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代的思想

一一怀念我的父亲

文／惠琴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是那种典型的“一家村”长大的孩子，大概是这个原因吧，我胆子特别小，怕见生人，家里来了客人，我就低着头进出窑洞，连客人看都不敢看一眼，别提说话了。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母亲说我要叫老舅，他大概有七八十岁了，戴着圆镜片的眼镜，拄着黑色的龙头拐仗，母亲说他读过私塾，很有文化，母亲把他招乎到炕上，让他靠在摞起来的被子上，倒了水，就又忙着到自留地里去摘菜，准备给客人做饭吃，这时，我想拿玩具，但不敢进家门，我就在窗台底下听了好长时间，直到有呼噜声了，我才从炕沿下蹑手蹑脚地爬进去，拿了玩具又蹑手蹑脚地爬出来。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

       上小学后，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我们那时候上学年龄参差不齐，班上的孩子大都比我大两三岁，还有大四五岁的，因此我更不自信，觉得他们都比我厉害，我是六岁上的小学，正遇文化大革命，那时全民背毛主席语录，全民跳忠字舞，但我从来不敢当着同学的面跳舞背语录，记得我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回到家在闲置的窑洞里，能把其他孩子反复学不会的舞蹈一个动作不落地全部跳下来，但到了学校，老师把我的手拉也拉不起来。那时我们上学没有任何学习資料，只有课本，每篇课文老师都把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写到黑板上，再让我们抄在笔记本上，重点課文的还要求背诵，我那时几乎不用花什么时间就能把每篇课文以及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全部背下來，但我背得再滚瓜烂熟，老师一让我站起来背诵，我的头脑就一片空白，浑身不自在，手也没处放，连老师提示的第一句我都听不见，有时在老师反复提示下，偶尔读出来的几个字，也像蚊子嗡嗡似的，感觉声音又细又遥远，根本不像自己发出来的。

      对我寄于厚望的父亲经常向老师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老师经常说：“你女儿记性特别好，成绩也很突出，就是胆子太小了。”每当这些时候，我就怕父亲生我的气，头低得下巴贴到前胸上，可父亲一次都没有责备过我，他说，人的胆子小是天生的，锻炼锻炼就好了。打那以后，父亲经常鼓励我，在假期还把我表姨家的一个比我大两岁，能说会道敢唱敢跳的女儿叫到我家陪伴我，慢慢地我内心有了强烈的欲望，希望将自己会的东西在同学面前展现出来，那段时间，在县城畜牧站工作的父亲，下完乡晚上经常赶回来，只为问我当天在同学面前背课文了没有，每天晚上他都要鼓励我一番。有一天晚上，他和蔼地问我：“今天在班上背课文或语录了没有？”我当时恨不得变成老鼠钻到地下再也不出来了，因为我好多次答应过父亲，于是我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回答到：“没有。”父亲问：“为什么呀，咱们昨晚上不是拉勾约定好的吗？”“因为我们班来了一个城里的小孩，她读课文非常好听，我怕她笑话。”我怯怯地说。

      文革期间，由于有武斗现象，但凡农村有亲戚关系的孩子，都来农村上学，我们那个学校，好像各年级都有从城里来的小孩。这时，做好挨训准备的我，耳边传来父亲的声音：“没事，你应该很自豪，她肯定没你记性好，成绩也一定不如你，她以后会很羡慕你的。”不是训我啊，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明天敢不敢主动举手背课文和语录？”父亲又用鼓励的语气问我。“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大声而自信地回答。当天晚上我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明天一定要举手背诵。

       第二天，我不知道把老师布置背诵的内容默背了多少遍，终于到了老师抽查的时候了，还没等老师把话说完，我就举起被汗水浸湿手心的手。那天，我虽然是低着头，但还是用别人听得见的声音，把一段毛主席语录通顺地背诵了下来，背完坐下后，浑身出了一身汗，都能听得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下午放学后，走出学校大门，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等在学校的大门口，我缓过神来的一刹那，冲出路队，扑向父亲的怀抱，父亲抱起我，在我背上拍了拍，脸上是少有的愉悦，那一年，我九岁。

      那次以后，我的胆子逐渐变大，慢慢地能正常参加班集体的小型活动，但学校或外出的一些大型活动我还是不敢参与。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高中毕业，期间父亲一直鼓励我，他说：“人要学会在别人面前把自己的长处展示出来，不然你就是有再大的本领，别人也不会知道，你又怎么会得到机会呢？”

      我们那时上学一直是春季招生，高中毕业是年末，正遇大队排练秧歌，父亲是我们大队历年的伞头。伞头就是负责唱秧歌的，许多人都佩服没上过一天学的父亲，唱秧歌能出口成章地应付各种场合。那时候秧歌队的好坏，其本就取决于伞头，伞头把秧歌唱好了，整个秧歌队就士气高涨，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伞头把秧歌唱不好的话，整个秧歌队就泄气了。父亲是方园有名的伞头，秧歌唱得非常好。在村与村的秧歌交流中，在公社县上的秧歌汇演中，在给各单位拜年时，父亲都应付自如，深得好评。

      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父亲问我：“你敢不敢唱秧歌？”我其实是不敢的，但迎着父亲渴望的眼神，我不想让他失望，硬着头皮说：“唱应该敢唱，可我不会编词呀。” “没事，这几天排练时，我编好秧歌词，你先唱着，慢慢就有感觉了”。在那年的排练中，父亲每天到排练现场给我助阵，随时指点我，我拿着父亲编好的词，唱得还算顺利，之后的每天晚上，父亲又不厌其烦地给我讲编秧歌词的窍门，别说我还是有一点天赋的，在学校时我作文写得还算可以，那时候政治运动比较多，学生们还经常写诗歌颂运动。几天排练下来，我摸着了一些门道了，于是，我就自己编好秧歌词，写到纸上，第二天拿着排练时唱，在父亲一步步推动下，过完年正月秧歌队正式进县城时，我就可以即兴现编现唱了。而且从未在唱的过程中忘过词。那时，我是全公社唯一的会唱秧歌的女伞头，其它打着伞的女孩，只是秧歌队的领头人，不会唱秧歌，因此人们对我刮目相看，我一唱就唱了三年，而且深得好评。

       在我高中毕业回乡的第二年冬天，公社要录用几个民办教师补缺，在城乡差别巨大的那个年月，民办教师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跳板，我们大队只分了一个名额，参加公社统一考试，当时队上七二届到七五届的学生都有，竞争激烈的程度可想而知，我是七六届的，按队上论资排辈的方法，哪能轮得到我啊，推荐结束那天，父亲鼓励我自己去公社报名，我哪敢啊，那个年代一般人哪有这种思维啊，往往是心里想着、嘴上让着。这回我是说什么也不敢去毛遂自荐啊，但父亲反复鼓励我说，这是做正事，就是公社不让你考试也不丢人，如果让你挤掉咱队所推荐的人，那咱们不能暗地里这样做，你只是争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父亲反复劝说下，我就咬咬牙去公社报名，当时哪有这样的先例啊，我连找谁都不知道，好在公社一个住队的女干部就住在我家闲着的窑洞里，她告诉我，报名归文书管，她给我指了文书的办公室，其实她也觉得这事基本上不可能，才没有领我过去，当我走进文书办公室，结巴着说明来意后，他对我的报名方法感到很愕然：“不行不行，哪能在我这儿报名，名额都分到大队了，大队往上推荐。”他说完准备出门时，猛然间认出了我：“咦，你不是前刘家河那个伞头吗？”他想了想说，“那让我问问主任吧。”那时候，公社的一把手不叫书记，叫主任。我红着脸点了点头，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地等着，但过了一会儿，出乎意料的是公社主任过来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让文书把我的名字写到参加考试人员的名单中了，我的心狂跳着，无限地感激着父亲。事后我才知道，那次刚好缺一个语文老师，公社主任觉得我唱秧歌可以触景发挥，大概觉得我语文学的可以吧，因此破例让我参加考试，那次我顺利通过考试，当了民办教师，被分配到一个片办中学教语文。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当了五年民办教师，期间没有调动过，我所在的那个片办中学硬件设施比较齐全，交通也便利，又有教工灶，就是分到各村的待遇（粮食）严重拖欠，我挣的粮食是师范毕业工作几年后，国家有个政策，要求清理民办教师的所有拖欠，公社才通知我去领回了三除五扣后的几百斤粮食，因此，当时拖家带口的民办教师都不敢去，去的呆上半年也强烈要求调动，因为家里最低开支也没办法保障啊，我呢，父亲一直支持我呆在那里，他说当民办教师不是咱的最终目的，他鼓励我一边教书一边刻苦复习功课，有朝一日好通过转正或考学彻底跳出农门，而那个学校有灶，不用自己做饭，时间充足，利于复习，父亲则在经济上全力以赴，他自己省吃俭用，但却承包着我的所有开支。父亲的思想不断地鞭策着我，这使我的梦想也不断丰腴起来。五年后我以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拿到了洛川师范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我二十三岁。

     洛川师范毕业后，我在县直属第一小学，城关小学任教，婚后学校给我分了房子，过着同龄人羡慕的双职工生活，我觉得跳出了农门，在理想的学校教书，又有公房住，好像达到了人生的终极目标。那时，我认真工作，愉快生活，毫无压力。那个署假，我带着孩子回到父母身边，享受着有妈孩子的幸福，一天晚上，父亲和我拉了好了长时间话，大意是，我们要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住公家的房子不踏实，万一政策有个变动，人就会措手不及，影响生活。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单位那么多的公房，不就是给教职工住的吗？身边的好多人不都住老了吗？而且当时我已捷足先登，谁还能把我赶出去？那时哪能想到后来的房改，而且一改再改。当时我虽然觉得父亲的想法有点杞人忧天，但不可否认，一个观点一旦被植入心田，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会生根发芽，加上父亲不断给我们鼓劲，我和老公终于有了想法，人一旦有了想法，就会有行动，我们遵照父亲的选址建议，顺利地在延川县城南批了宅基地。我家的宅基地审批是县城年轻双职工中最早的一批。那一年，我三十一岁。

       宅基地批好后，我们修了两孔窑洞，父亲建议我们在院子里临公路又盖了两间平房，像父亲预言的那样，那儿是个能留住人的聚财湾，我们的那两间房子可以商用，不多年我们做窑洞的费用就租凭回来了，后来，经政府统一规划，我们和邻居一起在那里进行了二次开发，这块宅基地的价值与利用，就像父亲估计的一模一样，它的利益最大化，推动着我家向西安和北京迈了两大步。

      就在我们家窑洞刚修成不久，那个暑假的一天，我刚吃完早饭，父母院子里的邻居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家，说父亲突然晕倒。父亲有心血管病，我知道晕倒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于是我撒腿就跑，一路上我顾不上和熟人打招呼，心存侥幸看能不能再听到父亲的声音，但当我跑到父亲身边时，任我撕心裂肺地喊破噪子，父亲再也听不到了。我怎能接受得了，最爱我的两个人中，有一个人突然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我守在父亲身边，拉着他的手，只知道不停地换他老人家肚子上、用白酒浸泡过的砖头，那时候哪有冰棺啊。我一刻不离地坐在父亲的身边，总希望奇迹发生，想着父亲会突然醒过来，一天一夜过去了，父亲没有醒过来，母亲陪着我流泪，劝我吃饭，劝我喝水，劝我休息，但我觉得自己成了木偶，脑子一片空白，吃不下饭，喝不进水，连平时特别喜欢吃的水果也一口都咽不下去，整天只会嘤嘤地哭，出灵那天，我晕倒在公路上，感觉自己的力气连眼皮也抬不起，浑身好像是一滩泥，咋使劲也动不了，别人说话的声音好像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那种痛苦和无助是用语言形容不出来的。那一年，我三十二岁。

    父亲的离世，对我打击很大，他带走了我的快乐，我在半年之内不能上街，怕见熟人，怕看见别人说笑，怕看见花红柳绿的颜色，怕经过县城里，几处父亲退休后做过生意的铺子。但是，父亲并没有带走他的思想，他超前的思维模式不断地在我的意识中发酵、升华。父亲生前经常鼓励我的丈夫下乡镇，到艰苦的地方工作，既缎炼人又进步快，丈夫按照父亲的一贯思想，下了乡镇。那时，我在城关小学带毕业班语文课兼班主任，班级大到九十来个学生，工作强度无法想象，而自己家的三个小孩又都在上幼儿园，在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我毅然选择了支持他。我们夫妻两个都是农村出来的，不怕吃苦受累，那时，我们都拼命工作，我连年模范教师，深得好评。丈夫所在乡镇和他自己，连续三年考评都进入全县前三名，政府给他奖励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房，那时，城内住上楼房的职工是极少数的。我们的生活，在那个小县城里属众人羡慕的对象。但是我们没有满足现状，而是不断设定新的目标。当时，儿子已经上了省重点中学西铁一中，我们的双胞胎女儿也该升初三了，为了让两个女儿有个更好的环境，我们全家搬到延安租房居住，一间半平房的拥挤，并没有挤掉我们的梦想。父亲闪光的思想、积极的思维模式、吃苦耐劳的作风，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到延安后，花销不可控制地变大，我在菜市场老乡的车子上拣新鲜菜叶，谎称喂兔子，实则填补生活，但也从未想过回头。父亲的思想时刻激励着我，儿子大学毕业时，又一个重大的抉择摆在面前，儿子想出国深造，但又怕落空后，失去国内考研和就业的机会。我权衡后下定决心支持儿子搏一把，像父亲经常说的那样，＂不试怎知道行不行？＂大约有一个周的时间，儿子每天晚上都要和我打电话，聊到手机发烫，懂事上进又不失孝顺的儿子，害怕给我们增加经济负担，迟迟不肯在报考去美国留学的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反复鼓励儿子，说：“考了你才能知道自己的优劣势，你才能拿着成绩找赞助，才能找单位填定向协议。不考，一切都是空的。”在我的反复鼓励下，儿子终于下定了报考决心，争气的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硕博连读，并获全额奖学金，他所考取的学校就是当年杨振宁教授在美国就读的学校。那一年，我五十岁。

    儿子出国留学没花家里一分钱，老伴常说，是美国人供我儿子上的研究生。儿子毕业后在美国一家大公司上班。两个女儿也大学毕业后经过许多周折和痛苦抉择，由北漂挤入北京人的行列。经历告诉我们，健康的思维模式是一个家庭的灵魂，它决定一个家庭的高度。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继承了我家的优良传统，勤奋上进，善良包容，满身正能量。他们都有自己心仪的工作，各自都已建立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

      回顾我的多半生，正应验了当前流行的那句话：想法决定活法。前段时间，我在美国圣何塞儿子家过完六十岁生日，幸福之余，老伴感概说：“我们能走到今天就是想法和别人不一样啊。回顾我们的生活道路，似乎在每个拐点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的确要感谢我的父亲，他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太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