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五十四）

背着伤员的年轻红军被先前来的小红军称为“周营长”。他说，咦，周营长，你怎么亲自把他背来了。

周营长称小红军“谢指导员”，说，谢指导员你半天都不回来，我怕你请不动吴郎中，就亲自来了。

在苗医为伤员清洗消毒伤口的时候，周营长在旁边端着豆油灯，为黑暗屋子里的治疗增加一点光亮。他怎么拨那根灯芯灯也亮不了多少，就说，要不就去门外治伤吧？

吴老福说，那哪儿行哟，这伤口见不得风呢。

周营长沉思着点了点头说，对哦，我怎么把这基本常识忘了。嗯，我知道了。

谢指导员对地上的一个物件发生了兴趣，咦，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周营长说，这你都不知道吗，这是郎中用来碾药材的，叫碾槽。

吴老福看了周营长一眼，说，周同志连这个都知道？那一定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呢。

周营长呵呵一笑，我外公就是个老中医，他都是自己开方自己配药。我都会用这个东西，小时候就拿它当玩具玩。

给伤员清理好伤口，敷上了草药又包扎妥当，要告辞了，吴老福两口子收下了实在推辞不掉的那块银元。看见谢指导员背起了伤员，就说，听说指导员也与连长一样的官，怎么不派个兵过来背人呢？

谢指导员回过头来笑吟吟地说，我都说过了，我们红军是官兵一致的。

亲眼所见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吴老福背上了药箱跟着他们去看另一个红军的伤员。

她看到两个伤员住在岩洞里，认为又潮又湿的环境不利于伤口的愈合，就建议让两个伤员住到她的家里去。周营长他们很感激地接受了这个好意。

三天之后，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又要出发了，他们来向吴老福和杨锡成表示感谢并带着两个伤员走。

短短的几天，当地的苗侗瑶乡亲已经和红军建立了信任亲切的感情。红军帮老百姓挑水、砍柴，还帮他们修补漏水的茅草屋，一听说红军要走，心里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

杨锡成也听一个从长安营那边过来的认识的山民说了一件事，红军路过他们那里，拔了他们种在山里的萝卜充饥，事后还在每个拔了萝卜的坑里放了一枚铜钱。

还有一户姓周的山民，因为给几个路过的饥寒交迫的红军煮了一锅苞米饭，红军吃了饭，因为身上没有钱，就拿出一条军棉裤送给了老周。

这个朋友还说，那棉裤啊，又厚又软，穿上暖和极了。

朋友说，我看这红军啊，算得上是当今这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仁义之师。

这话对杨锡成的震撼很大，很多年之后还常常对子孙后代念叨这句话。

就在周营长向杨锡成两口子告辞并拿出几块大洋表示感谢的时候，杨锡成坚决地推辞了。他说，你们是穷人的队伍，你们自己也很穷。我们就做了一点事，山里采的草药也不值钱，这钱无论如何是不能收的。

周营长说，既然这样，我们就送给你一样东西，希望杨大哥收下。他叫着一个战士：小王，把马灯拿来。

他举着那盏银光闪闪、亮晶晶的马灯说，这是我们缴获敌军的一盏马灯，很好用，山里的风再大也吹不灭。大嫂晚上出诊就不用摸黑了。

吴老福接过那盏亮晶晶的马灯，与杨锡成交换了一个眼神，很感谢地收下了。

在山脚的路口，吴老福、杨锡成和乡亲们目送着红军远去的背影，看着这支军装褴褛、武器简陋但与穷人心心相印的队伍渐渐消逝在山林，他们的牵挂也随着红军去了遥远的北方。

这是1934年9月发生的故事。红六军团经过城步转向绥宁，再进至通道，一路向北，到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去了。

红六军团是成立于湘赣军区的一支红军部队，先是湘南暴动的农军，后为湘东南红军独立师，再是红8军。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

红六军团于一个多月后在湘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并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

为了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国民党军也调集了20万兵力进行围堵。如果当时中央红军硬要闯进老蒋布下的大“口袋”，那么加上湘江战役围追堵截的30万重兵，一共就有50万敌军，红军的命运可想而知。

红二方面军也进行了长征，但与中央红军所走的长征路线不同。他们是1935年11月在湘西的桑植县的刘家坪誓师出发的，一路上同样是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拼死血战，九死一生。

他们的长征路线经过了湘、黔、滇、康、川、青、甘、陕等8省。行程比中央红军略短。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古城会宁胜利会师。长征至此结束。

而且红六军团也没有经历过湘江战役。（在此纠正某些文献所说经过城步的红六军团是从湘江战役转战而来的说法）。

红六军团的前身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8军。李天柱、萧克先后任军长，冯达飞曾任代理军长。

红8军曾痛击国民党军陈光中的63师。全歼护送大批军火辎重的63师3个营。

这次伏击战缴获了大量红军当时亟需的武器弹药。当有人提醒军长萧克，说，军长我们该撤了，陈光中的主力部队马上就到了。萧克指着地上摆满了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武器说，撤什么，他们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好武器，子弹多得打不完，就用这些武器狠狠揍他们！

结果，陈光中亲自带领的一个团的援兵被红军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陈部被红军强大的火力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这是陈光中完全没有想到的，一是他打红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二是红军完全没有像以前一样，打完伏击把战利品囊括一空就跑，而是在原地等着他，再打他一次。而且立马就用上了他奉送的大礼。

那一仗，陈光中本人也差一点就成了红军的俘虏。

从那以后，陈光中就恨透了红军。后来在湘江战役中他打得特别疯狂特别血腥，就含有对茶陵之战的报复心态。

红二方面军在湘西一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运动。红六军团在溆浦驻扎了一个月，就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

萧克王震曾在溆浦造访向警予的家，对向家老人深情地说，感谢向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重要的领导人，她是坚定的革命者，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中国女权运动的创始人是号称“鉴湖女侠”的秋瑾，秋瑾也是湖南人的媳妇，她的夫婿是曾国藩湘乡荷叶同乡的晚清京官王廷钧）。

而向警予的丈夫则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蔡和森。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最早就是由他提出最后得到中共一大认可的。

红二方面军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之后，这块红色的土地受到了国民党军疯狂的报复和残酷的杀戮。仅在溆浦的几个乡，留下来养伤的红军和红军家属就被砍头150余人。

在风景旖旎，民风淳朴的大苗山，红军来了又走了，但是那盏马灯留了下来，红军的故事也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苗王曾对笔者自豪地说，这种马灯当初在民国年间是最好的马灯，它由德国制造。这种叫做“美最时”的马灯在全世界也是顶级的品牌，当年是专门供应军队使用的。

苗王说，他在拍卖网上查了，这种古董级的名牌马灯，如果品相好，在伦敦的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一百万（人民币）的天价！

不过，在苗王的眼里，这盏马灯可是个无价之宝，它带给苗家人的是光明，是希望，是必须世代相传的红色文化和红军精神。

说着说着，苗王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红军哥哥红军哥哟，红军要离苗山窝哩，送的少来哭得多哩，那年才见我的哥哩——”他唱这段山歌的时候，眼里分明泛着晶莹的泪光。

城步是山歌的故乡，已成功举办了二十多届的《中国·城步六六山歌节》吸引了湘桂滇黔鄂渝川等我国西南数省的民歌高手和山歌爱好者。

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风景如画的城步大苗山人满为患，歌舞升平，热闹非凡。城步六六山歌节俨然已经成为一张闪闪发光的国家级文化品牌的名片。

而作为“苗王”的杨光清曾任县文化局副局长，是山歌、木叶等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他的妻子则是城步油茶的“非遗”传承人。

当年有一首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它的演唱者是湖南省歌舞剧院的男高音歌唱家何纪光。何纪光就是因为演唱这首民歌而一曲成名的。

文革开始后，已经成为“名人”的何纪光也被下放到了城步苗族自治县，恰好就被安排到了杨光清家里，与淳朴的苗族山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何纪光因此也与杨光清和杨光清的哥哥杨光勋以及他们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作为一个歌唱家、音乐家，也作为湘西古丈的苗家人，何纪光对杨光清唱的城步山歌大感兴趣。杨苗王哼唱的“贺郎歌”不经意间就擦亮了他创作灵感的火花，他的那首《挑担茶叶上北京》就是根据“贺郎歌”的基本旋律谱写的。

2002年，何纪光因突发心梗不幸辞世，杨光清不顾天气炎热，特意赶到长沙，送了老朋友最后一程。

杨光清唱的那首“红军哥哥”是用了城步山歌“哭嫁歌”的曲调，那调子本来就悲哀，加之老苗王演唱得很是动情，不由得听者个个为之动容。

笔者查了资料，周营长叫周仁杰，（1902—2001）原为红六军团17师51团3营营长。湖南茶陵人，1955年授中将军衔，海军副司令员。

笔者曾到过地处湘东、井冈山脚下的茶陵县。这是一个风景绝美的山区贫困县，红色文化特别是红军文化底蕴深厚，无与伦比。

仅在大革命时期，这里牺牲的红军官兵就多达五万多人。在宏大的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烈士的性命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数十米的黑色大理石墙面。

这里还有毛泽东亲自创建的全国第一个苏维埃工农兵政权，那个古代的官衙也是现存的保存得最完整最漂亮的一座衙门。

茶陵也是一个将军之乡，在纪念馆里，塑有25位从茶陵走出来的红军出身的共和国将领的半身铜像。其中就有周仁杰将军的铜像。

周将军曾在八十年代回到大苗山这片令他魂牵梦绕的红色故土。

在周仁杰的回忆里也印证了当年路过城步大苗山、军民鱼水情的这段千古流芳的红色佳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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