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四十八)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了40万兵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按照蒋介石的部署,以陈诚指挥的中央军12个师的16万部队为中路军,以蔡廷锴的19路军及驻闽部队为左路军,而以余汉谋指挥的广东部队为右路军。
1933年1月,早就斥责部下“剿共”不力的蒋介石委任自己亲自担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并到南昌坐镇指挥。并制定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此时王明已经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身份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毛泽东则被排挤在中央之外,由中革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被降至中革军委的普通委员,并安排去长汀“养病”。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5年红军到达了延安,张浩同志(林育英,我党最早的高级领导人,林彪的堂哥)从苏联回国,以共产国际特派代表的身份宣布共产国际只承认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导人,王明才心有不甘地退出了“一把手”的位置。
另一个一直企图另立中央的张国焘也才悻悻地向延安的党中央表示服从,并十分勉强地接受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职务。
以张、王如此嚣张跋扈的性格也只能收敛服从,可见当年共产国际有着何等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已。
1942年,张浩在延安患重病不幸去世。他本来是有机会延续自己的生命的。经中共中央的请求,苏联已经派来了接张浩的专机,要把他接到莫斯科去治疗的,可张浩放弃了,而是让别的同志去了苏联。
张浩资格老,能力强,年纪轻,却是非常低调。他虽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却反复强调自己就是个普通党员,请求中央只分配自己做普通的工作。
他的高尚人品与先前那些高调回国的人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张浩去世之后,毛泽东亲自守灵、扶棺和抬棺。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仅此一次。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周恩来代替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政委的职务,他与朱德密切配合,仍然沿用了毛泽东过去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加之有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情报做可靠支撑,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全面胜利。
1988年,已经退休的邹毕兆同志写了一本名为《玻璃杯》的长篇回忆录,他在文中回忆:“蒋介石派吴奇伟九十师由抚州进到浒湾。八点过后,才收到吴奇伟师出发前进的电报。我们破译科立即破译出来。
有了这个电报,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的阵地开进。吴奇伟遭红军痛击,损失惨重。
红军进攻南丰。蒋介石调动大军分三路企图断我后路。二局及时掌握了蒋介石这一情报,于2月27、28日在东黄陂将正在调动集结的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在行进中一举彻底消灭”。
“蒋介石仍不甘心,再以两个师,从中路再向广昌前进。我军又于3月21日在草台冈将陈诚赖以起家的王牌第十一师基本歼灭,陈诚急得吐血。就这样,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在我根据地边缘被粉碎。”
频繁的战斗对担负对敌情报破译工作的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等同志的锻炼极大,被国民党军视为最高机密的军情密电也一份接一份地被我破获。
二局的破译科也在残酷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屡建奇功。
掌握了准确情报的主力红军也牢牢地掌控了战场的主动权,将强势的敌军整师整旅成建制地加以歼灭。让气急败坏的敌军指挥官陈诚气得吐血。
由于军委二局和“破译三杰”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优异表现,在1934年的“八一建军节”上,周恩来亲自将一枚“红星三等勋章”挂在了刚刚19岁的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的胸前。
在这次祝捷大会上,科长曹祥仁也获得了红星三等勋章。而二局的局长曾希圣则获得了红星二等勋章。
红星勋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至高无上的荣誉,全军一共只颁发过三次,所授勋章的总数为166枚。

邹老晚年在回忆录中所难以忘怀的有几件事,其中有一件就是因为他所破译的情报,致使红军在1934年差一点就活捉了中共和红军最大的敌人蒋介石。
在《玻璃杯》一文中,邹老回忆:“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还打肿脸充胖子。他亲自来到崇仁陈诚的中路军指挥部视察。
我们从破译的敌人电报中,确悉蒋介石定于日间取水路回南昌。聊以观山景水色,‘示形败而不馁’。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立即指派了截击的部队。
崇仁的河,水不大,容易截击。后来敌人电报说,蒋介石临时改乘汽车,侥幸地走脱了,免做刀下之鬼”。
后来,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的时候,也从一些文章印证了邹老说的那段往事。
曾经做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就说,1934年第四次反围剿战斗胜利之后,有一天周副主席把他叫了过去,安排他执行一项绝密的战斗任务。
当时让他选择了200多名精干的枪法好的红军老兵,带上绳索短枪大刀和自动武器等高于常备的武器装备,随时待命。说是要去截击一个敌军的大人物,而且一定要抓活的。
可是后来任务取消了。突击队也解散回各自部队了。
后来老红军江华才知道,这次秘密任务,就是要去活捉蒋介石的。
从国民党军中路军的指挥部崇仁到南昌,沿赣江顺江而下,一路峰峦叠嶂、碧水如洗、山水如画。本是个赏景散心的好路线。
可蒋委员长因为连吃败仗实在是没了观赏的情绪,就突然改变了行程,连已经准备好的汽船也不登了,改坐汽车走陆路回南昌了,这才躲过了一劫。
当年,如果红军真的抓住了蒋介石,恐怕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邹毕兆还曾就二局二科(破译科)的工作向中革军委所做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写到:“从1932年10月至1937年底,军委二局共破译蒋介石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达1050个,平均每月17个。而敌军破译红军密电是0。蒋介石实实在在活在我党制造的大玻璃杯中。”
这份工作汇报的小册子,邹毕兆也给它起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心血的贡献》。
江华,1907—1999,湖南江华人,瑶族,大革命时期曾任茶陵县委书记、红军师政委,中央军委警卫团团长,建国初期任浙江省委书记。文革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江华的名字据说还是毛泽东亲自为他取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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