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宠鼠

刘万成

      有人把我国目前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的“临床症状”称作“中国病”，这未免有失公允。因为社会秩序混乱，向来并非地球村里的“地方病”。倒是“政者，正也；官者，管也”，哪个地方的“政者不正”而“官不会管”，该“病”便会在那里频繁发作。在笔者看来，也许用人上的“宠鼠有加”才是管理混乱的主要病根之一。

       鼠无劳动本领，不知什么叫道义，除了少量可用于科研之外，别无益处可言。鼠群生活在野外，挖地洞，捣鸟窝，断树根，“莫以善小而为之”；一旦成了家庭成员，就极尽啃家具，毁衣物，窃饮食之能事，“莫以恶小而不为”。据《中国环境报》载，目前我国约有30亿只鼠，这支庞大的“造粪队伍”，一年糟蹋粮食150亿斤左右，可供3亿人吃一年。可见，鼠患之烈，猛于虎也。

      鼠在我国最早见诸道德文章，恐要首推《诗经•硕鼠》，但那并非“鼠颂”。按《毛诗序》解，乃“刺重敛也”。《宴子春秋•问篇上》道：“夫社，束木涂之，鼠因往托焉，重之则恐伤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所以不可得杀者。”旨在提醒人们养鼠贻患，灭鼠兴邦，万不可投鼠忌器。

      初唐柳宗元《永某氏之鼠》说，永州有个人迷信天象，拘泥于忌讳，又因其生于子年，便对老鼠爱护有加。他不许家里养猫，禁止家人捕鼠，弄得家中“阴类恶物”成群结队，以至“室无完器……饮食大率鼠之余也”。尤其可憎的是，他深受鼠害仍不翻然醒悟，“徙居他乡”，走为上策。难怪忠于国家，嫉鼠如仇的管仲说：“治国之患，最苦社鼠。”

      然而，国外有宠鼠为神者，国内也不乏宠鼠之人。耳闻目睹的例证，便是农业上的广种薄收之法被一些“官帽批发商”们学会了。有利用歪人、恶人当“村官”、治“刁民”，美其名曰“以毒攻毒”的，殊不知“饮鸩止渴”的严重后果；有置“四化标准”于不顾，为权力、金钱、人情、美色这“四大交易”所奴役，即便劣等之鼠也可给个什么“顶戴花翎”的，哪管此乃用人之大忌；有封鼠为官“苦了百性，穷了庙宇，富了和尚”而不能自拔，一旦民怨四起，就“给换个地方”，或改了章服，甚至比能逮住老鼠的“白猫黑猫”还要神气、潇洒的，这岂无“鼠凭社贵”的味道？

      自然鼠患诚可畏，社鼠之患更可怕。根治鼠患不可心慈手软，也别指望它自行消亡。若能大力养育捕鼠之猫，并辅之以牛刀杀鼠，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原载1992年第四期《陕西共产党人•杂谈》头条时有删节，此刊即《当代陕西》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