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风采】

         吴仰生，笔名仰生，昵称：俯仰生涯。安徽省作协会员，曾为下乡知青、工人、中学和大学教师。爱好文学，笔耕不辍，已有35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发表与出版。其中，中篇小说《亡魂》和长篇小说《爱的家教》颇受好评；曾获“小天使"铜像儿童文学奖、"阿英”文学奖等十多种奖项。

【长篇国学之文学札记】

文山艺海撷拾

（系列十三）

话说《左传》

《左传》的作者之争

      《左传》也称《左氏春秋》或《春秋 左传》，相传为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 所作。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 体史书，所记历史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年）开始，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 前468年）结束，共255年，较《春秋》多出 13年。

      《左传》以记事为主，记载了东周及 各诸侯国之间的历史事件，其中有关战争的 描写有400多次，刻画历史人物1400多人。 另外，与《春秋》不同的是，《左传》所记 载的历史事件并不仅仅局限于各国的政治、 军事及外交，还涉及经济、文化、生活及自 然现象等方面。

       《左传》的文学性也很强， 文笔生动优美，记叙细致详明。因此，《左 传》既是历史名著，又是文学名著。

       《左传》一方面对后人研究东周时期的 历史具有极大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对后来 的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为后代 树立了典范。《左传》常与《春秋》合刊， 并进人《十三经》。

       司马迁等与《左传》相近年代的史家对《左传》的作者、成书背景及其价值取向皆有多处评定设问。

       但汉之后的学者皆有异同之见。认为成书于战国初期，但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再传弟子，或是吴起（以其居地左氏为名），或是另外的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近人章太炎、钱穆、卫聚贤、徐中舒、杨伯峻等人。

       《左传》的作者、宗旨及成书年代历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1.《左传》成书于春秋晚期，为传《春秋》而作，作者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

       《史记》、《汉书》、《后汉书》、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基本上代表了这种观点。

       司马迁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司马迁、班固、班彪、杜预均肯定《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按照《十二诸侯年表》、《艺文志序录》及《春秋左氏传·序》的说法，《左传》是因孔子《春秋》而作。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孔子生于鲁襄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死于鲁定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左氏既然受经于仲尼，则其生活的时代及著《左传》的时间亦当在春秋末期，班彪更明确指出《左传》的成书时间是在春秋末期的鲁定公、哀公时期。

       2.《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再传弟子，或是吴起（以其居地左氏为名），或是另外的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近人章太炎、钱穆、卫聚贤、徐中舒、杨伯峻等人。

       鲁悼公为哀公之子。哀公于其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年，或说为468年）卒，悼公于是年立，起元在公元前466年。悼公四年为公元前463年，三家灭智伯在悼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53年，赵襄子死于公元前425年。襄子为谥号，其名曰无恤，知无恤谥号意味着作者知其死年之事。悼公四年上距孔子卒年（公元前479年）有十六年，三家灭智伯上距孔子卒年有二十六年，赵襄子死年上距孔子卒年有五十四年。孔子终年七十三岁，假设左丘明与孔子同年，则《左传》记事到鲁悼公四年时左氏需活到八十九岁，记事到三家灭智伯时左氏需活到九十九岁，记事到赵无恤死时左氏需活到一百二十七岁。左氏能活到如此高龄似不大可能，即使活到如此高龄而能坚持完成《左传》的撰写也不大可能，这是此派认为《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的重要理由。

       此外，《左传》好讲预测，一些预测的事情到了战国初期，多数都很灵验，这则是此派将《左传》成书时间确定在战国初期的重要理由。例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大夫懿氏占卜将女儿嫁给齐大夫田敬仲很吉利，五世之后田氏（即陈氏）将成为齐国的执政大臣，八世之后将没有人与之抗衡。果然，田氏的后代在齐国日益强大。至五世陈桓子时败强族栾、高二氏，始大于齐；至七世陈成子时杀相弑君，专权于齐；至十世太公和时终于夺取了齐国的政权立为诸侯。陈成子见于鲁哀公十四年，已在春秋之末。据《史记·齐世家》，成子子襄子盤，盤子庄子白，白子太公和。襄子盤为齐宣公之相，时已在战国初期，其间晋三家灭掉智伯。又如闵公元年载：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魏氏之祖）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　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是周代毕国国君毕公高的后代，所谓必复其始是指毕万的后代必然又会成为国君。果然毕万后代到魏文侯时，魏始由晋分出，文侯成为国君。魏文侯元年为公元前445年，时亦到了战国初期。

　 《左传》中的预测多数符合事情的发展结果，在古代看来是灵验，是善恶应得的报应，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作者根据结果制造的欺人之作。懿氏卜田敬仲“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说明作者见到了田氏家族在战国初期夺取齐政权的事实，辛廖占毕万后代“必复其始”成为国君，则说明作者看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立为诸侯的事实。

       最早提出《左传》完成于战国时期并且确定了具体时间的学者是卫聚贤，他在《古史研究》中推断《左传》成书应在周威烈王元年到二十三年之间，即公元前425年到前403年之间。作出这一断定的主要根据就是《左传》中使用的谥号，其中赵襄子这一谥号出现的时间最晚，是在公元前425年，故《左传》的成书时间不能早于此年。卫氏又认为毕万占卦中“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一语为推测语气，因而断定《左传》作者只见到了韩赵魏三家的强大而并没有见到三家分晋和各自为侯的局面，遂得出结论说：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前史事的卜辞都应验了，而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后史事的卜辞都没有应验，因此《左传》当撰成于周威烈王初年。

       徐中舒在《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341-367页。）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论证：

        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亲见孔子，而《左传》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403年，距孔子没已七十七年；田氏代齐在公元前386年，距孔子没已九十四年。《左传》作者不但能预知三家分晋（按：《左传》预测的是三家灭智伯）、田氏代齐，又能断言郑国先亡（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或郑先卫亡（见昭公四年）。郑国灭亡在公元前375年，距孔子没已一O四年。这些历史都不是孔子同时的人所能前知的。据此言之，《左传》成书的年代必远在孔子以后。

       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所谓浮夸就是指的这些前知的预言。《左传》中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验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书中屡见，《左传》作者应是看见这些历史的。

　　 凡不验的预言其初都似有验徵。《左传》又在秦穆公死以人殒葬时断言“秦之不复东征”，东征指向晋用兵而言。魏文侯、武侯时，魏攻取秦河西地，阻绝秦国东向用兵道路。

　　《左传》作者只看见魏国攻夺秦河西地断绝了秦国东征道路，因此，就断言“秦之不复东征”；后来魏献河西、河东地于秦，又完全出于《左传》作者预料之外，因此，这个预言也就不灵了。

　　《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他在晋赐毕万以魏时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他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把《左传》成书年代定为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也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相符合的。

　　 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时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二年（应为六十二年），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

　　 章太炎认为《左传》的名称不是来自人名，而是来自地名，即来自战国时期吴起的居住地左氏。章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左传》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初期，但结论是显然的，他在《春秋左传读·丘明》中说：

       《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犹《诗传》作于大毛公，而《毛诗》之名因小毛公而题与。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左氏。以人名地，则党氏之沟之比也。因有以《韩非》之文证《左传》为吴起作者，故发此二义正之（今曰《左传》，若左氏本由地得名，则今所称为割裂，犹呼《公羊》、《穀梁》曰《公》、《穀》矣）。

    依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一语及《韩非子·内储说上》之注文“左氏，都邑也”，联系到吴起曾传《左氏》之学，遂推断《左传》是因吴起居地而得名，循此而论，   

      《左传》的成书年代即在战国初期，而其作者也就与吴起有关了。章氏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此外,郭沫若、朱东润、赵光贤等人亦均持战国说。其中郭氏同意《左传》作者为吴起之说（见《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 朱氏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即公元前400—前360年之间，理由是《左传》只预见到魏国的强盛而没有预见到其衰亡，《左传》预见到了赵氏有内乱，《左传》记秦国之事自殽之战后逐渐减少，直到秦孝公即位（在公元前362年）后才发生了改变，等等。赵氏认为《左传》经过了改编，改编者是战国人，改编的时间在公元前375—前352年之间，他的根据主要也是《左传》中的预言和占筮。

       3.《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是一部由历代学者相继完成的集体性著作，始于春秋末的左丘明。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顾炎武、姚鼐及今人沈玉成等人。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中说：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所不知焉者。……《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是矣。

　　顾氏认为《左传》作者非一人一世的主要证据是《左传》中使用的历法不够统一，晋文公称霸期间全部使用的是周历，而在惠公以前除了使用周历外还间或使用了夏历。使用的历法不同，即意味着作者的不同。

       姚鼐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左传》非由一人所成的学者，他在《左传补注·序》中说：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鐸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姚氏之说本自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序录》明言《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自曾申以后实为《左传》的流传情况，姚氏则据此得出了“《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后人屡有附益”的结论，同时根据吴起曾传《左传》、《左传》记晋、楚事尤详、善于论兵谋等事实，认为军事家吴起对《左传》增补的内容最多。

史官陈寿依据这个分析，可以推断，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所不同的是，他用以解说的史料，已非全部得之口传，还兼采各国史乘。他汇萃众史，却没有立即书之于竹帛，又以口授的方式传给门人。  

       《左传》虽然出于史官，却始终是儒家内部的私人授受之学。在《国语》中已有“君子曰”之语，说明瞽矇传诵史事的同时，已经有了议史论史的习惯。《左传》继承这个传统，在口授事实的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以及评论史事的“君子曰”、“仲尼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一个以传《春秋》为己任的史官，这些工作应当是他份内之事

     《左传》在口头上的代代传诵，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期间，内容和语言上都必然逐步丰富。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应当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的，而语言风格上接近战国的那些文字可能就是在流传乃至写定时受到战国文风的影响而修改润饰的。……在文献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不妨借用模糊数学的原理来处理：即《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看似模糊的意见，在这一类问题上可能比看似精密的判断更为接近事实。

　 沈氏的推论无疑是一个折中的观点，虽不乏想象的成份，但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将春秋末、战国初两说联系在一起，使之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康有为在经学方面信奉《公羊传》，属于今文经学派，故对《左传》及其他古文经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他的《新学伪经考》即是否定古文经的辨伪专著。康氏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的伪作，旨在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故称《左传》等古文经为“新学伪经”。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康氏提出了《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载“《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康氏据此认为：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二，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小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康氏持此论的根据之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等重要文献均提到左丘明著《国语》事而未言及其著《左传》事 。

　 康氏为了证成其说，认为刘歆不仅对先秦的古籍进行了窜改，而且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及《儒林传》等涉及《左传》在西汉流传情况的材料也都进行了窜改，这是很难让人置信的。再说《国语》与《左传》，在风格、语言、文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难想象它们原来属于同一部书。康氏的论证充满霸气而证据不足，故没有多少说服力。

       4.《左传》撰成于东汉，是一部由古文学家刘歆改编的伪书。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刘逢禄、康有为、近人顾颉刚、钱玄同及今人徐仁甫等人。

　 刘逢禄研究《左传》的主要著作是《春秋左传考证》，该书认为《左传》在刘歆之前称《左氏春秋》，与《春秋》各自成书。《左氏春秋》如同《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样，属于杂史，并非为传《春秋》而作，其作者就是左丘明。《左氏春秋》流传到西汉时经过了刘歆的改编，才成了一部解释《春秋》的著作，并易名为《左传》。《左传》中的“君子曰”、“书曰”、对《春秋》书例的说明、对《左氏春秋》文字的附益等内容均属于刘歆的伪造。其目的在于扰乱《公羊》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以期达到打击《公羊》、宣扬《左传》的目的。

       康有为在经学方面信奉《公羊传》，属于今文经学派，故对《左传》及其他古文经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他的《新学伪经考》即是否定古文经的辨伪专著。康氏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的伪作，旨在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故称《左传》等古文经为“新学伪经”。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康氏提出了《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载“《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康氏据此认为：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二，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小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康氏持此论的根据之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等重要文献均提到左丘明著《国语》事而未言及其著《左传》事 。

　  康氏为了证成其说，认为刘歆不仅对先秦的古籍进行了窜改，而且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及《儒林传》等涉及《左传》在西汉流传情况的材料也都进行了窜改，这是很难让人置信的。再说《国语》与《左传》，在风格、语言、文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难想象它们原来属于同一部书。康氏的论证充满霸气而证据不足，故没有多少说服力。

       顾颉刚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九期。）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这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文章中，顾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所谓古史是古人依据上古的零星传说按照不同的时代需要不断地附益而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愈放愈大。按照这一学说，《左传》这部反映春秋历史的著作必然经过了后人的改造。在后一篇文章中，顾氏考证了五行说对古代政治及历史的重要影响，勾画出了“五德终始说”从战国到西汉的发展过程，从中找到了一些在左丘明时代没有但却出现在《左传》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指古帝少昊、汉为尧后等。同时认为这些材料是刘歆改编《左传》时所增，旨在使五帝配五德，以成五德终始之说，从而达到宣扬汉为尧后、新将代汉的政治目的。“五德终始说”为肯定刘歆的伪作说提供了新的思路。顾氏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亦明确表示自己认为《左传》是刘歆改造《左氏春秋》的结果。

       “刘歆伪作说”后来遭到了近人廖平、章太炎、刘师培、钱穆、杨向奎等人的反驳。其中钱、杨二人的反驳最为深刻。例如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刘歆伪作说从时间、力量、保密等方面看都不能成立。

　   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去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伪群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将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向死未二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经，不可通二也。……歆遍伪诸经，将一手伪之乎？将借群手伪之乎？一手伪之，古者竹简繁重，杀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又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

　  钱氏的驳斥很机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给了伪作说以致命的打击。文中提出的疑点大概是伪作说者不曾考虑的，也难以作出合理的回答。

 《春秋左传》的来龙去脉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春秋左氏传》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鲁悼公14年）。《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传为孔子所作。“春秋”一词，本是东周列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古人之所以重视写史，是因为历史不仅是祖先的生活记录，还可以从中学习各种知识，指导现世人生。传说孔子写《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见盛知衰，惩恶扬善，拨乱反正。为达此目的，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

       古人特别重视《春秋》，汉代为《春秋》立官学，列为“五经”之一。阐述《春秋》经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至隋代，盛行《左传》，其馀二传渐衰。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全书六十卷，以《春秋》为纲，并仿照春秋体例，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称《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

       《左传》除了阐释《春秋》思想之外，艺术成就也很高，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对后世史书、小说、戏剧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其叙事手法历来为人称道。唐刘知几评曰：“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春秋之际，战争频仍，《左传》对战争的记叙尤其令人称道，善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战场氛围，不闻刀剑之声，却如亲历沙场，扣人心弦。并且，人物成为《左传》的主角，将历史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遥想当年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齐桓晋文争霸，楚庄王也要问鼎中原，礼崩乐坏，同时又在外交场合吟诗作乐，说古论今，也足见古人风致。

       现存最早的《左传》注本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传世有宋刻本；清代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现代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今据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刻本整理。   

        主要内容：

       《左传》主要记录了以儒家思想、等级次序和宗法伦理道德为线索,内容大到诸侯争霸、外交和战争的记述,小到各类礼仪规范、国家的典章制度、社会上各种风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道德观念,更有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内容应有尽有，且全书是以记叙、评论为主,语言亦具有文学性,所以也可以说是古代记事散文典范.

        主要思想： 

     《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按照历史资料来编写的，但作者在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作者在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强调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等方面具有儒家思想倾向。

        一、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比如庄公十年叙述“曹刿论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就是通过曹刿的话语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同时，《左传》创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评价，以此表明作者的态度。

       二、强调人的意义，重视民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广泛兴起，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如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周大夫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都鲜明地表现出，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左传》更强调人的意义。

       三、揭示社会丑恶，褒扬人性美善。作者本着“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诸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僭越篡逆、互相残杀和贵族们的荒淫无耻、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他们虚伪奸诈、贪婪残暴的性格，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描写。但是《左传》更注重褒奖美善，记述了许多人物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困难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怀。

        代表性主要名句： 

       违强陵弱，非勇也。——《左氏春秋·定公四年》

       以私害公，非忠也。——《左氏春秋·文公六年》

       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氏春秋·僖公九年》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左氏春秋·成公八年》

       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左氏春秋·隐公十一年》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氏春秋·隐公十一年》

       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对而动，无累后人。——《左氏春秋·隐公十一年》

        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左氏春秋·成公十六年》

       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左氏春秋·昭公八年》

        代表性典出成语：

       拔本塞原

       “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左传·昭公九年》

       天经地义

        “夫礼， 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大义灭亲

       “石确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左传·隐公四年》

       外强中干

       “今乘异产以从戎事， 及惧而变…. 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左传·僖公十五年》

       从善如流

       “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左传·成公八年》

       心腹之患

       “越在我， 心腹之疾也。”——《左传·哀公十一年》

       斩草除根

       “为国家者， 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夷蕴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左传·隐公六年》

史学地位

       一、《春秋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详尽且内涵丰富，史学价值显著。

       二、《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三、《左传》在记事中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

       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加以赞扬等。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并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

       最后，《左传》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文学成就

       从文学角度看,《左传》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左传》虽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先秦时代，当时的历史著作，多以以文学的方法，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叫史传作品 。

       《左传》中记言记事的完美结合，开创了中国编年体写作的新纪元，梁启超因此称赞道：“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明是史学界的一名革新家，也是史传文学的一名革新家。  

       《左氏春秋》代表了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有人把它奉为文章之祖、叙事之宗，如明代叶盛说：“六经而下，左丘明传《春秋》，而千万世文章实祖于此。”    

       《左氏春秋》是上承《尚书》、《春秋》，下启《战国策》、《史记》的最优秀的史传文学巨著。具体地说 ,可从下面四个方面凸现: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在先秦文学史上，《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名家评书

       欧阳修说：“孔子作《春秋》，以乱世而立治法”。《汉书》中说：“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韩愈曾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孟子》描述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欧阳修说：“孔子作《春秋》，以乱世而立治法”。《汉书》中说：“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春秋》作为史家之经典，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存乎其中。全书文字简略，叙事注重结果，一般不铺叙过程，写法很象今天的标题新闻。这本书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因为它具有高超的表现技巧，即“春秋笔法

　　朱熹记述：“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盖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圣贤；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不必士师也。”

       李育：“虽有文采而不得圣人深意攻之，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贺循：“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刘熙载：“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

       刘知几又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梁启超：“《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

       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成为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或者说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 孔子在《春秋》中的“褒贬”有巨大威力：“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朱熹则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唐代《史通》

         

文史价值

       自从晋代杜预将《左传》的内容，附在相对应的古文《春秋》经文之后，两书便以并行的方式流传。

       众所周知，《春秋》是一部只采录大事纲要，却不记具体内容的经典，而《左传》所记的内容，能为《春秋》经文进行解释和说明，因为《左传》大部分内容能相对应于《春秋》经文。

       《左传》拥有史学和文学方面的空前领导地位，对后世的史学、文学具有长足深远的影响力，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的四个史学价值影响后世

       晋人王接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贺循将其评价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好讲预测，一些预测的事情都很灵验，例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大夫懿氏占卜嫁女给齐大夫田敬仲很吉利，“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果然，齐国日益强大。《左传》又能断言郑国先亡。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总而言之,从史学角度,《左传》对后世的影深远。

       首先，它是研究先秦历史、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左传》所记述的内容，不再以鲁国为中心，而能平均地兼顾到周王室、晋、楚、郑、齐、宋等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因为各国积累的史料有多寡齐佚的问题，记述各国史实时，便有详略之别。

       从大方向来说，《左传》的史料内容不仅涵盖了当时各诸侯国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情况，更也载录不少珍贵的上古史史料。

       若较细部来看，其所涵盖的史料内容可分为数个类别，分别是：古代文献、神话传说、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史、朝聘盟会、典章制度、氏族谱系、风俗礼仪、社会道德观、天文历法、食货经济、歌谣言语。

       《左传》能广泛地采集先秦的古史旧闻，详实地记录春秋时期的各国史事，因此便成为后世研究春秋史、先秦史的宝贵参考书籍。

       其次，它以卓越的叙事手法合记言、记事于一体，开以往叙史之先例。

       《左传》集合了古代已有的记言、记事两种史书的优点，依日、月、年编次，以精湛的叙事手法，纠合分别记录的言和事，让复杂的史事能一气呵成，让春秋时期的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更具体、更形象化，成为后世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史学大家叙史之典范。

       再次，它开了后世史书论赞的先河。

       《左传》首创“史”、“论”结合的体裁。其论赞评论，有具名者，或不具名泛称为“君子曰”的二种主要形式。

       从《左传》的论赞中，可知当时的历史人物有的得到好的评价，有的则是负面的论断。通常书中予以赞扬的对象，是各诸侯国的明主贤臣、能人义士及为国立功者。此论赞评论或可表达出作者的观点，直抒作者胸臆，或忠实呈现当时人物的评论，提供阅读者一种思考方向。

       不管论赞的原始作用、目的为何，后世纪传体史籍中的赞语，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就是受了《左传》论赞体的影响。

       最后，它提倡记载史事必须据事直书。

       《左传》作者在文中几处，特别歌颂着史官直书实录的精神，例如在襄公二十五年时的一段记录，便极力赞扬像南史氏这样的一些直史和良史。

       《左传》提倡史官记载史事时，必须据事直书的这个精神，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往后优秀史官应具备的美德，和评价史书时奉为圭臬的一个标准。

       从《左传》强调了史官应拥有专业素养，也就是对所撰之史实负责之后，史官就有了更令人尊崇的一面——不只是奉了命机械性地抄写传诵，而是贯注了道德于意志中，不管发生任何事，也要忠实地呈现所见、所闻。

        《左传》的四个文学价值光照后世

    《左传》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历来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记》并称，尊为历史散文之祖，“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荀子》一书对《左传》的引用颇多。《左传》尤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在西汉时期已有流传，王莽本人即好《左传》，并立于学官，著名的学者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等人。

       《左传》在史学方面树立了多处典范而成就非凡，在文学方面同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就其文学成就而言，《左传》虽是一部大经，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内容多元丰富。

可贵的是，《左传》作者处理起庞杂纷乱的众多史料，从未显其迟重，具有情节生动而真实、文字优美而精炼流畅、记事详明又富有变化等优点，其叙事手法、镕铸技巧，可谓奥义万千。

       首先是叙事详细完整。

       《左传》一书，包罗万有，天象地文、礼乐征伐、制度考文之事，无不毕具。它的内容是如此浩博，但作者叙事时井井有条，以插叙、倒叙补编年之不足，使史事详细完整、因果分明。

       其次是战争描写生动。

       春秋著名的战役不少，其中不乏动人心弦的精彩战争情节，如“城濮之战”。通过《左传》作者的生花妙笔，让各场战役的结构安排严谨且层次分明，同时亦能于错综却不紊杂的事件陈述中，分析出战争的起因、运用于战争中的奇谋妙计及战后的成败关键。

       除此之外，关于战争方面的描写，更难能可贵的特色是每次写战争，都表现了不同的特征、面目，几乎没有雷同重复的毛病。

       再次是人物性格鲜明。

       《左传》除详于记载史实外，亦善于掌握人物性格，常以较为细致生动之故事情节，利用人物在重要场合中之言语对话、神情动作，生动传神地勾勒出各个角色鲜明之形象，使读者如见其人。

       虽然《左传》是史书不是小说，却把每个重要人物的记载，附在叙事之中，鲜明地将人物的性格刻画出来，如“晋公子重耳之亡”、“烛之武退秦师”和“蹇叔哭师”等篇，所以通过《左传》作者细腻的人物性格描绘，总能让读者对书中的人物形象感觉深刻。

最后是语言生动精炼。

《左传》内所提及的历史人物大约有1000人以上，各种身份的人几乎尽皆囊括其中，有天子、后妃、诸侯、卿士、大夫、史官、巫师、侠客、说客、学者、医者、商贾、伶优、仆役、盗贼等，《左传》所载之言语辞令尽能符允其身份，使读者如闻其声，相当生动。

       又如书中所载的策士之辞令简洁流利、大量使用成语等，均能呈现《左传》生动精炼的语言特色。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

       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

       《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左传》在史学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记事非常详细，而《春秋》记事简略，像流水账一样，最少的只有一个字。关于郑国的家庭纠纷一事，《春秋》中只写：“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中先叙述郑庄公寤生与其弟共叔段交恶的由来，中间叙述寤生伐段的经过，最后讲述与其母和好的情况。黄泉认母的故事，就这样通过《左传》的详细介绍，千古流《左传》，还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历史资料，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左传》是最好的依据。

       左传》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者用简练的语言描绘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城濮之战》中把晋文公既老成持重、深谋远虑有时又优柔寡断的性格描写得很生动。

       《左传》中对战争的记载很多，因为当时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不断的年代。在描写战争时，《左传》不是单纯叙述战争过程，而是把军事和政治联系起来，用形象生动的笔法把战争刻画得引人人胜、扣人心弦，有很浓的文学色彩。

       现时就有许多名句是由《左传》流传下来的。如“问鼎”。周王室所传的鼎，是王位的象征。当周王室衰微时，楚庄王有意称霸中原。北伐时，练兵洛水，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师。楚庄王便问周的传国之宝九鼎的轻重、大小。后世把“问鼎”引申为某人对某一高位或空缺有觊觎(jìyú，音记于)之意，或指图谋夺取政权。现在也指对某一领域或事物有所涉

       《左传》是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完整结合的典型范例，它对于后世的史传文学(如《史记》、《汉书》等)有着深远的影响，此书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文学必读的重要典籍。

       另外，《左传》还保存了非常珍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记录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如书中记录了37次日食，还记载了对恒星的观测，彗星的出现及陨石的降落，以及地震水旱、虫灾等情况，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然而，《左传》一书的各部分很不平衡。时间方面，前期的记载较简短，后期较详细；空间方面，以晋、楚、鲁、郑等国之事最详，宋、卫、周、齐次之。     

       从史料来源看，《左传) 多取材于古代史籍的记载和许多传说，因而书中常有自相矛之处，但瑕不掩瑜，《左传》的价值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从春秋时期流传至今并受到重视就是很好的证明。

       《左传》传世之后，学者们对它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左传集解》，后世研究《左传》都从这本书开始。  

       此书是晋代的大将杜预完成的。唐时的科举考试采用杜预注本作为标准本，宋时，《左传》及《春秋左传集解》成为读书人的必修课。杜预和林尧叟合注的《左传句解》是《左传)的注释本中最为简便的，初学《左传》者大多由此人手。清人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和刘文琪撰写的《春秋左氏旧注疏证)较著名。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是研究《左传》所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把重点放在难度较大、读者不易理解的地方，是一部较好的注本。

       杨伯峻编制的《春秋左传词典》也是学习和研究《左传》的很好的工具书。

       《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但前者与后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经文，所记的都是《春秋》中的史事。   

       《左传》也有一部分解经的话，但不占主要地位，书中所记的事情有许多是《春秋》中所没有的。《左传》是根据大量可靠的史料补充订正《春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公羊传》和《谷梁传》是完全依附《春秋》的，而《左传》则是一本独立的史书。《左传)中对史事的记载非常详细，而缺乏对政治制度的论述，但同《春秋》相比又有很大的发展。

       《春秋》对史事的记载非常简单原始，而《左传》将史料按年代先后的顺序组织起来，详细记录史事，是一部较完备的编年体史著。   

       《春秋》记事只是交待结果，不叙述事情的原委，使人看了不知其所以然，而《左传》正好弥补了这一点，扬其长，补其短，比较具体、真实地叙述了历史的背景和全过程。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它以记载鲁国历史为主，而《左传》则记述了当时几个国家的史实，有史有论，是一部真正的史书。梁启超认为它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同时,也是文界的革命。  

 《春秋左传》的故事    

              “红颜祸水”

       古人说，妇人的心若不向着自己的丈夫，那么其丈夫的“祸”也将至了。《春秋左传》里

       有个叫雍纠（好像是卫大夫）的人，奉君主之命杀掉自己的岳父，因为他的岳父专政，君主痛恨他。雍纠的妻子告诉她的父亲，说：“雍纠要在郊外宴请您，我有点疑惑就先告诉您。”雍纠的岳父一听，便知道其中的意思了，于是先下手为强，把雍纠杀死，并抛尸于周池。雍纠就这样命丧黄泉。

        鲁桓公的妻子文姜与她的兄长齐侯通奸，鲁桓公知道后，便责难于她，还说所生儿子不是他亲生的，而是齐侯的儿子。文姜将这些告诉齐侯，齐侯大怒。就在鲁桓公会齐之时，齐侯将鲁桓公杀死（鲁桓公会齐时，文姜同行），鲁桓公命丧他国。

       卫宣公这人淫荡狠心。他先是与他的父妾通奸。等他即位后，他就立父妾为夫人。夫人为他生了二子，有一子立为太子。后来，卫宣公看上了太子之妻，欲夺，便想除掉太子。恰逢太子之妻和太子的一个儿子进谗，陷害太子。卫宣公大怒，抓住时机，设计除掉太子。若不是太子的另一个儿子“狸猫换太子”救了太子一命，他到死也不知死于谁手。

       以上三例，便知妇人之心，若要狠毒起来，才不管“一日夫妻百日恩”。当然，狠心妇人毕竟少数，更多的是善良的妇人。所以，善待妇人，她便也会一心一意相待其夫。

        文中的小故事

1.曹刿论战——曹刿和鲁庄公坐一辆战车在长勺与齐军作战。

       庄公要击鼓，曹刿制止。齐军三次击鼓后，曹刿同意击鼓。齐军大败。庄公要追齐军，曹刿制止。他看齐军车迹，登上战车望齐军队形后，才说“可以”，就追击了齐军。

2.郑伯克段于鄢——主要讲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同其胞弟共叔段之间为了夺国君君权位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郑庄公设计并故意纵容其弟共叔段与其母武姜，其弟骄纵，于是欲夺国君之位，庄公便以此讨伐共叔段。

       庄公怨其母偏心，将母亲迁于颖地。后来自己也后悔了，又有颖考叔规劝，母子又重归于好。

3.烛之武退秦师——公元前630年，秦、晋借口郑国曾对晋文公无礼且与楚国亲近，而合攻郑国。

       在自己的国家（郑国）危难面前，烛之武前往敌国交涉，于强秦面前，其不卑不亢，能言善辩，终于使秦国从郑国退兵。

4.齐晋案之战——齐晋鞌之战发生于公元前589年。

       当时，晋国的执政卿士郤克为报齐国戏辱之仇，借鲁、卫求援之机，发兵攻齐。主战场为鞌，故史称“鞌之战”。这场战争以晋国胜利而告终，但大大消耗了交战双方的实力

5.子产不毁乡校——子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政事的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

       子产执政后，重视听取百姓的议论，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努力疏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颇得百姓的爱戴，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

       品德与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和保障

       ——宋襄公的故事

       鲁僖公八年，宋桓公得了重病。宋大子兹父再三请求父亲说：“目夷是我们兄弟中最年长的，而且仁厚，君还是立他为大子吧。”桓公见兹父如此真情恳切，就把子鱼叫到自己跟前，告诉他，将要决定任命他为大子。（按：兹父称其兄为目夷，目夷是字；桓公称子鱼，子鱼是名。长辈呼晚辈的名，同辈或朋友呼字，自呼称名。这是礼）子鱼推辞说：“能够把一个国政权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吗？臣不仅仁比不上，而且于礼不合。”于是子鱼辞别父亲桓公，跑了出来。

僖公九年，春，宋桓公死。夏季，宋襄公就去葵丘与周公、鲁侯、齐侯、卫侯、郑伯、曹伯相会。《春秋》称宋襄公为“宋子”是因为宋桓公还没有下葬的原因。  

       《春秋》记事的规则是，凡是处于丧期，天子称“小童”，公侯称“子”。

       僖公十三年，宋襄公在咸（今濮阳）参加由齐桓公召集的诸侯会议，与会的还有鲁侯、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贡嘎山僖公十五年，宋襄公参加由齐桓公召集的诸侯会，与会的还有鲁侯、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这次盟会是葵丘之盟的延续，也是因为楚国进攻徐国，徐国与中原诸侯亲近的原故，齐侯召集诸侯商量如何救徐。这年五月，诸侯之军想通过伐厉国，达到救徐国的目的。最终徐国被楚国打败，徐国之败是因为徐国完全依赖中原诸侯救援。

       这年冬季，宋国讨伐曹国，是因为过去的积怨。

       僖公十六年，春，周王正月戊申朔（阴历初一日），天上出现流星雨，掉下五块陨石在宋国。就在这个月，宋国都城有人看到有六只鶃鸟退飞。退飞，就是鸟奋力往前飞，却因风力太大，看起来是往后退。这本来是个自然现象，在宋国人及其国君宋襄公的眼里却成了怪事。当时周天子的内史叔兴到宋国聘问（按：聘，又称聘问。是周朝诸侯国之间彼此日常交往的一种称谓，除了制度规定定期聘，有事可以临时问。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王子武庚时，就没有把武庚当臣子对待，而是当作周的客人，称为“恪”，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后来武庚造反被周公杀死，周成王再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啓于宋，其待遇依然不变。周有三恪，一般认为虞、夏、商之后的陈、杞、宋为三恪。虽然周天子把他们当客看待，但三恪却不敢以客自居）。宋襄公就这事问叔兴，说：“这是什么兆头呢？有哪些吉瑞或凶咎呢？”叔兴回答说：“今年鲁国有几个重大的丧事，明年齐国有内乱，您将得到众诸侯的拥戴，是短时期的。”叔兴从宋公那里退出来，告诉别人：“宋君问不当问的事。六只鸟退飞是大风的原因，刮大风是阴阳相交产生的一种现象，阴阳相交不产生吉凶，吉凶是人为所致。我之所以那样回答，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不高兴。”

        齐桓公立公子昭为大子，并与管仲一起把大子托付给宋襄公。齐桓公死于鲁僖公十七年十月乙亥，齐诸公子争立为君，大子逃亡到宋国。僖公十八年，春，宋襄公借口靖难，率曹伯、卫军、邾军伐齐。齐国自大夫以下，有很多人想立公子昭为君，担心争夺君位的其他四位公子势力强大，便让齐军与宋交战。五月，齐、宋两军在齐国甗（yǎn）地交战，齐军败。宋襄公立公子昭为齐君（齐孝公）之后才回宋国。齐国原来是中原霸主，现在宋国为霸主国确立了新君，宋襄公自以为他的名声威望大涨，称霸中原的理想正在实现。

       僖公十九年，宋国人拘禁滕国国君滕宣公姬婴齐，滕是子爵之国，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弟弟。《春秋》称他为滕子。

      夏季六月，宋襄公与曹、邾二国在曹国南部盟会，鄫国国君（子爵）到邾国会盟被邾国人拘禁。宋襄公指使邾文公把鄫子当作祭祀用牲去祭祀次睢的社神。宋襄公想以这种方式震慑东夷众小国，让他们听从宋国。宋国上卿司马子鱼（即宋公的庶兄公子目夷）知道后说：“古代祭祀时，根据不同等级的神使用六种不同的牲畜，不能相互替代，小的祭祀不用大牲口，怎么敢用人呢？民（按：古代“民”“人”常常混用）是神的主人，用人，哪个神敢享用呢？齐桓公通过恢复三个被灭亡了的小国，赢得了众诸侯的拥戴，成为霸主，义士还说齐桓公德行浅薄。现在我宋君与诸侯一次盟会，就虐待了两国国君，并且用人去祭祀民间自发祭祀的不明不白的野鬼。希望用这种方式达到称霸的目的，不是很难吗？今后自己落得个好死算是幸运的。”（按：古人信神，且事事处处有神，故称万神。由于神太多，不可能一一祭祀，所以周天子规定各诸侯国的祭祀范围、对象、时间，诸侯国不得擅自祭神，特殊情况也要由诸侯国君上报天子批准。未经批准设立的祭祀场所与尊神称为淫祀）

       曹国见宋君无德，不服从，宋军围攻曹国都城。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周文王知道崇侯虎行为无常，民怨载道，便兴兵讨伐，军队在那里驻扎了三十天，崇国不投降。文王退兵，进一步强化本国的德教，周国德化名声远扬，于是再次兴兵伐崇，利用崇的军用工事，不战而崇人投降。《诗》中是这样说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把家法落实到自己老婆身上，再要求自己的兄弟遵守，这样自己的家与国就好治理了。现在国君您的德可能还有所欠缺吧，却要去讨伐别人，又能把人家怎么样？您何不用点时间去反思自己的德行呢？要是觉得德行无所缺失就行动。”襄公看到子鱼做大司马不与他心往一块想就撤了他的职，让公孙固出任大司马。

       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打算会合中原诸侯。所谓“合诸侯”，就是凭着自身的德望把诸侯国君召集起来，宣扬自己的德业，提出自己的主张，让各诸侯国服从自己，能合诸侯就是霸主。鲁国大夫臧文仲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就是说以别人的愿望为自己的愿望就好办，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想法很少成功。

        僖公二十一年，春，宋襄公通知齐国、楚国到鹿上开会，并与两国结盟，做楚国的思想工作，要求楚国让其盟国参加由他主导的盟会，楚国同意。公子目夷说：“小国争作盟主，这是祸害。宋国将要灭亡了吗？幸运的话，宋国还可延续一段时间。”这年的秋天，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应邀到盂与宋公相会。子鱼说：“灾难就在这次盟会吧。君的贪心太大了，宋国怎么受得了呢？”在这次诸侯相会中，楚国拘禁宋公，带着他讨伐宋国。楚军取得胜利，派宜申向鲁君报捷并送上战利品。楚国给鲁国送战利品，是想让鲁君出面了结这场纠纷，毕竟楚国不可能灭掉宋国，也不想与宋国结怨太深，伐宋只是想教训一下宋襄公，别不知天高地厚。鲁僖公明白楚使者报捷送礼的用意，便在匆匆敢到宋国，出面调停，诸侯在一个叫薄的地方相会结盟，楚人释放宋襄公。子鱼说：“灾难还没有结束，这次惩罚不足以让我们君主明白事理，收敛自己的野心。”

       僖公二十二年，夏季，宋襄公率军伐郑。子鱼说：“我以前说的祸，这次会来了。”郑国向楚国求援，楚军伐宋救郑。宋襄公将要与楚军交战，大司马公孙固劝阻，说：“上天抛弃我商国已经很久了，君主您想复兴商国，是与上天对着干，这是不可饶庶的罪过。”宋公不听。

冬季的十一月己巳朔，宋公与楚国人在泓交战。宋军已经摆好战斗阵势，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河。大司马说：“他们的人多，我们人少，趁着他们还没有完全过河，请您下达进攻命令。”宋公说：“不行。”楚军完全过河，但还没有形成战斗行列，大司马又请示进攻，宋公说：“不行。”等到楚军形成作战序列后，宋公才下令进攻。宋军大败，宋襄公的大腿被刺伤，随行官员全部被楚军杀死。

        宋国人都把战败责任归咎于宋公。宋公解释说：“君子不能伤害已经受过伤的人，不能俘虏有白头发的人。古人用兵作战，不依靠险要的地形。我作为宋国国君，虽然是亡国者的后裔，也不会擂鼓进攻没有作好战斗准备的敌人。”子鱼说：“国君还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强大的敌人处在狭隘的地形里，且还没有形成战斗序列，是天在帮助我方，这个时候阻击，不可以吗？却还有所顾虑。况且现在的强者，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年事已高有老者，碰上了就俘虏他，哪还管他白头发。战争中让战士懂得什么是耻辱，目的就是杀敌。受了伤，但不至于死，又怎么能说不要再次伤害？如果说担心再次伤害，就不如不伤害；怜惜白发老人，还不如向他们投降。三军调动为的是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锣、鼓的声音是为了振奋士气。既然是因利益而用兵，那么，利用险阻打击敌人是最好的；既然洪亮的声音能激发斗志，那么，趁敌人还没有形成战斗力时擂鼓进攻是最好的。”

       宋、楚泓一战，宋国国力大伤，宋襄公称霸诸侯的美梦彻底破灭。不仅如此，曾经的友邦也趁机来找麻烦。泓战的第二年，也就是鲁僖公二十三年，齐孝公率军伐宋，围住缗城。原因是鲁僖公十九年，鲁君约陈、蔡、楚、郑、宋等国派人在齐国盟会，意思是不要忘了齐桓公的恩德，宋国没有参加。

       宋襄公在内懮外患中，于僖公二十三年五月去世，主要原因还是泓战创伤。

       宋襄公位列春秋五霸，名不符实，不知史家有何用意。          

王权在德不在物

    ——楚庄王问鼎大小轻重

       鲁宣公三年（前605）。楚庄王討伐攻陆浑的戎人部落（今河南省嵩县及以北），得胜归来，经过洛邑（周王居住的王城也在洛邑），在周王的国土上阅兵。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子。

       楚子想知道九鼎的大小重量，于是便问王孙满。王孙满回答说：“鼎是天子权威的象征，天子的权威在德，不在鼎本身。过去夏王朝的德正在兴盛的时期，把远方的物产绘制成图案，用九州进贡的金（铜）铸成九鼎，象征天下九州。鼎身上集聚天下萬事万物，让天下人知道天子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奸慝作恶必受天子惩罚。所以民众进入山林或者河流泽薮，用来防御那些危害人的家伙，魑魅魍魉不敢露面。因此能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之间的关系和谐，和睦相处。享受上天赐予的幸福。到了夏代末期，桀有恶劣表现，九鼎迁移到商国，商朝有六百年祭祀天地祖宗的时间。商纣王残暴虐待民众，九鼎又被周国所有。德行美好、光明照耀天下，九鼎即使很小，分量也很重；德行凶恶、邪曲、黑暗、混乱，即使把鼎铸得很大，也没有分量。上天赐福禄给有善良德行的人有终止的时候。周成王定鼎在郏鄏（今河南省洛阳市），占卜说周王朝有三十代帝王，占卜得到的年数是七百年（实际是786年），这是上天的安排。现在，周德虽然比不上从前，但天命还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不是你可以询问的。”

任性与守礼、国事与家事的矛盾与调和

——鲁国大夫公孙敖的故事

       公孙敖是的曾祖是鲁桓公，祖父是公子庆父，他自己继承了孟氏一族宗子的爵位，史称穆伯。穆伯娶从莒国娶回妻子，称作戴己，生下文伯；戴己的妹妹随姐姐嫁给穆伯，称为声己，生惠伯。用“声”字称呼，在《左传·隐公元年》就出现过，那是鲁隐公的母亲，称声子。戴己死后，穆伯又到莒国下聘礼，想娶莒国公主，莒国人因有声己在，不接受聘礼，于是就穆伯改为襄仲请婚。冬季里，徐国进攻莒国，莒国人来鲁国请求盟誓，穆伯到莒国参加盟誓，同时替襄仲迎亲。莒国送亲队伍走到鄢陵（今山东省沂南县东北），穆伯登上城楼观看，新妇长得很美，就自己娶了。东门襄仲请求文公同意他率家兵攻打公孙敖。

       文公正准备答应，公孙敖的儿子叔孙惠伯劝阻文公，说：“臣听说：‘在国内亲人之间搞武装械斗为称乱，外来的武装入侵为称寇。抵御外寇还可以杀死敌人，内乱死的都是自己的人。’现在臣子作乱，君不去禁止，如果因此而引来外寇，君将怎么办？”文公制止了襄仲的报复行动。惠伯出面调和，叫襄仲放弃莒女，劝父亲把莒女送回莒国去了，希望他们兄弟恢复原来的友好。两人听从了惠伯的调解。

       八年，秋，晋国人因扈地盟会来讨礼。周襄王崩。冬，襄仲与晋大夫赵孟相会，在衡雍盟誓，这次盟会是对上次扈地盟会的回礼。接着与伊、洛两地的戎、狄会谈。冬，穆伯奉鲁侯之命到周王朝吊丧，他没有去吊丧，而是带着礼物逃往莒国，跟自己喜欢的己氏在莒国同居起来。

       穆伯到莒国去与己氏同居，鲁国人立穆伯的儿子文伯为孟孙氏一族家长，袭爵大夫。穆伯在莒生下了两个儿子，请求回到鲁国。文伯为父亲向文公求情。襄仲必须限制公孙敖的政治活动，文公听取了襄仲的意见，命公孙敖不得到朝堂参政，居家听侯差遣。穆伯回到鲁国也不出来做官。过了三年，穆伯把全家人口及财物搬到莒国。文伯得了重病，向文公提出请求，说：“穀（文伯）的儿子还幼小，请立难接替我。”文公同意。文伯死，立惠叔。穆伯要儿子给朝中大臣送厚礼，请求回国。惠伯帮父亲向国君求情，得到许可。穆伯即将回国，九月，死在齐国。家人向国君报丧，请求按大夫之礼安葬，文公不同意。

       公孙敖死在齐国，鲁国不想把尸体接回去安葬，齐国有人给孟氏出主意，说：“鲁国是你的亲人，把死者的灵柩摆在齐、鲁交界处，在齐国一边的堂阜，在丧车上盖上翣（shà），鲁国人肯定会来认领。”孟氏家族的人照办。卞国人这事告诉了鲁国人。公孙敖死，孝子哀毁之期早已以过去，但惠伯难仍在守着哀毁之礼，他请求文公让他领回父亲的灵柩，惠伯久久地站立在朝堂，等待君的指令。文公虽不情愿，还是同意了。惠伯迎回父亲的灵车，齐人国以礼相送。

       《春秋》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这是给孟氏面子，也是为了在鲁国留下历史记忆。

       公孙敖的葬礼比照公子庆父（共仲）。声己不愿去看丈夫灵柩，只在帐帷外朝里哭。东门襄仲想不哭，惠伯对他说：“死，是亲人一生的结束。生前你们不和睦，他死后，你应该捐弃前嫌，仍然把他当作自己的兄弟对待。史佚（服虔以为是周成王时的太史）曾经说过‘兄弟要互相关爱，各自给对方送去善意，不论得到回报与否。’（原文：“兄弟致美”）具体来说，有困难要救助，有喜庆要祝贺。有灾殃要吊问，祭祀时要诚心诚意，服丧期间要哀伤。感情虽有厚薄，只是不要割舍了亲情，——这才是对待亲人的法则。你自己为人处世没有做错什么，何必要怨恨别人呢？”襄仲听到惠叔的一席话后，茅塞顿开，心情开朗起来，领着同族兄弟前往哭灵。

       几年后，公孙敖与己氏在莒国生的两个儿子来到鲁国，孟献子很爱他们俩，名声传遍了鲁国。有人离间孟献子，说：“这两个人可能会杀死你。”因为孟献子与这两个从莒国来的人都是公孙敖的儿子，孟献子死了，莒国生的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要继承孟献子的家长之位，并受封为鲁国大夫。孟献子把这些话告诉了季文子（季孙行父）。

       那两兄弟听到后说：“尊敬的人因关心爱护我而声闻远近，我们兄北却因想杀死爱我们的人而臭名远扬，不是远离了礼教了吗？”于是，兄弟两请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任职，一个把守鼆（měng）邑，一个把守戾丘邑，这两地土匪作乱，兄弟分别死于与土匪的战斗中。

           王权在德（《左传》议论？厚德之经）

一、无德而禄，殃也。——《左传.闵公二年》

       点评：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没有超出常人的德行，却意外得到大量的财富，未必是好事，这个钱如果用不好，就会带来灾祸。

二、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左传.文公五年》

       点评：只顾面子，不顾里子，光做表面功夫，没有真才实学，言过其行，名不符实，这样的人就会招来别人的怨恨。

三、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左传.僖公二十年》

       点评：凡事要量力而行，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不要为了面子或者利益，而去做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这样就会很少有过失了。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得量力而动，甚至超前消费，过度借贷，虽然暂时看着风光，但最后很容易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

四、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左传.僖公十年》

       点评：别人存心想要整你，就一定会找到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你无论怎么辩解，都没有用处。即使你据理力争，使这个罪名不成立，但他还会找下一个借口继续收拾你，不会因此而停止。

五、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

       点评：《论语》上有段话：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

       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有一个特点“不贰过”，就是同样一个错误，不会犯两次，知错必改。每个人都会犯错误，这个在所难免，但如果能够知错改错，那就难能可贵，是最大的善了。

六、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

       点评：俗话说“寡不敌众”，人就算再厉害，也不要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一旦犯了众怒，你就就等着倒霉吧！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努力奋斗，就容易成功，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忽视别人的感受，那他就很难成功。

七、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点评：节俭，是所有有德之人共同的特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奢侈，是一切恶行中最大的，也是众恶之源。

八、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点评：兄弟姐妹之间，毕竟是一奶同胞，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即使有一些小摩擦、小矛盾，仍然还是最为亲近的人，等矛盾解除了，就会和好如初。

《左传》名言30句，字字珠玑，句句经典

1.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多干坏事，一定会自取灭亡。

2.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

[译文]谁能没有过失呢?有了过失而能够改正，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3.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译文]百姓的生计全在于勤劳，只要勤劳生计就不会困乏。

4.《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

[译文]《书经》上说：“处于安乐的环境之中时，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难。”想到危难就有所提防，有所提防就没有了祸患。

5.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译文]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创立学说。即使过了很久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做不朽。

6.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译文]我听说过用忠心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用摆出权威来防止怨恨。

7.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译文]面临祸患仍不忘国家，这是忠诚的表现。

8.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一年》

[译文]树冠大了必然折断，尾巴大了必然不能摆动。（旧时常以“尾大不掉”比喻部下势力强大，不听从上级的指挥调遣。）

9.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左传·阳公五年》

[译文]当权执政者不能无故奖赏对自己有恩惠的人，不能借故惩罚与自己有私仇的人。

10.无德而禄，殃也。——《左传·闵公二年》

[译文]没有道德而享受俸禄，就是祸害。（说明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必须在品格上作人的表率。）

11.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译文]我不诈骗你，你不欺骗我。真诚相待，互不欺诈。

12.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闵公元年》

[译文]贪图安逸享乐等于饮毒酒自杀，不可怀恋。

13.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译文]下棋的人拿着棋子而决定不了下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人必定胜不了对手。

14.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

[译文]众人的愤怒不可以触犯，个人专权的欲望难以成功。

15.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左传·宣公十八年》

[译文]河流大泽中也容纳污水，深山草野中也会藏瘴疠之气，美玉中也会微有瑕疵。

16.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左传·襄公七年》

[译文]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是败亡的根源。

17.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左传·文公五年》

[译文]空有虚名而无其实，言过其行的人。必然会招来人们的怨恨。

18.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左传·隐公三年》

[译文]骄横、奢侈、荒淫、放荡，是邪恶发源的处所。

19.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左传·隐公六年》

[译文]好事不能放弃，坏事不可任其发展。

20.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庄公二十四年》

[译文]节俭是有德之人共有的品质，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

21.兄弟虽有小忿，不废雠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译文]兄弟之间即使有小小的怨恨，也不妨碍他们的至亲关系。

22.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译文]灾祸或福分没有别的来路，全由人们自己感召来的。

23.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左传·僖公二十年》

[译文]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去办事，过失就会少些了。

24.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

[译文]面颊骨和牙床互相依靠，紧密相连；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两个邻近国家利害相关、互相依存的关系。

25.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译文]言辞没有文采，流传得不会很远。

26.树德莫如滋，击疾莫如尽。——《左传·哀公元年》

[译文]修养道德的最好方法就是促使它不断增长，消除疾病的最好方法治得彻底干净。

27.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传名言语录《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译文]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掩盖了平素的高尚品德和过去的功绩。

28.从善如流。——《左传·成公八年》

[译文]听从正确的意见象流水一样快。比喻能很快地接受别人好的意见，虚心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建议。

29.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译文]人民的生计贵在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

30.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

[译文]国家的兴盛，在于重视百姓的不受伤害，这是社稷之福。国家衰败，在于将百姓当作尘埃和枯草，那是社稷的灾难。

    2022.06.01   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