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团 政 治 处

                       

       整 理 档 案


        我接到团里的通知，临时借调到政治处整理干部档案。政治处在团司令部的二楼，这是幢老式的旧建筑，由于长年失修，地板已经腐烂，发出一股霉变的味道。人走在上面，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越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声音就越加响亮。脚踩下去有绵软的感觉，让人心里没底。在这里遇到了在部队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郭彦生。他当时是政治处干部干事，有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他为人热忱，业务娴熟，头脑清醒，反应机敏。说出的话来很有哲理，而且我很喜欢听。
     郭干事让我用钢笔写几个字，然后，再写几个仿宋字。他不加评论，只是笑着看我。好像很顺利的通过了“技术考核”，他开始交代如何整理干部档案，并对我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对工作要认真、细致。档案是干部的历史见证，必须高度负责。字可以写得不好，但绝不能勾勾抹抹，更不能写错别字。
        第二，严守保密纪律，严肃组织纪律。所看到的档案内容不许记，不许议论，更不能对外讲。      
        第三，这段时间不能走亲访友，不能回连队和外出，尽量不接触外人，不能对任何人介绍现在所做的工作。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段小公务员式的工作。当时团里管的干部有200多人，需要整理档案的大约有100多册。整理档案材料，关键在于考核，例如，档案内容是否真实，材料是否齐全，材料填写是否规范，手续是否完备。而我只不过是整理审核后符合归档整理的材料，编写目录，分类排序，装订成册，这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我记得，当年部队干部中履历都很简单，几张表格；自传材料比较繁杂，都是个人撰写的自己家世、身世，自述社会关系；考察、考核、鉴定材料很少，多半是干部任免审批表和考察材料，凡是有结论的调查材料一律撤出。还有一些学历证明，业务技术培训证明；政审材料里有党团员的组织关系，还有表彰奖励，纪律处分等。我将这些材料，按时间排列顺序，编写分类，排号编码，然后新编目录。郭干事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所有的档案材料，逐份逐项，进行编目。目录必须清楚，填写准确；书写的字迹要工整准确，清楚美观，不得用圆珠笔、铅笔和水彩笔，不得用复写纸。档案目录不能粘贴涂改，如果写错一页纸作废。
      我的工作权限里有一项，填写材料目录在没有标题和标题不规范的，我可以根据材料的内容另拟题目，题目不能过长，可适当简化；凡原材料题目不符合实际内容的，我都可以另拟题目，以便准确的反映材料的主要内容和性质特点。
        记得还有点儿技术加工的活，例如，对纸张破损，幅面不规范的，还有字迹材料不符合档案材料要求的，我都可以进行技术加工。我在妈妈单位时，看过字画托裱，所以有些印象，做起来很顺手，一点都不为难。
      装钉，是最后一项工作，档案目录在卷首，干部职务变动登记表列其后，卷内材料顺序与目录相符。左边和下边对齐，在左侧打孔装订，做到结实整齐，不掉页、不压字，方便阅读。有的档案因太厚分成两卷，还保证同一类材料，分在同一卷宗。报送上级干部档案的专用卷宗，卷夹背脊上，书写干部的姓名、籍贯，档案编号。姓名不能使用同音字和不规范的简化

字。

我的指路人  郭彦生

   郭彦生、张建明和我

    鞍 山 出 差


      在我借调政治处工作期间很少出门，也没有人来看过我，其实是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人在哪里。我吃干部灶，顿顿吃细粮，用饭票每天早餐二两，中午四两，晚饭三两。总是没到开饭的时间，就已经饿了。在饭堂吃饭认识了一位团首长，他就是副政委梁锦标，每次见面时，都是他笑眯眯的主动打招呼，他不仅高还有点胖，但说话却很文雅，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浓浓的江浙口音，印象里他爱吃锅巴，莫非那时候他就懂得减肥了。
     晚上，一个人躺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在政治处机关最方便的是看报纸和杂志，当时有《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前进报》，还能看到地方的报刊《辽宁日报》和《开原日报》，能看到我最爱看的《解放军画报》和《解放军文艺》。
      在我房间的对门，是团报道组，团里经常临时抽调连队里的能写文章的人，在这里集中搞宣传报道。因为郭干事对我有要求，不敢与他们交往，他们当然也对我视而不见。当时的坦克三团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曾有文件规定，在沈阳军区的《前进报》选登发表的，团队前嘉奖一次；被《解放军报》录用发表的，立三等功一次。由此可见，团政治部重视宣传工作程度，我也曾受此影响和鼓励，一度热衷于写报道，有几篇“豆腐块”的文章。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我和刘干事出差去了一趟鞍山。按照部队人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军人执行公务需要两人以上，政治处当时派不出别人来，就派我做个陪同。让我第一次遇到了因公外出的机会，当我听到“鞍山”这个名字，就情不自禁的，把辽宁的“鞍山”和安徽的“马鞍山”联想到一起了，而他们之间的距离，却有2000多公里。我激动的一夜没有睡好，憧憬着自己穿着军装，神气活现的走在大街上的样子。临行前郭干事特别交代，组织上找这位同志谈话，是对他所犯错误的处理交换意见，只能听，不能问，更不能议论或参与评述。其他的我都没有听进去。
　　不知刘干事为什么选了一趟夜间的火车，而且还是个硬座。第二天清晨，在鞍山下车的时候，街上还什么都看不清，我们匆匆吃了一口早餐，就到了这位同志的家。开始时，我还是很认真的听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也时不时地在争论着。后来我就莫名的犯起困来了，两只眼皮像粘了胶水，怎么也睁不开。等我醒来时，他们已经吃了午饭，也许看我太困太累，不忍心叫我。下午，他们又继续谈话，我又不争气的想睡觉，他们干脆让我躺下又继续睡。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是如何离开鞍山，又怎么返回开原的。我第一次执行公务的“美差”，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结束了。

 这张照片是1975年梁副政委转业时送给我的

作者  刘铁军

      刘铁军，吉林长春人，长期从事交通规划工作，多有学术论文发表。2013年退休，开始散文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