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前，我请一位朋友为父亲居住的一套小三室刮白，在搬倒家俱时，偶然翻出一张“入伍通知书”。这是我在退伍后找了多年都没能找到的一件宝贝。原以为在历经几番搬家的“劫难”之后，早就丢了。不知是不是父亲，还是母亲刻意保留的。



　　  作者的入伍通知书

       “入伍通知书”是套色印刷的，有8开那样打，文革的痕迹昭然。上眉印有着军装的毛泽东头像，两边是三面红旗上书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字样，挨着下面印有落款毛泽东的“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语录，接下来才是“入伍通知书”的正文：

       李旭光同志：你坚决响应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号令，积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很光荣的。现经审查批准你入伍。望你入伍后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永远做毛主席的战士。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五日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革命委员会直属机关人民武装部（章）

穿上军装，作者与同学陈富和弟弟留念。



　  那年我初中毕业，刚满15岁的1970年。在面临“四个面向”的情况下，我自愿选择参军。是由于对学习文化课的厌倦，也是由于那个全国一片红的年代里，“绿色”被映衬得那么乍眼、那么诱人。

       作者刚刚入伍，手持钢枪在机关站岗。



       父母意在让我继续上学，但拗不过我，只好找征兵的王指导员。在只量了体重和身高之后，我就完成了所有检查手续。

       领到军装的激动心情难以名状。有一张和陈富（同学）及弟弟合影的照片可以看出，红扑扑的脸如同醉的新娘、醒的杏花和温热的血一样鲜红和艳丽。

           作者穿上神圣的坦克服，目光炯然。



       临行前夜，户外下了一夜雪，屋里点了一夜的灯，炕上父母唠了一夜的嗑。那时，我们一家住在一座小山下，一个只有三户之家的院里，三间房各半分为两家，叫对面屋。每家南北各有两个锅台，七八印的大锅，盖着厚厚的锅盖。中间有一眼压水井，井下是埋下一大截的两口水缸。两家锅台中间，各有一口渍满酸菜的酸菜缸。屋里各有南北两盘大炕。弟弟妹妹小，住在南炕，由父母照料，我和哥哥大些，住在北炕。北炕的炕梢，是一个有一立方大小的土豆窖。大哥初中六八年毕业，下乡到郊区的小后屯集体户，我一个人住在北炕。炕头烙着弟弟妹妹的棉袄棉裤和鞋垫。

　　父母在炕头上都唠了些什么，已经记不住了。多半是由于参军前同学的聚会太多、太累，也由于他们有意压低了声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些话多半是围绕该不该让我参军、参军后我该怎么展开的。

       作者（右一）和战友学习毛泽东选集。



       炕头前边的炕炉子压满了煤，若明若暗的烘了一夜，炉圈炉盖上散发出烧焦的土豆和玉米味。那是我们兄弟几个烙土豆片和烤苞米粒熬夜等着开会的父亲归来的一道晚餐。多半是土豆片没烙完，苞米粒没烤完，父母还没到家，我们早已酣然入梦了。现在想起来也无端生出许多的怨恨：左的时期的那些夜会，且不说有多少价值，却毁了我们兄弟与父母团聚的多少宝贵时光！而今天，则变幻成无休止的酒会和应酬。国人聚会的欲望之强，方式之陋，趋同之盛，着实不敢美言。毕竟是要远离家门，一夜都没有睡踏实。雪夜寒鸟之啼鸣，野狗散猫的吠叫，雪花落地之寂静和坚冰炸裂之嘣响，构成了美妙的交响，回响在难以成眠的耳边。



　　15岁的小兵，作者李旭光。

       天还没亮，大约早晨四五点钟的光景，父亲到北炕叫我起床。武装部发到手里的行李，要按规定范打成炸药包的样式，父亲已经教会了我，早就在睡觉前打完了。翻毛大头皮鞋穿在脚上很暖和，试着走了几步，也很轻快。制式军装穿在身上显得略微宽大了些，好在里边套了一件父亲穿过的鸭蛋青衬衫。衬衫的左胸兜里，缝着母亲给我带的30元钱。帽子远不如妈妈给我买的剪绒羊皮棉帽暖和。总算穿上一套还显得很神气。遗憾的是还没有发给领章帽徽，还不能算“真八路”。比“土八路”也强不了许多。

        作者当兵第二年留影



　　新兵集合地点在红旗电影院。父亲母亲和哥哥为我送行。父亲没有说什么话，而母亲的叮嘱却和眼泪一样的多。进到电影放映大厅后，家人便被隔在外边。刚刚落座，我就被人叫了出去。一看，是哥哥把与我一同入伍的他的同学找来，把我托付于他。他们侠肝义胆的对话，使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的肆意流淌。

      红旗电影院距火车站也不过几百米，雪地中列队而行却仍很长。太阳还没有露脸，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和亲人的叮嘱交织在一起，烘昏了每一组送与被送的亲人的大脑。这是一个人进入一种特殊心境时所独有的遭遇和体验。

作者和战友刘铁军合影



　　车站恭候的火车是一节节冷漠的闷罐车，车厢用铁皮全封闭，两侧的拉门和少有的几个小窗一合上，里面漆黑一片。车里边生了火炉，接兵的部队首长在每节车厢都带了一篓面包。登上闷罐车后，几十人都拥到面向站台的车门前，争相与亲人挥手话别。



作者李旭光

       我当时个子很小（体检时是1.67米），要爬在前面高个子新兵的脊背上，翘起脚尖才能看到站台上送别的人群。站台上人很多，拥来踊去的很难辨认。好不容易才看到父亲、母亲和哥哥。同学们却一个也看不见。弟弟妹妹年龄小，此刻还在梦中。看到直抹眼泪的妈妈，我在心里盼着火车可早点开吧！

作者在部队打篮球



　　部队的生活很苦，现在想来，一则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严格的行为约束和莫名的精神压抑纠缠在一起，二则是未成年人过早步入社会，在体力、心力和生活经验诸方面都难以和成年人竞争，又远离父母家人，很多情况下处于无助境地。由于生活艰苦，交友的愿望就很强，思乡之情就很切。

作者和战友合影



　　一次，在风雪夜下岗之后，冻透的身子一时暖和不过来，迟迟未能重新入睡，就想起在家过年的情景。那时，在家里的生活很温馨，也很清苦。一家人一年到头养一口猪，要冒着伏天的酷暑掠猪菜，要托人买酒糟。说是买，却很像是抢，因为光是批条，不能抢着装上车，等于没有批条。加上那时买肉要凭票，一口人一个月也就是几两肉，还是带皮带骨的肉，瘦得一点都不香。如果买肉买不到肥肉，往往回家后还要落埋怨。正因为如此，一家人对杀猪就格外当回事。记得一般到了腊月才杀猪。冬天，天亮的很晚，老早就要请来杀猪的师傅，把猪从窝里赶起来，几个大人合伙把猪按倒，把四个蹄子和嘴绑上，抬到院子里放好的小矮炕桌上，亮出一尺多长的杀猪刀，从猪脖子下心口窝里直捅向心脏。桌下边放一个盆子接血，留着灌血肠。杀死后要把猪抬到灶台上，从猪的后蹄上切个口，师傅一口接一口的往里吹气，知道把猪吹起来像个皮球一样，才开始用锅里烧开的水往猪身上浇，边浇边往下刮毛。往往要从早上忙到下午才能杀完猪。



　　作者李旭光

      1973年冬天，部队拉练，从辽宁的开原走到四平的梨树县石岭镇，每天要走一百多里的崎岖山路。由于部队多年没有拉练，行军时大家都很累。腰里的短枪套上浸透了抢油，把军装油得一塌糊涂。一到宿营地，大家连一口饭都不想吃就着急躺在借宿的老乡炕上。连长心疼战士，就把连队炊事班养的一口大猪杀了。一过称，达到720斤。肉很香，却谁也吃不下去。

爸爸到部队看望作者



妈妈和弟弟来部队探望作者



　　想过年，常常和想念同学、老师连在一起。第一次探家是在坦克九团训练时。列车辗转了两天才回到家里。家已经搬到二中附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周围都是散落的民居和院落，迷宫一样找不到能够走进家门的路，只好在邻居主人同意下翻墙走进家门。对于一个游子来说，家的吸引力是那样的强烈和无以相拒。

作者李旭光



　　三十多年过去了。脱下军装之后，我又先后换上了中山装、西装、夹克衫。急剧变革的社会与早生的华发，意味着花季正在离我而去，流沙般的难以把握而又易于平复。

大哥到部队看望作者



     忘却，怕是让位于更新奇的知识和体验。而忘却往往又不能那样彻底。尤其是发生在人生重大转折关头，浸透骨肉之情的特殊情感经历，就像顽强的生命难以磨灭一样，已经铭心刻骨。不时浮现出的从军之夜，比起相册中那些珍藏着不肯示人的老照片来，是永远的那样鲜活。

2000年4月3日

　　作者    李旭光

      李旭光，笔名晨之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楹联家协会会员。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著有《人生客栈》、《逝水集》、《春泥集》、《踏青集》、《心远集》、《修远集》、《会心集》、《方舟.方舟》、《查干湖畔的辽帝春捺钵》、《不息的郭尔罗斯运河》、《邵阳集》等多部散文集、学术专著。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另有《盂方. 盂圆》、《方舟.方舟》、《秋来查干湖》、《辽皇捺钵地•金祖龙兴陀》等多篇散文随笔、诗歌作品、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吉林日报》、《人民文学》、《诗刊》、《作家》、《美文》、《诗选刊》、《诗探索》、《银行家》、《大家散文》、《辽宁散文》、《社会科学研究》、《东北史地》等杂志、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