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五十一）

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对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做了深刻的检讨，对“三人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政治军事的指挥权。

先是博古做了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的总结报告，满篇都是“敌军过于强大，红军已经尽力”。

对自己应负的错误指挥的责任则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或者是不痛不痒。

接着是张闻天做了反博古报告的报告。

他认为，红军自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连串的失败固然有敌人强大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指挥不当，放弃了红军一贯以来克敌制胜的法宝，放弃了运动战、游击战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

张闻天不客气地说，华夫同志（李德的化名）你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吗，你按照欧洲大兵团作战的教条，指挥弱小的红军与有着飞机大炮的白军去硬碰硬，这样打不吃败仗才有鬼！

所以这些失利和败仗，我看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也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痛心疾首地回顾了红军历次作战中由于盲目主观的瞎指挥，不切实际地与敌人硬碰硬地打阵地战而造成的惨重损失。

他说：我们拿什么去跟敌人硬碰硬地拼？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有什么？就像龙王比宝，龙王和龙王比还有得一看。那龙王和叫花子比呢，那就看不得了。我们红军就是那个叫花子。

他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大笑，也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李德通过伍修权的翻译，听到这一段时，不由得低下了头。

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进入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层。会议决定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前敌总指挥，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注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并不是有些文献上说的“取得了我党我军的最高指挥权”。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同志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博古与李德被解除领导职务之后，就在中央做了一些普通的工作。不得不说博古（秦邦宪）是一个党性很强，能力非凡的人。

他后来在配合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国共合作时期为我党争取话语权，宣传权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就的工作。

在延安时期，秦邦宪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新华社”社长、“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在这些领域都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1946年4月8日，秦邦宪同志在参加完重庆谈判之后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回延安。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备降西安机场。在极端恶劣气候的情况下飞机迷航导致撞山，全部人员遇难。

与秦邦宪一同遇难的还有叶挺将军、王若飞同志、邓发同志、黄齐生等多位同志。

顺便说句闲话，担任遵义会议保卫工作的是那个团呢？有的人说是红一军团红四团与政委杨成武搭档的黄开湘团长。

但是经过细查资料后觉得有出入。他们红四团确实是担任了保卫工作，但是他们是在松坎地区担任警戒任务。

在会议现场担任保卫的是另外一支部队。这就是由姚喆为团长的中央红军直属纵队的政治保卫团。

当时周恩来在为选那支部队担任遵义会议的保卫工作而犹豫不决的时候，是毛泽东建议：用“姚一刀”啊，这个人靠得住。

据该团政委张光南（开国中将）回忆：……政治保卫团的官兵圆满完成了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胜利地完成遵义会议保卫任务之后）部队进行整编，军长成了师长，师长成了旅长。只有姚喆是平调，任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团长。

长征途中，姚喆一路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艰巨任务，被毛泽东称赞为“护驾有功”。

1956年，姚喆受毛泽东所托，去南昌看望治病疗养的贺子珍。此时的贺子珍经常会有一些精神恍惚，有前来看望的中央首长被拒之门外的，有老红军被认不出的。

但听说姚喆来了，贺子珍很高兴地接见了他，而且一见面就说，老姚，你还没死啊（重音在“没死”两个字上），跑那儿去了，怎么现在才来看我。

以当时的特殊情况，委托谁去看望贺子珍，毛泽东是有顾虑的，能选中姚喆去，说明领袖对他的信任。

毛泽东非常喜欢自己的这员猛将，一见面就会开心地叫他“小老乡”。

彭德怀也是如此，对自己的老部下钟爱有加。一次他问姚喆“你除了打仗还会什么？”姚喆老实地说，“就会打仗，别的什么都不会。”他的回答让彭德怀哈哈大笑。

彭德怀担任志愿军总司令去朝鲜后还亲自点将，让姚喆去了朝鲜。

闲篇扯得有点远，还是回到遵义附近的那个叫苟坝的小地方，那个漆黑的夜晚。

现在可以想象，当年那个寒冷刺骨的夜晚，一脚深一脚浅地行进在去周恩来居住地的叫做“长五间房”的2公里多的山路上的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现在已经开发了红色旅游的苟坝人给那条小路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毛泽东小道”。）

也可以想象，半夜三更刚刚睡下的周恩来突然被人从睡梦中叫醒是怎样的吃惊。

毛泽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什么都顾不得了，恩来呀，我们不能羊入虎口呀，红军剩下的这最后的三万多条命可就在你我的手中了。天一亮命令一下达就什么都晚了。

听到毛泽东详细地一分析，周恩来也感觉到了事态的无比严峻。周恩来沉吟了一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说，如果是这样，我们还得去找一下朱老总，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咱们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如果我们三个人统一了思想，就建议张闻天同志天亮之后再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恰在此时（凌晨3点）又收到二局发来的经过破译和研判的电文，说滇军鲁、安、龚旅向北调动，川军和中央军也在向打鼓新场方向移动，似有合围之意。

第二天的3月11日，在同样的地方，还是张闻天提议，同样的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一次召开。

这一次的会议，没有前一日的激动热烈，更多的是理智和冷静。

毛泽东说，我还是昨天的意见，而且是必须坚持。因为这关系到3万红军的命运，也关系到在座各位的死活。必须改变这个冒险的进攻命令，这是最后的机会。

毛泽东还说了一个他昨天没有说的情况，他曾向几个从打鼓新场过来的当地老乡了解过，据老乡提供的情报，打鼓新场驻满了国民党军，根据口音判断，可以肯定不是王家烈的黔军，而是薛岳的中央军。如果是那样，攻击的难度就大了不止一个级别。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蒋军新的动向，并说与朱毛连夜商议之后也改变了昨天的意见，现在是支持毛泽东。

于是投票表决，这次是大家无一例外地投了否决票，对打鼓新场的攻击计划取消。

这次有惊无险的军事行动被后来的党史军史专家形象地形容为“红军一次未遂的在鬼门关打了一转的行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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