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个坐落在稷王山下的偏远的小山村，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五六百口人。东边是山，西南一条深沟紧紧围绕，它没有别致的风景，也没有沃野良田，尽管黝黑瘦弱的村民最不吝啬苦力，却总无法感动上苍，靠天吃饭，十年九旱，是家乡永远的悲哀。家乡的主要农作物小麦，若遇风调雨顺，亩产三四百斤就是不错的收成，若遇旱年，收成锐减，村民们望着毒辣辣的太阳，饱受饥荒的老年人，就会大发又是一个民国十八年的感慨，至今忘不了爷爷给我们讲的那人吃人的记忆。

    家乡的居住环境造就了它的吃水困难。村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居住在土窑洞里，一排排的土窑洞依崖而建，一层层，一排排，你家的窑顶就是他家的院落。而有条件打水窖的人家，也就是最下层居住的那不多的三几十户人家。有些具备打水窖的条件，可又没有能力打一口水窖。没有水窖的人家是轻易不与有水窖的闹意见的，什么都可以将就着，唯有吃水是每天生活必不可缺的。虽然每个生产队都有两三口公共水窖，但遇到大旱年景，水是不够吃的，这就不得不到有水窖的人家去挑水。常常是白天在地里忙累了一天，晚上下工回来挑着两个水桶，吱纽吱纽的去找水，遇上人家心情不好，脸色不好，你会很识趣的挑着两只桶去下一家找水。家家户户都有一口能盛六七担水的大水缸，遇到好说话的人家，把水缸挑满，大水盆挑满（一个大水盆也放三四桶的水），再挑一担放在水缸边。家乡的水窖三四丈深，窖口按一个木制的辘轳，上面一匝一匝缠满粗粗的绳索，用水时要一桶一桶的往上吊。用辘轳吊水，也是个技术活。技艺纯熟的人用绳索绑好桶放置窖口，一手摁在辘轳后边，一手松了辘轳把，在辘轳的飞速旋转中，只听“嘭”地一声闷响，桶已坠底。这时，一手握住辘轳把，一手抓了绳索在胸前画条弧线，使桶吃水，掂一掂，趁劲猛地一提，就往上吊了。通常是一手使劲，一手稳住井绳使其平整均匀地盘在辘轳上。吊水的过程中，你必须稳稳当当、一鼓作气才行，不可忽快忽慢、胡摇乱摆，否则桶就会磕碰窖壁、洒水甚至倾翻。往往挑完水时间也就不早了。

   记忆里最难以忘怀的是，每逢下雨天，家里有柴厦，饭厦的人家会在房檐下摆满各种能盛水的容器，洋铁桶，各种大小盆，甚至小饭锅也摆在房檐下，那叮叮咚咚的雨声宛若一曲美妙的音乐。时至今日那接雨水的画面仍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如电影场景一样，每遇下雨天我都会回放一次。

   村里的人们用水是相当的节约，家家户户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水的作用。去地里劳动，家里有水窖的用输液的葡萄糖瓶子装一瓶水，缺水的人家则在口袋里装一个红旗墨水瓶，那小小的一瓶水那敢张口喝，口干舌燥了含上一口，润润嗓子。在我们当地有一种洗脸盆，生铁铸造的，形似喇叭，我们叫“嘟嘟呐”脸盆，底端很小，大人的一双手紧紧相握方可放得下。这种脸盆也只能倒进一碗水，一家人不管是四五口人还是七八口人，洗脸都在这一个脸盆，也都是用的这一碗水，洗脸时非常小心，用双手掬着水，唯恐把水洒在地上，落大人的数落。先是长辈洗，最后是孩子们，洗到最后已是一盆泥汤，就这还舍不得倒掉，倒进一个稍大的铁盆，沉淀后，晚上把沉淀的清水倒出来擦脚洗袜子，最后这才倒在院子里栽种的菜苗根部，一碗水的使命这才算完结。曾经有笑话里说我们万荣人早上起床后，孩子们站一溜，家长嘴里含上一口水喷过去，完了用手一抹，就叫洗了脸。笑话归笑话，但在小时候记得确实有几天不洗脸的，有人提醒脸脏了，还会回一句，脸洗的那么净揍色，个人又凑不扯，净是糟蹋水。不是他们不知道讲卫生，而是没有水，省着那一碗水，排许多用场。饮用水窖里的水，冬天还好些，到了夏秋两季，水里会有许多小虫子，每次做饭都得用箩面的箩子过一次才能做饭。

   土地责任制后，人们的日子渐渐富裕了，居住在二层三层的人家就想在自家院子里打口水窖，解决一家人的吃水问题，而下层的人是坚决不允许，担心水窖里的水长年累月的浸着，会把窑洞浸坏，上层的人就夜里偷偷的打，但总会走漏风声让下层的人知道，吵闹不休，告到大队。几次吵闹后，大队最后做出决定；居住在上层的人家可以在自家院子里打水窖，但不能超过一丈。村里的人也都很自觉，大多不会超过这个尺寸，挖好的水窖用水泥抹到窖口，足够解决一家子的人畜用水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村里虽然打了两口深井，但人们的吃水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还是吃的雨水，虽然家家有了不大的水窖，但上了年纪的人仍然会在下雨天去接雨水，想必是几十年养成的一种习惯，改也该不掉的。就如我不管走到哪里，遇到有水龙头没有拧紧的，我都会走上去顺手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