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过后，秋季新生入学，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有了若干年。

到一九七八年上半年高中肄业，中间没有间断，我一共读了八年半书，这是没错的。那个时期的初、高中都是两年制，而我高中只上一年，说明我小学上了五年半，第一次上学的时间，时间就落在一九七零年上半年。这种往前推的算法，乡下叫“剐皮算”。

第一次上学，背着母亲用一块旧罩衣缝成的书包，脖子上围条毛面巾，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翦翦嫩寒中，那个一蹦一跳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记忆深处。如果是秋季上学，九月份天气尚热，我围条毛面巾干什么？综上得出结论，一是当年小学学制为五年，二是新生为春季入学。至于这多出来的小学半年，因某种已无法考证的原因，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无疑读了“现书”。一个口语化表示重复的“现”字，在这个叫龚家洞的村子里，至今使用频率都是较高的。   

家里离学校，只有三四百米，父亲送我去报到。走没多远，听到狗伢子的爸爸喊等，父亲叫我等狗伢子，他先去学校。等着了狗伢子，我们一起来到学校，父亲在校门口和人闲聊，看到我来了，眼里满是怜爱。父亲领着我跨进校门，他向老师怎样介绍我的，说了些什么，已没有印象。 

未上学之前，哥哥去上学，我跟着去学校玩。哥哥上课了，我坐在天井里沁凉的青石板上，看着那些小学生哗哗翻动书页，心里好生羡慕。我们习惯上把学校称为学堂，现在还是。   

学堂原来是一座城隍庙，叫宝山庙。在城隍庙设学堂，古已有之。解放前，宝山庙一直设有私塾，照壁间原有一块“怕不怕，想一想”的横匾，据说为一个遇仙的塾师所遗。在我上学之前，大破“四旧”的时候，被大队支书取下来，连同好多烟熏火烤的神像，作为封建残渣挑回家去，送进灶膛炆猪食。

学堂两个老师，四个班，教中间两个年级的张老师，名文奇，高高瘦瘦的，说话和吃东西的时候，脖子上的喉结一上一下，特别打眼。张老师是小长沙人，说话带下路口音。教我们和高年级的老师陈长春，本地人，我们叫他长老师。长老师留着一个上梳头，一条瘸腿，一高一低的走路。他原来不瘸，很英俊的一青年。有一天，他夜半起床撒尿，看到扶楼梯底下一道绿光，走过去用脚捺着，脚尖一碾，绿光散得满屋子都是，同时臀部痛了一下，像是蚂蚁“疖”了一口。不久臀部就越来越痛，百般延医服药不见好转，直到取出一节烂骨，不痛了，成了瘸腿。乡人说，长老师被“射”射了。“射”是一种促狭小鬼，常暗中放箭，万一被射中，不死脱层皮。如今知道，长老师这病，医学上叫股骨头坏死症。         

第一次上学，我们不说上学，也不说启蒙，叫发蒙。发了蒙，表示上了学；没有发蒙，表示还未上学。有不识字的，便说父母发懵，不送他发蒙。长老师是我的发蒙老师，后来他改行行医，我还是叫他长老师，一生都未改变。

张老师教的两个中年级，学生坐在大殿里，课桌是长条形的，配上几条可以搬动的板凳，一排可坐好几个学生。大殿一角横梁上，吊着一口紫褐色大钟，钟身刻满阳文，没见谁敲响过，钟里面结着凌乱的蜘蛛网。长老师教高低两个年级，教室是大殿东边的一间偏房，偏房和大殿之间，还隔着一间搁着一只茶灶的小厨房。偏房的位置比大殿和小厨房低，门口垫一块大石头，权作一步台阶。长老师进来教室上课，恰好张文奇老师在茶灶上烧火煮饭，小厨房和教室门口浓烟滚滚，长老师从垫脚石上下来，像是铁拐李从云端降落，动作形象夸张。   

长老师走到讲桌前，放下书和竹教鞭，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长老师的字写得真好看，后来知道他一手行楷字，村里几十年无人能出其右。写完了，他放下粉笔，拿起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们念，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我三岁就会了，便大声跟着念，很溜的样子。长老师教读了几遍，叫我们翻开书的第一页第一课，对照书上的字念，他转身去给高年级同学上课。

高年级学生坐在门口，身高比我们高一截，坐的课桌也高，也是大殿上那种条桌。我们跟高年级同处一室，彼此各上各的课，各玩各的。打扫卫生时，高年级的同学，扛着讲桌在过道里耍狮，耍掉了讲桌一条腿。缺了一条腿的讲桌，长老师喊来住在城隍庙隔壁的锡春，锡春摇了摇讲桌，歪着头看了看，说，有办法。他挑来四口草砖，摞好，垫上。长老师也摇了摇讲桌，点点头，继续上课。还有一次，我看到高年级的进福，低着头站在长老师面前，长老师用一支竹笛敲进福的头，嘴里说，敲你的砂罐。原来幸根上学要从进福门前过，进福拦着不让上学，“砂罐”上挨了长老师两竹笛，舒服了，两人结伴一蹦一跳的回家。

父亲花六毛四分钱，刚好卖的一担柴钱，从街上的新华书店买回一支自来水笔，给我和哥哥共用。早上去上学，自来水笔哥哥拿着，我抢着要，哥哥不给。跟哥哥一个年级的站秋，将我拉至一边，神秘兮兮地说，你得下昼，下昼日子长，划得来些。上昼下昼，上午下午的意思。自来水笔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做算术、写小字，课程安排在上午。到了下午，这些课上完了，学写毛笔字，自来水笔用不上，气得我骂站秋是地主。地主是站秋的家庭成份。 

写大字用的毛笔，写到笔头掉了，母亲将笔头重新安回笔杆，找来一根缝衣线扎紧，交给我继续用。笔套同样是竹制成，烂成了一个响鸡叉，只好丢掉，用一绺废纸裹上笔头，放书包里怕污了书本，手握着毛笔去学校。墨是一支一支的，有圆有扁，扁的多，上面有几个金色的字。写字时，同学们从书包里掏出各种样式的墨盘，揭开盖子，倒水在墨盘里，三个指头攥着磨墨。磨至墨浓时，不磨了，开始写字。我家有一个青石大墨盘，盘边上刻着一条鲤鱼，背后有“咸丰元年刘长盛”的字样，太沉，我搬不动，更不知刘长盛是谁。 

很多人去上学，背上除了书包，还背一块“水牌”，一块油过漆的木板子，走路和后背相碰，嚯嚯的响。毛笔字写在水牌上，用抹布沾水一抹，又可重写，既环保又耐用，主要还省纸。“水牌上的字，可以抹的”，这句表示不当真、不作数的俗话，说明水牌作为一种写记工具，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地出现。有一天放学，还未发蒙的耒根，躲在路墈上扔一个石头下来，“卜”的一声响，打在我身后的水牌上。水牌不但可以写字，某个时候还可作盾牌防身，令我记忆犹新。   

写字的本子，六分钱一个，不是经常有用。一个本子正面写完了，再写反面，一本写完了，带回去交给母亲剪鞋样。我写在本子上的字，长老师用红笔画了很多圈，表扬我的字写得好。我跟梭华打麻将，这个五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提到走了十多年的长老师，提到长老师画在我本子上的红圈，说没三句，她的眼圈先自红了。 

偏房旁边，长有两株大槠树，像两个经历丰富的老人，并排站立在那里。槠树的树根露出地面，盘互交错，粗如水桶。树身需数人合抱，树冠亭亭如盖，树上结着层层叠叠的苦珠子。初冬时分，天气很冷了，粗皮疙瘩的苦珠壳裂开着，一阵寒风刮过，苦珠子簌簌而落，打在屋瓦上啪啪作响，又哗哗溜溜地顺着瓦沟滚落地下。我们一边上课，一边竖耳听着，像欣赏一曲悦耳的音乐。

下课了，我们一窝蜂地跑向树下，一双小手就像是小鸡仔啄米，捡拾掉落地上的苦珠子，塞得口袋满满的。苦珠子味道苦涩，不能生吃，我们就着烤火的小火炉煨烤苦珠子。有时长老师正在讲课，谁的小火炉里“呯”的一声，这声刚停那声又起，桌子底下腾起一片灰雾，苦珠子的香味随即飘散开来。长老师瞪眼看着，将教鞭高高地举起来，临了拍在讲桌上，一截粉笔跳起来，滚到了地下。

偏房里读了两年，三年级时，转到大殿里接受张老师的教育。这时，长老师走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叫刘荷香的女教师，她是长老师的妻妹，三星大队人。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年轻的刘老师，头发扎成两根羊尾巴，上穿一件白底小兰花的衬衣，下身一条蓝色的裤子，躬身开学校大门挂锁的情景，我至今记得。  

刘老师虽然不教我们主课，但教我们唱歌。全校师生搞校外宣传，一定是她带着我们喊口号，她的本地口音，社员更能接受。有时吃过晚饭了，刘老师提着一个洋铁皮卷制的喇叭筒，带着学校附近的一帮学生，站到琪瑞老子坟前，向着大塅里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一类的口号，声音在寂静的黄昏里传出好远。琪瑞老子是村里一位著名烈士，大队上将他的坟墓移葬在山头上，居高临下供人瞻仰。喊完了口号，我们在坟前一字排开，向着长眠地下的烈士恭恭敬敬鞠上一躬，然后下山，溶入苍茫的暮色中，各自归家。

较之低矮的偏房，冬天读书，坐在大殿更冷。大殿除了多几张门，正门还是两片木栅门，关着也是漏风的。大殿中间一口天井，冷风打着旋儿，卷起槠树上的枯叶，扑簌簌一起拥入天井，冷得人直打哆嗦。我的座位刚好临近天井，我一边听课，一边乜眼数着天井里纷飞而下的落叶，心中想象一片树叶和一只小鸟的差别。因为冷，张老师的下路口音，令我心不在焉。

三年级下学期，城隍庙旁边的槠树，无端地枯死了一株，住在庙旁的锡春说，不是好兆。果然不久，就有了消息，读完这一期书，学堂将搬至东风生产队的保管室，这个封建迷信的老巢要拆除了。这一期，我居然选上了班长。我的班长生涯，以我的踌躇满志开始，又以我的黯然下台结束。我前几年当村长，下台的原因，跟我十来岁当班长多有类似，真是造化弄人。 

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来了三星中学的一位老师，男的，教大家学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唱段，同学们都很兴奋。

男老师出现在讲台前，他摇头摆手，作着开唱前的热身。刘老师带领大家鼓过掌，作为班长的我，率先站起来喊了一声：起立，然后去取头上的毛褡帽，准备喊向伟大领袖敬礼。我瞟了一眼讲台前的男老师，他的嘴巴张成了O型，手也举起来了，一副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样子。我的心里一紧张，脖子下系着毛褡帽双耳的带子，活结拉成了死结，向领袖的画像敬礼，帽子不取下来，那可是大罪啊。我胡乱撕扯着，嘴里哼唧哼唧，自己也不知说些什么，脸上急出了黑汗，神色惊恐万状。最后我崩溃了，急得高举双手大哭起来，危急之时，还是刘老师果断喊礼救场。唱词中的“鸠山设宴”，随着音调一转，后来有人唱成了“鸠山傻B”。“鸠山傻B”从小唱到大，地方土音确实比较接近，这场音乐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城隍庙的西面，我们去上学的侧门旁边，有一男一女两间厕所，里面臭气熏天、屎尿横流。音乐课的第二天，我不当班长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新当选的班长狗伢子，他双手提着裤头从厕所出来，要我帮他打个晒簟结。我帮狗伢子系好裤子，他脸红了一下，走开了。   

那时大家都小。我帮狗伢子打的晒簟结，就是将裤带拉紧，挽个松放自如的活结。而我毛褡帽上的带子，关键时刻，活结拉成了死结。说到这事，长大杀猪营生的狗伢子，望着几年前重新修建、规模比之过去更加宏大的宝山庙，嘴里嘿嘿地笑着，声音满是时光的味道。

作者简介：龚春林，平江县人，岳阳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