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凉州才子李益

文/陈玉福

边思

腰垂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

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

  这首诗出自唐代边塞诗人李益，武威人最熟悉的唐诗之一。此诗表面语调带有一种唐代风流名士孤芳自赏的清傲，但结合诗人所处的年代和作诗时的人生际遇，我们便可从中看出才子李益的理想抱负，并发现在其故作潇洒的背后，包含着对时局的无奈与自身命运的深沉感慨。本诗结句异常出彩，曾被无数后世诗人借用、化用，当今武威南城门高悬的巨幅对联中，便有整句嫁接。

  唐宋时期，才子辈出、佳人倾城，诗词得以大兴，名人名作交相辉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时代。在众多才子名流当中，诗人李益与他的作品，继承盛唐诗风，形成了中唐边塞诗新景象，对唐诗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被后人赞誉为中唐最杰出的边塞诗人。

  李益，字君虞，出身陇西李氏姑臧房，即今甘肃武威人。大历四年（769年）进士，初任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建中四年（783年）登书判拔萃科。在更为详尽的史书里记载其生平称：初因仕途失意，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后官至幽州营田副使、检校吏部员外郎，迁检校考功郎中，加御史中丞，为右散骑常侍。太和初，以礼部尚书致仕。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陇西李氏正是李渊一脉，姑臧房虽与之略疏，究竟还是同宗同祖。所以，李益这样的出身在唐代是备受优待的，年仅二十五岁就进士及第了。但是，经过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政局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改变，各地藩镇势力崛起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藩镇为了巩固自身实力大量招募人才给予优厚待遇，而朝廷依然吝啬官员的选拔任用，科举铨选政策坚持不肯革新，即便进士及第也只是虚名，真正授官还要经过层层考试，外加时间与资历的积累。因为唐科举制度的弊端，导致有志之士纷纷离京入幕寻求捷径。李益虽为士族子弟，但也难逃苛刻的科举制度蹂躏，在进士及第后通过制科考试仅获得了郑县县尉的职位。在唐代，县尉官职九品开外，称谓分别是县令、县丞、主簿，县尉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城管大队长。

  出身皇族近支进士及第后也才捞到这样一个小官，而且在县尉职上还久不得升迁，唐代的科举制度之严苛可见一斑。仕途受挫，李益弃官远走，想必那时他也有对时势的失望与义愤。从大历九年（774年）至大历十二年（777年），李益西游凤翔，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幕府任职。期间参与了大历九年郭子仪、李抱玉、马璘、朱泚分统诸道兵八万的防秋军事行动，写下了《从军有苦乐行》等诗。大历十二年李抱玉去世后，李益再次成为闲云野鹤之人，到处游历寄情山水。建中元年（780年），李益再次入幕，在灵武依附朔方节度使崔宁。两度入幕参与和见证了多次藩镇军事行动，李益深入了解到军中士卒的喜怒哀乐，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很大影响，随着多首经典诗歌出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唐边塞诗第一人。入幕十年有余，李益写下了《夜上受降城闻笛》《祝殇辞》《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从军北征》《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塞下曲三首》等著名诗歌。建中四年（782年）李益回长安，再次参加制科考试，终于登第。徐松《登科记考》：“建中四年，李益、韦绶登拔萃科。”本次考试顺利通过，才真正踏入仕途，虽然一路走到头没能封侯拜相，相对于前半生的蹉跎，李益的官运还算顺畅。史料记：贞元十二年（796年）到元和元年（806年），李益到幽州刘济幕府。元和初，宪宗召李益回京，任都官郎中。后官中书舍人，后出为河南尹，后转为秘书少监，元和八年后，转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五年后，为右散骑常侍。太和初，升为礼部尚书。

  影视剧和戏曲中常有一个情节叫夸状元，描述古代考中状元跨马游街的盛况，状元郎意气风发穿过繁华街市，惹得无数学子和百姓称羡不已。一朝中第，平步青云，仿佛这里就是人生的顶峰。然而，戏剧毕竟是戏剧，真正的状元及第即刻封官，并不存在于唐代，这其实是宋朝及以后的科举。唐代举子科场及第，只是取得了授官的资格，想要得到官衔，还得枕戈再战，经过一场又一场考试，重重筛选才能得到官职，很多时候你得到的职位也未必是自己真正心仪的工作。而且，唐代规定进士及第只是一份荣誉，由礼部来主持选拔，三年之后方能参加吏部铨试授予官职。讲到这里读者诸君有没有一丝熟悉感？的确，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颇有雷同。大学毕业取得学位只是走入社会的开始，工作还需经过层层选拔，从事公务员更需过五关斩六将。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始兴于隋唐时代的科举取士，在经过了一千多年的继承与改革后，貌似最终还是又回到了原点。

  再来看“书判拔萃科”。唐代科举初兴，为了最大限度网络各种人才，设置了名目繁多的各种考试。考进士称平科，入仕的资格考试，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制科，考的就是专业知识和才能了。制科的考试科目很多，查阅资料显示有：志烈秋霜科、武足安边科、下笔成章科、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科、才膺管乐科、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等。李益考中的书判拔萃科便是其中之一，专业所属应该为诉讼刑狱审判这一类，相当于司法从业者的执业考试。从众多制科名称中可以看出，唐代选举人才有多么细化，士子们根据自己所学可以报考科目，朝廷也能够分科录取所需要的专业型人才。比如博学鸿词科，选的都是一些擅长写文章的人，做文职工作；武足安边科，选的就是有志于边疆治理的文武官员；直言极谏科，那就不用多说了，专门选取敢于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的言官，他们负责对皇帝和朝政给予监督。唐初名臣魏征，就是取自这一科，据说白居易和杜甫也曾担任过个官职。

  相比于当皇帝近臣得以快速升迁，李益却选了书判拔萃科。根据北师大金滢坤教授研究考证，唐代书判拔萃科是吏部继平判入等科之后设置的第二个科目，与平判入等科有明显的区别，起初是制举科目，大足元年以后吏部始设此科。虽不及博学鸿词科崇重,及第人数也不及平判入等科多，拔萃科在士人释褐时并不看重此前的进士、明经或者门荫等出身因素,主要看参加拔萃科考试的等第,但在士人迁转过程中往往看前任官职望和品阶,以及拔萃科等第的高低,跟其是否是最初以进士、明经或门荫出身关系不是很明显。进士兼拔萃科在士人迁转中优于明经兼拔萃科,虽然制举、门荫兼拔萃科的人数不及前两者,但在迁转中央官方面却要优于前两者,多为京县尉、拾遗等最为清显的基层官和中层官。拔萃登科对中晚唐铨选制度影响深远,是地方官垂涎京畿属官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且不少士人因此位居卿相。

  因为科目特别，能否考取就成了检验一个人肚子里有无真才实学的度量衡。那么，登第书判拔萃科的李益，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考验呢？任何时代，仿佛都是看脸的时代。唐代制科考试是把看脸取士光明正大列入录取规则的，主考“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身，就是看长相和外形，玉树临风、面如冠玉者，肯定是占有优势的。传言著名花间派词人温庭筠当年考了好多次科举，就是因为长相过于普通第一关就被刷下来了。言，看的是言谈举止，做不到对答如流、出口成章，也必须具备优雅得体、口齿清晰；书，就是书法了，古往今来能写一手好字必然会成为考试时的加分项。古代但凡官员皆好书法，既是刚需能力又是情操陶冶。判，是判案文书，要求考这一科目的士子首先要会写案情的经过，案件的结论，还要运用自己文采写得条理分明、文采华然。一个能把判词写成精美文章的官员，升迁提拔必然迅速。很多相关书籍中，至今还记载有古时候官员留下来的判词，其中文辞非凡者比比皆是。所以，吏部的考试科目中，博学鸿词科、书判拔萃科、平判入等科等都特别难考。被后世称为“千古文章”大家的韩愈，还曾三次被吏部刷下来，后来凭借举荐才当上了“公务员。”很多唐诗大家，也纷纷倒在科举考试下，其中不乏李白、王维、李商隐、杜牧等名士。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李益选择考取书判拔萃科，且一考即中，其自身才华是出类拔萃的，而他的内心志向也是很远大的。不过，再宏大的志向也需要时运加身，李益显然没有什么官运，纵然才高八斗志存高远，也架不住政敌迫害。相对于李益在诗文上的造诣，和为官的政绩，人们对他的熟悉却多是从小说《霍小玉传》中来，或者戏曲《紫钗记》中的印象。

  《霍小玉传》是一篇传奇小说，写的是长安名妓霍小玉与陇西书生李益的爱情悲剧。李益进士及第后，滞留京城等待委派官职，与艺妓霍小玉相爱，共同生活。后李益授官郑县主簿。临行之时，霍小玉忧心忡忡，怕他变心。李益则信誓旦旦，说明年三月一定前来迎娶佳人。但李益回乡省亲时，却在父母安排下迎娶了一官宦人家的女儿。李益于是断绝了与霍小玉的音信。霍小玉苦等情郎不至，过于忧伤，一病不起。许多人为之愤愤不平。有一次李益进京办事，被一侠士强行拉去见霍小玉。霍小玉见到李益，悲愤交加，气绝身亡。小玉死后，化为鬼魂作祟，令李益终生不得安宁。小说结尾写到李益娶卢氏后，因猜忌休妻，“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这样的描述读者乐见其成，人们在同情霍小玉悲惨命运的同时，谴责李益的负心薄幸。陇西李益从此背负骂名，明代经过剧作家汤显祖改编成了《紫钗记》，赋予这段传奇故事以完美结局，才算稍稍挽回了一点李益的“渣男”名声。

  因为《霍小玉传》的传唱度广泛，李益在晚年时备受攻讦，他的仕途也深受挫折。唐穆宗长庆年间，李益被罢去右散骑常侍职务，据说与这篇小说对他的抹黑有关。也不怪读者对号入座，小说中的陇西李益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又写到他与韦夏卿为密友……很多方面都与真实的李益有高度吻合，后世研究者根据人物实际比对，也认为蒋防所写正是唐肃宗时边塞诗人李益，以讹传讹便在所难免。对于小说与现实的区别，鲁迅先生有不同见解，他评《霍小玉传》曾说：“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稗边小缀》）汪辟疆也说：“（李益）夫妇之间无聊生者，或为当日流传之事实。小说多喜附会，复举薄性之事以实之。”（《唐人小说》）至于本篇的艺术价值，前人给予很高评价。明代胡应麟称赞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并认为“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少室山房笔丛》）。可见，之所以传诵至今，盖因小说本身写得出彩，书中主人公是否李益并非成功最大的因素，写成张益、王益随便谁，也同样会获得读者与观众认可。

  既然如此，为什么蒋防一定要写成李益，而没有写成别的如“张益”、“王益”、“牛益”呢？真实的历史是残酷而讽刺的，因为中间牵涉到了政治事件，即唐代中期兴起的“牛李党争。”《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是李党成员。李益，则是牛党成员。蒋防与李益原本是同僚，因卷入牛李党争，两人成了政敌。蒋防为排挤李益，在小说中将他塑造成一个背信弃义的负心郎形象，使之臭名远扬。在这篇虚虚实实的传记小说中，将男主角李益的诸多行迹与现实中的李益做了大量的重叠，故意引导世人产生误判，认为现实中的李益是一个薄情人。甚至新旧《唐书》在撰写李益传时，也采信了小说中的一些说法，称李益“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总之，就是怎么黑得彻底怎么来。事实上，《霍小玉传》是唐朝“牛李党争”的产物，是李党借小说攻击牛党的开端。小说的写作动机并不单纯。

  中国古代官场中，拉帮结派现象层出不穷。当派系势力坐大之后，必然争权夺利，党同伐异。朋党之争历来是官场政治中的一大痼疾，学界公认唐代中后期的牛李党争，加速了唐王朝灭亡。而党争的根源，一方面归咎于科举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另一方面则因为固有的阶级对立。封建社会人数不占优势的士族阶层，却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从读书做官到土地、商贸经营士族享有至高话语权，庶人阶层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然而，看似完备的科举取士，实际运行中却充满了暗箱操作，士族子弟即使考不中进士，也能靠家族举荐来出仕，如此一来便挤掉了庶人子弟应考的名额。原本凭着自身才华能够考取的资格，抵不过强行加塞而名落孙山，不公平的待遇令庶人学子深恶痛绝，无形中更加剧了士庶两个阶层的矛盾。中晚唐时期，士族势力衰微，庶人阶层以领军人物牛僧孺为代表的一群官员进入政权的核心。而原来掌握大权的士族又不甘心放弃政权，于是同庶人出身的官员争夺权力，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士族官员以李德裕为首，故称李党。庶人官员以牛僧孺为首，故称牛党。牛李党争始于宪宗时期，贯穿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诸朝，到宣宗时期才结束，双方互相倾轧了近40年。其中，穆宗、敬宗二朝，牛党颇为得势。文宗时，党争最为激烈，有时两党之人同朝为相，却处处针锋相对，互相倾轧，以致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武宗时，李党在争斗中胜出，独掌朝政，牛党尽数被赶出朝廷。宣宗时，牛党夺回朝政大权，李党则纷纷被贬谪，最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权力中心而结束。

  牛李党争中，双方除了在政治上互相排斥之外，还不择手段大搞人身攻击。当时正在兴起的传奇小说，便成了他们抹黑政敌的舆论工具。这些传奇小说的内容，往往是“桃色新闻”，《霍小玉传》就是典型作品。通过这篇小说，李益罢官致仕，李党首战告捷。

  无独有偶，牛党成员白居易也在党争中被贬谪，其弟白行简愤而反击，采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办法，很快写出了另一篇传奇小说《李娃传》，同样的手法，却是抹黑李党成员的作品。与《霍小玉传》异曲同工，《李娃传》通篇描写的是士族子弟风流成性玩弄艺伎，而后为了前途始乱终弃的故事。唐代妓女社会地位低下，士族子弟如果娶妓女为妻，会被视为奇耻大辱。可这篇小说却虚构了京城长安妓女李娃与士族子弟荥阳公子历经磨难、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而且，出身于风月场所的李娃，嫁入士族豪门之后，居然变成了贤妻良母，还被封为汧国夫人。生的四个儿子，个个都做了大官，娶的都是豪门大户的千金。小说的主题表面看是赞美妓女从良，实际上是讥讽和蔑视士族门阀制度。小说中的荥阳公及其公子，据说是影射李党成员郑亚、郑畋父子。作者虚构郑亚娶了妓女，郑畋是妓女所生，从而破坏其名誉。

  从唐代牛李党争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其实还具有舆论工具的作用。牛李两党长期互相编故事泼脏水，最后搞得双方都声名狼藉，说明唐代传奇小说在制造和鼓动舆论方面的作用十分显著。党争牺牲品李益，无疑是这场争斗中最大的受害者，以至于他在诗文上的成就与造诣，也因为“渣男”名声被掩盖，明珠蒙尘殊为可惜。

  中唐时期，延伸出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人称“大历十才子”，以钱起、卢纶为翘楚。十才子派中并无李益，有人为其打抱不平，篡改名单加入了李益。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李益诗的风格与大历十才子派并不相同。大历十才子在艺术表现上以谢朓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寄情于山水，歌咏自然，其中也有一些佳作。格律规整、字句精工也是他们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他们的作品体裁多用近体格律，很少能见到乐府歌行体。警句名联在十才子的诗中俯拾皆是，说明他们均有较深的功底，所以时有惊人之笔。不过有时也不免显露出雕琢的痕迹，从而因小失大，走到唯美的道路上去。虽有警句而全篇欠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诗僧皎然在其《诗式》中提到大历时的诗风时曾道：“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为己有。”他认为大历十才子等人的诗歌在内容上比较狭窄。

  李益的边塞诗，赞扬将士的报国精神，体现出他们的英雄气概，当然也描绘出战争的惨烈，同情广大战士的不幸及抨击朝廷对于边疆问题的失策，抨击朝廷的无能，同时寄托出战士们的思乡之情。这种风格与“大历十才子”以秾丽见长的诗风显然大不相同，利益诗的意境与内涵要远高于上。

  李益诗风豪放明快，尤以边塞诗为有名。其边塞诗虽不乏壮词，但偏于感伤，主要抒写边地士卒久戍思归的怨望心情，不复有盛唐边塞诗的豪迈乐观情调。他擅长绝句，尤工七绝，名篇如《写情》、《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等。其律体亦不乏名篇，如五律《喜见外弟又言别》“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是历代传诵的名句。七律《同崔邠登鹳雀楼》、《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又名《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等，均属佳作。今存《李益集》2卷，《李君虞诗集》2卷，《二酉堂丛书》本《李尚书诗集》1卷。

  李益长于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辞。李益的边塞诗中也有描绘边塞自然风光的内容以及日常生活内容，在战争之余，将战士们的生活与自然风情融于文字之中，景色虽然迷人，但体现出的情感却是悲凉的，毕竟战乱带给人们的的痛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再有，李益的边塞诗还有以抒写诗人从军生活及抒发壮烈情怀的诗。他长年在边塞从军报国，内心充满收复失地的豪情壮志，驱除敌寇，保卫边疆，凸显其献身精神，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虽然李益的边塞诗缺少盛唐的那种豪放精神，更多体现的是凄凉与悲壮，但其三类边塞诗，有浓重的现实主义精神，部分诗文还融入浪漫主义情怀，其七言绝句更是边塞诗的巅峰之作，韵味十足，含蓄深长，音律和谐委婉，语言自然，有一大部分学者认为他可以与王昌龄相提并论。除了边塞诗，李益的笔触涉及到社会生活方面，他对朝政荒淫腐败，见到山河破败，人民苦不堪言，生灵涂炭，种种情景，让李益涌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思。

  当然，李益也写过不少酬赠送别诗，这类诗感情真挚，最能打动读者，也可以看得出诗人情感细腻的一面，这类诗已超越大历年间相同题材的诗，美学价值极高。如《写情》：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这首诗至今仍被痴男怨女当做寄情绝句来引用，细品之下回味无穷。

  李益的咏怀言志诗，能够让读者领略到他的远大志向与抱负，胸襟广阔，气势豪迈。《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山水游仙诗体现出诗人的境界，需求内心上的安抚与寄托，向往自由洒脱的人生境界，意境深邃，值得感悟。如《上汝州郡楼》：黄昏鼓角似边州，三十年前上此楼。今日山城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又如《立秋前一日览镜》：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惟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

  李益是中唐诗坛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具有中唐的时代特色，也具有英雄主义情怀，这一特色与当今提出并倡导的“西部精神”不谋而合，理应成为我们挖掘传统文化，讲好西部故事的主角。

作者简介：

陈玉福，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金昌市委党校教授，张掖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共张掖市委特聘专家，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九大代表，甘肃省作家协会顾问、第六届副主席，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长中短篇作品50余部，1000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西凉马超》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绿色誓言》入选建党100周年100部红色经典作品系列；电视剧本《建军大业》获中国优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电影剧本《八步沙》获中国电影优秀剧本奖；影视剧《八部沙》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作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后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获100部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本国家级扶持。另有多部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甘肃省委省政府文艺突出成就“荣誉奖”，第四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长篇小说奖、中国网络十大杰出小说奖、中国电视剧原创剧本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剧金鹰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