣臻同志安全地抵达了，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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