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四十九）

在我们党和红军的发展史上，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和事件。那就是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和红军的通道转兵。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已经伤残不全的绝命之师夜渡于都河，踏上了一路硝烟血肉的二万五千里艰辛困苦的征程。

借道粤北，沿着赣粤闽边界、赣粤、湘粤、湘桂、湘黔边界，一路向西、再向西；向北、再向北。连续突破敌重兵设置的四道封锁线。

尤其是突破第四道湘江封锁线，红军损兵折将，死里逃生，硬是以血肉之躯闯过了国民党军用飞机大炮等重火力密织的天罗地网。

只此一战，虽红军十去六七，惨烈凄绝，然打出了我党我军不死的信念，打出了一支铁骨铮铮的威武之师。

但是幸存下来的党中央和红军往那里走，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突破湘江之后，红军就昼夜兼程，一路向北。

但军委二局提供的情报明确地指出，国民党军已经在湖南的湘西埋伏下二十到三十万大军，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和会同以及到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地域设置了数道以碉堡为主要支撑的封锁线和重重伏兵。

正常的理智告诉正常的人，不能再往北了。往北只能是钻进敌人早已布好的大口袋，变成送上敌人餐桌上小点心。

奈何掌握了最高指挥权的李德和博古一意孤行，不为所动，仍坚持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朱德等会打仗的首长坚持要根据二局的情报重新制定行军路线，向敌方势力薄弱的地域转进。可他们手里没有权，决定不了红军生死攸关的路线。

古人走夜路，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北针，只能夜观天象，辩明北斗星，再来决定行进方向。

现在红军也是这样，何去何从，一步走错，万劫不复。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真真切切地唱出了被困境所惘且走投无路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心声。

1934年12月10日，红军攻占了地处湘桂黔边界的以侗族和苗瑶同胞为主要居民的通道县。两天短暂的休整之后，红军又该踏上征途了。

是往北还是往西，在红军的高层产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的老县城县溪镇的千年侗族古书院恭城书院召开了最高决策会议。参加的人有李德、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和毛泽东一共7人。

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红军所打的任何一场战役战斗。每临大战，他都要让警卫员给他铺开军用地图，然后在马灯下对着战报，仔细地研究战场态势的演变，再做出战局利弊和胜负的推断。

几乎每一次战斗的结局都证明了他的判断。

在恭城书院（有文献说是在芙蓉古庙的木林庵）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除了李德和博古（博古也没有态度明确地支持李德），其他的领导同志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即红军不能往北向湘西方向而是必须立刻转兵向西往贵州方向前进。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军一反以前的战略战术，跟优势悬殊的敌军硬碰硬，结果是打一仗输一仗。

前几天湘江之战的惨状更是时时刻刻让每一个红军战士刻骨铭心不能忘怀。红军从上到下早就在呼喊“请毛委员回来指挥红军！”

张闻天本是政治局派来替代毛泽东的，但他却是非常尊重毛泽东，有想不明白的事情常常是上门讨教。长征以来，重病缠身的张闻天常常把自己的担架与毛泽东的担架靠在一起，检讨红军的失败，讨论红军的出路。他的观点早就与毛泽东一致了。

还有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对红军享有指挥权的王稼祥，也是在担架上与毛泽东达成了默契与共识（王稼祥曾在反围剿战斗中被敌机炸弹炸穿过肠子）。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还利用战斗的空隙到一、三、五军团去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并阐述自己的想法。毛泽东每次到部队都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下部队的事实在李德后来的回忆录里得到了映衬“（毛）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

于是，在决策会议上，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意见。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都没有保留地支持了毛泽东。

于是，会议最后做出决议：立刻停止北上，转为西进！

其实，就是连李德自己都在无数的失败面前迷惘了，面对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和鲜血，李德已经没有了当初担任三人团元首的那种趾高气扬的傲气。但还是极力维持自己的权威。

至于博古，面对红军巨大的牺牲，他也早就在检讨自己的失误了。红军的惨重损失让他痛不欲生，经常是一闭上眼就看见红军尸横遍野血淋淋的惨状。他甚至经常想着要了断自己，以死谢罪。以至于他常常在行军途中时不时地掏出配枪来对着自己比划。

连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都很担心地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冷静一点，千万别走了火呀。

通道转兵的这次会议，还有稍后一点的黎平会议，基本上奠定了一个月之后的遵义会议的基调。遵义会议上正式解除了李德等三个人的指挥权，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的领导地位。

笔者于几年前去过通道转兵纪念馆，在这座有着红色记忆的始建于南宋的古老书院里徜徉沉思，时光流逝了八十多年了，当年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会议的文字记录很少，只说是“争论很激烈”。但是，是怎样一个激烈呢，吵起来了吗，拍桌子了吗？这些都无从得知，只能凭现在人的想象了。

有记录的是，李德提前退出会议了。不用说，是他的权威意见被会议否决了，他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受到打击了，于是就忿而退场了。

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一定拍案而起，说：“这样下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葬送红军。我们不能再执行错误的路线了，不能再与敌人硬碰硬，拿着弱小的红军往敌人嘴里送了！”

而与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一定是击掌附议，坚决赞同的态度。

在会议现场，看到毛泽东的坐位是在桌子的一角。可以想象毛泽东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以列席者或者是特邀的身份参加的。

也就是从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由被排挤的角色逐渐又回到了中央的领导层。

李德在他晚年所著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以来，他第一次参加高层会议。”

在书院的一间大教室里，笔者看到了军委二局的办公地点，大会议桌上还摆放着一台15w军用电台（电台是实物但不是原物），周恩来住在前面的一间小房间里，而邹毕兆与张云逸住在同一间小房间里。

笔者见到此情此景，忍不住掏出电话与邹毕兆的大儿子邹邵中通了电话，讲了这里的情况。他说他们兄弟已经多次来到这里缅怀革命老前辈。

周恩来亲自与二局破译科的同志住在一起，可见他对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

通道这里还有中国工农红军小水战斗遗址、小水战斗纪念碑，梨子界红军墓等红色文化纪念地。

从1930年到1934年，前后共有红七军、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共三批红军经过通道，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由于军情十万火急，通道转兵的决议于12月12日下午7时做出，7时30分就向全军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令。

周恩来立刻下到红一军团一师，亲自部署了转兵贵州，夺取黎平县城的战斗计划。

1934年12月13日，红军兵分两路，向贵州的黎平攻击前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这样，遍体鳞伤的红军到了蒋介石的口袋袋口了，可是突然虚晃一枪，挥戈西进，杀向仅由两个兵员不足、号称“双枪兵”的黔军团把守的黎平。

这让蒋介石始料未及，气得捶胸顿足，又无可奈何。他精心布置的口袋阵还有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构筑的碉堡防线全部成了破碎的肥皂泡。

现在可以这样定义：通道转兵，挽救了红军。通道会议之后，接着就是黎平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放弃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的决议），再接着就是遵义会议。

通过这一系列正确的会议，红军终于走出了绝境，踏上了通往胜利的征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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