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当编辑做嫁衣
文/毋东汉


在报刊社、出版社当编辑是很辛苦的,是吃力不讨好,为人做嫁衣。有时主编不满意,有时原作者不滿意,甚至上下都不滿意,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忍辱负重练气功还事小,往往身败名裂、被炒鱿鱼。
我曾有充当编辑的经历,晒一晒与大家分享理趣。也许大家喜欢呢!
我毕业学稼,当了村团支部宣传委员。和学友刘双计等人在村当中一面墙上办起黑板报。我既写不好粉笔字又画不了报头和插图,只会指手画脚、挪凳子、递粉笔。现在回想起来,编辑是我了。
由于我发表过诗、文在报刊,县文教局器重我,派我去《西安日报》社学习。我穿着对襟棉褂、家常布鞋走进大雅之堂。我被分到文艺副刊部,与资深编辑、诗人丹舟对面办公,拜他为师。丹舟原名郭树兴,是一位政治思想敏锐、艺术造诣很深的学者。他文质彬彬而平易近人。我风尘仆仆、揹着草帽子、蹬着干层底布鞋走进办公室。没想到他一见如故,喜欢我这个土里土气的农民业余作者。未经培训,我就开始拆阅稿件信了。郭老师对我说:“用不成的存起来,能用的标明备用,特别好的稿子直接编发送审。”我就大睁两眼,粗读一遍,将用不成的稿件,在右上角写个“存”字,摞在墙角避路处;将值得修改编发的稿子注上“备”字,摞在郭老师和我都能伸手可及的桌面。这个过程叫初审。每天都有四五十或六七十封来稿信。
过了几天,郭老师就让我学编稿件,给了我一叠编稿笺,这说明他对我的初审工作认可,让我上台阶。我就开始编辑工作了。我选了篇短篇小说《高音喇叭》,边读边纠正错别字,自以为是病句的也改了过来。嫌红哈哈的有点乱,拿稿纸抄了一遍,附上编稿笺,在初审编辑栏写上我的名字。我把稿件双手递给郭老师,撒娇地说:“敬请审阅!”郭老师接过一看,只一两分钟,就在编辑组长栏写了个“郭”字,在意见栏写了可以发表的意见。第三天,就登出来了。我替人做嫁衣,比出嫁的姑娘还高兴。郭老师十分器重我,遇到采访,我没记者证,他替我办介绍信,因此上过报话楼。报话楼接线员很辛苦,忙得顾不上去厕所,多数都有膀胱炎。郭老师应邀出外讲学也带上我旁听,同他坐在主席台上。他讲毕了,人家问我有何补充,羞得我无地自容,只说我是学生,作陪的。
郭老师让我放手编稿,鼓励我独当一面。文艺副刊有了栏目名,叫“延风”。夏收期间,郭老师出差,我编了一期稿,主件是《丰收场上放声唱》,作者是郊区王韶之。
供稿作者来报社编辑部当面送稿,是我最得意的时刻。我和他们谈稿件,提高了我的鉴赏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一位工人作者写了个剧本拿来编辑部,见老郭不在就等。等得不耐烦了问我:老郭几时回来?我说:说不定迟早。他就教我看看他的剧本。剧名《质量问题》,人物表为:老书记、老工人、青年工人、技术员和一个反革命。我合上本子对他说:“你写的青年工人上了反革命的当,干活不讲质量。技术员批评他不顶用,老书记批评他忘记了毛主席教导,请老工人忆苦思甜。青年工人揭露出反革命,提高了觉悟,工作讲质量了。”工人作者惊奇地问:“你?你没看咋知道?”我说:“农村同志也一样。有诗为证:书记开会不在家,队长会计惹麻搭。忆苦思甜解纥繨,革命生产开红花。”工人作者问我咋办?我说等郭老师想办法。他问我意见,我说:这戏能演,没问题。问题在于,你要深入生活,生活本身有戏,不要硬编。他又谝了一会,我把他送下楼,握手而别。
又有一次,来了位自称中医的诗人,穿着笔挺的中山服,拿一叠诗稿,虚心地双手递给我征求意见。我一看慌了。这位先生的诗,绝大多数是毛主席诗句的集锦。个别句子改了字。我忍不住说:“毛主席用过的话,您换个说法好不好?”中医说:“毛主席用过的词句,别人不能学?我再用有什么错?”我竟无言以对,只好说:“您说得对。您这么好的诗,应该送到省报去才对!”中医从我手里接过诗稿,谦逊地说:“我来征求你们的意见,心里就有了底了。”他走后,其他几个人忍不往笑了。多么谦虚的先生。
还有一次,省群众艺术馆费炳勋老师来稿,写了篇小说《药》。我一看写得好就要编发,郭老师审阅同意。上报送审,军代表终审没通过。他教训我:“农民嘛,怀里揣张地图,不真实嘛!”我不敢违命,但心里不服。农民怀里为啥揣不成地图?光知道解放军打仗用地图?郭老师说:“给费炳勋退回去,并且致歉。”我亲自给费先生送还原稿,费先生问:“咋不像我的字?”我照实说:“编审时我抄了一遍。”过了几天,《药》在《陕西日报》发表了。我拿给郭老师看,郭老师说:“咱编的稿子,在省报发表了!”我只觉得,咱比省报要求严。
在《西安日报》学习,放弃了县文化馆推荐我上大学的机会。我还有个顾虑,家大劳少,欠生产队五百多元,我上学谁还?好在我把报社当学校,遇有郭树兴、孙冠捷、张月庚等好老师,我学习编校修改等编辑应具备的知识和方法,很受用。在语法修辞方面,郭老师随时给我上课,包括夏夜乘凉时。我还偷听培训,学会了通讯报道的写作。

学习五个月期滿,我回村了,此后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长红艺创作组写小戏。后来又写革命故事。参与文化馆《长安诗选》《革命故事选》的编校工作。在小峪水库编印《水利战报》和公社创作组的《战地黄花》。
当了教师教语文,我教学生每人各办一张手抄小报。在黑板上示范,怎样画报头,怎样排版,怎么文包题,怎么避免碰题碰图通通缝。画尾花注意方位等。恨不得把学生都训练成编辑。再后来,《学生作文报》社借调我当编辑,我在《西安日报》社跟郭老师学的一套本领派上了用场。从《学生作文报》社回校后,有一回办黑板报,我自己画报头,现编现写。用粉笔在黑板报头条位置写:《歪戴帽的孩子》。这是篇儿童故事,我只有腹稿。写完后觉得还行。这时,我发现一个学生在抄,就教她抄完给我看,略加修改后寄出去,发表在市群众艺术馆编的故事集。
这时期,我业余参与县政协《委员风采》、县人大《人大代表风貌》、县委宣传部《可爱的长安》等书编辑工作。我还在乡教组领导下,参与主编《王莽乡师生文选》。当编辑跟批阅学生作文很不一样,犹如掌握了另种工具。
退休后,我帮助自费出版著作的文朋诗友,精编严校,或者受邀写序。特别是受命参与长安区政协《水库建设在长安》等多部文史资料的编辑,参与主编长安区关工委《长柞工委革命故事选》等。主编了《西古城村简史》和《孟家村简史》等。
世事向前发展,历史不会逆返,人生不能彩排。我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幸遇郭树兴老师等高人,学了点挺实用的编辑手艺,获益不少,感谢党和人民的器重和栽培。
2021.8.5.于樵仙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