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波携程 书画同行》之创作者之歌——原中国美协理事、天津美协名誉主席孙其峰先生 每天更新 转发有礼
创作者之歌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孙其峰先生
孙其峰是我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不仅如此，老先生还擅长书法、篆刻，同时重视美术理论研究。1947年自国立北平艺专毕业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而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在采访中，孙其峰先生对我说道：我6岁开始上本村学堂，那里设有书法课，而我由于祖父和父亲的关系很早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旦有了书法课，自然而然就爱上它了。我写的(字)在全校都是一流的，每年春节前，学校停课为村民们写春联，先生忙不过来，还拉我当他的帮手。那时学校没有图画课，我有时就自己画几笔，老师看见了非但不责罚我，反而夸奖我画得不错。记得有位姓高的老师喜欢画画，他第一次到我们学校时就把自己的作品挂满一屋，我经常找借口去他的屋子里看画。有一年我得了病，卧床不能出门，只好在屋里帮母亲染窗花——从那以后，邻居家便都知道我是染窗花的能手。
与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当代著名画家孙其峰老先生
孙其峰接着说：后来我考入招远中学，这里只有图画课而不设书法(课)。有一位图画老师叫徐人众，他是齐白石的学生，受徐悲鸿的影响也很深。我非常羡慕他、崇拜他，并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做个像样的画家。因为这里没有书法课，我就和几个爱好书法的同学自发临起字帖，有时偶尔被爱好书法的老师看见，也给我们一些指导。
在谈到进入国立艺专时，孙其峰说：我在艺专从入学到毕业，度过了三个年头。开始的一年是在日寇统治时期，那时学校没有什么活动，只有个别同学半路“回家”，据说是去了解放区。我那时一心扎进业务堆里，除了痛恨日本鬼子的统治外，最让人难受的就是物价飞涨。1945年秋，国民党来了。国民党初入城时，我还很兴奋，因为终于看到自己人了。可几个月后，这些“劫(接)收大员”就现了原形，贪污腐化花样百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丑态样样毕露，我对他们的最后一点点幻想也破灭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学校里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其后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些进步同学组织的活动，使我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种认识促使我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等到大游行结束之后，国民党就盯上我了，我被他们看作是“匪谍”学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我刚刚毕业，他们就要求我离开学校，这更使我痛恨国民党。原本在1947年春，学校看我成绩很好，决定毕业后留我当助教，而且是由徐(悲鸿)校长亲自通知我。后来不但留校不成，还变成了开除。我上艺专的3年里，主要是舅舅负担我的费用，因为我除此之外再无稳定的经济来源。舅舅不仅是我求学的经济支柱，而且是我做人的楷模。他一生老老实实为人，兢兢业业教学，艰苦朴素地对待生活。虽然他在这些方面说得不多，但更多的是他的无言之教。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做人的规则和治艺的门槛。
在谈及自己的艺术造诣和美术教育成就时，孙其峰说：过去我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这两件事情都是我很乐意做的。我平时遇到很闷或者没有精神的时候，只要学生一来，我就来了精神；画画也是如此，平时脑子里经常想着(画画的)问题，很容易走神。那些对画画一直保持着热爱的学生我就愿意指导他，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在路上收的——我每天散步，经过他家门口，他家门口种了竹子，我常常观察，有时还画些速写。他是这些竹子的主人，打听后知道我是画画的，就想和我学画，我说没问题，我给你指导。后来他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守在窗户前，拿着画等我给他指点。所以干这个(绘画)的人有时候就像有职业病，喜欢(教)学生。
在谈到艺术创新对于国画的发展时，孙其峰说：(中国画)应该是创新的，历史是在发展的，永远是新的替代旧的。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问题，有些人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就是一切——新的不一定都好。新与旧是一对矛盾，好与坏又是一对矛盾，新的不一定都好。新的画法如果水平很低，它也不能说是好的。新的东西在相当的时间里会变成旧的，但好的东西就不会被历史淘汰。“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国画)发展的核心问题。有些情况下所谓的“新”，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好的。搞点与别人不同的新面目并非难事，关键是要有内涵，要体现真、善、美。
在谈到艺术与收藏时，孙其峰先生说：爱好收藏书画作品的朋友都会感叹现在的艺术品行情一路走高，在市场中觅得一幅佳作是越来越难了。其实对一个艺术品的收藏者来讲，怎样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品市场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而接近那些有声望的艺术家，听听他们对艺术的见解，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许多真知灼见，可以提高自己的见解与眼力，因为毕竟，艺术品是由艺术家们创作出来的，被收藏家们收藏的艺术品，本身就是它的创作者———艺术家本人的思想与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这样，孙其峰先生用他扎实的艺术功力和脚踏实地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创作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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