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云南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袁嘉谷诞辰150周年

云南大学   熊思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动“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位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袁嘉谷忧愤成疾，病中起草《责倭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临终前，召集家人子孙于病榻前嘱咐说，日寇侵华乃“自黄帝建国五千年未有之危耻，吾身遭之，何憾？”又慨然道：“日寇亡我，处心积虑久矣。……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

      其时，北平已经沦陷，上海战事正酣。铁定了心要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国民政府，也正筹划着动用各种运输力量、采取各种运输方式，把国家珍藏的宝器、工业设施、战略物资、科研设备等，尽可能地转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国家“珍宝”当属平津两地的大学师生。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的大学开始向长沙、西安等内地迁徙。而与袁嘉谷是亲家、同为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同事的周鐘岳（袁嘉谷是云大教授、周鐘岳是云大董事），作为国民政府的内务部长，正在组织将已经转移至长沙的西南联大师生迁至昆明。据传周、袁两人为此还曾交换过想法和意见，毕竟一个是担任过“云南省长”（代），一个是曾经的“翰林编修”，其时的袁嘉谷的身份又是云南大学的国学教授，其焦心操劳以至精力憔悴最终抱憾离世，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纪念那场被袁嘉谷先生称之为“自黄帝建国五千年未有之危耻”的抗日战争，当然不能不让今人警醒、更须后人铭记袁嘉谷先生当年所说的“自黄帝建国五千年未有之危耻”的“警示”，以及“人知爱国爱家”的“教诲”——永远记住这位云南、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袁嘉谷先生！

      一、袁嘉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实现教育哲学范式转换的第一人

      翻开文献，打开网络，讲述袁嘉谷的著述及文章不胜枚举，汗牛充栋，大抵也都是这样评价的，即袁嘉谷是云南自元建行省参加全国科举考试以来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还有——

      袁嘉谷先生作为国学家、儒学大家，留下佳作400余部；作为教育家，勤奋开垦；作为诗人，留下诗联近千首；作为书法家，作品广布，号称“袁家书”。

      袁嘉谷先生乃“爱国爱乡爱人才”的一代鸿儒，曾担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促进浙江与云南两省图书馆的图书典籍交换以及文化交流，亲任云南图书馆副馆长及馆长、受聘云南大学首位教授等，留下其亲自参与编纂堪称经典的《滇绎》《云南大事记》《云南通志》《滇南文献备征录》《滇南金石萃编》《卧血堂诗话》《滇诗丛录》《滇文丛录》《诗经古谱》《石屏县志》等重要文献。等等。

      我们来看一看袁嘉谷的“经济特科”“状元”称谓。之所以在“状元”的头衔上打上引号，这还得从1903年清朝政府举办的那一期“经济特科考试”说起。

      我们知道，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举办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后将其废止，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中，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仅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过一名“状元”——“经济特科状元” 袁嘉谷，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

△“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

      然而，袁嘉谷参与的1903年的那场“科考”，的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举考试，而是所谓的“经济特科考试”，据说参加这场考试的还有之前已经取得“状元”头衔的考生，只不过袁嘉谷的考卷文章“精博和厚”，议政“弁冕群英”（主考官张之洞、孙家鼐评语），因而独领风骚、力拔头筹，取得了比通常金榜题名的“科考状元”还要显赫的“经济特科第一”的好成绩。不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次诏见，并赞其为“无双的国士”；还由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孙家鼐手书朝廷所赐的“国朝第三人”匾加以表彰。袁嘉谷一举蜚声全国，云南也因此沸腾了。其时保举袁嘉谷赴京应试的云贵总督魏光焘大喜过望，亲题“大魁天下”四个大字，由在滇为官的书法家钱登照书写，制成匾额高悬于建在昆明拓东路上的聚奎楼上。自此，民间便把聚奎楼叫作“状元楼”，称“经济特元”袁嘉谷为“袁状元”，袁嘉谷成为民众心目中“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

      △建于康熙年间的聚奎楼（最初叫魁楼），原址在古昆明城东二里之处。后魁楼损毁，1900年在原址上重建一座三层楼阁，门孔也由一变三，并更名为聚奎楼。1903年，云南人袁嘉谷在经济特科考试中荣登榜首，成为“状元”，此楼遂改称为“状元楼”。现已拆毁。

      我们还知道，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推行“维新变法”，大学士翁同龢就向光绪皇帝上书称，“当此时变，不能不破格求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并获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光绪皇帝“谕令三品以上京堂及督、抚、学政，如有平素所深知者，出具切实考语，陆续咨送，俟咨送人数会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内外大臣保奏者已达370余人，按照政务处议定的章程，在保和殿进行考试，试期为闰五月十六日（参加考试的仅186人）。所考科目也与此前的“科举考试”侧重于诗词歌赋、八股文章不同，而是重在政经实务、出题也并非取自“四书五经”。例如，经济特科考试的复试是以《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命题，而袁嘉谷在答卷中给出了“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的“时政建议”，即从学校教育做好知识全备而又学有专一的人才培养，通过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制度，让农工商各有专长的“专官”管理国家政务，以推进吏治的改革云云，不仅文理流畅、书体灵健，而且见解精辟、切中时弊，进而金榜题名，誉满天下。

△云南省石屏县袁嘉谷故居正门

      可见，袁嘉谷的“经济特科”考试，实处于中国自隋以来千余年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的范式转换时期。至清朝晚期，延续近1300年的科举制度因其刻板的八股范文、僵化的选才标准，已经无法选出真正的人才、到了必须改革扬弃的地步。晚清时候，废科举、立新学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有同治年间的洋务运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工商、农业、医学、海军等新式学堂开始兴建，成为了科举制度的一个补充；再就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算学科，首次将自然科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及至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开设经济特科考试，选拔经世致用人才，下诏废止科举制度，全面推行新学制度，已是大势所趋，结果水到渠成。可见，袁嘉谷的“经济特科状元”本身就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百年大变局”下中国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的“新生儿”，其意义远超明清以来“八股取士”的状元登科，乃是近现代中国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的一场“范式革命”。可惜的是这场伟大的教育考试制度的“范式革命”，因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最终覆亡而过早“落幕”。

      二、袁嘉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推动新式教育制度改革的第一人

      袁嘉谷作为“经济特科状元”，其为官从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等，均以推进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革为己任，展现出其作为云南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实现教育哲学范式转换第一人的伟大教育家的风采。

      一是身体力行倡导新式教育。袁嘉谷取得经济特科“状元”后即授翰林院编修；次年（1904年）奉派到日本考察政务和学务，并兼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袁嘉谷从日本考察归国，曾在学部图书编译局任局长，掌管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科书编译工作，兼任国史馆协修长。任间，袁嘉谷延揽了翻译家严复、金石学家罗振玉、大学问家王国维、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一批横贯中西学的知名学者，按新学制要求主持编写了全国中小学生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国家统一编写教科书的“第一人”， “我国学校之有教科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特别是宣统元年（1909年）奉敕出任浙江提学使和布政使期间，袁嘉谷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增设师范、工、医、水产学校及各县小学四千余所，为江浙一带的现代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时被浙人称为“小学台”，至今仍在当地传为佳话。

      二是废除旧习举荐新人。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袁嘉谷奉敕出任浙江提学使，同年十二月兼任浙江布政使。刚一上任即碰上轰动全国的“木瓜之役”事件。袁嘉谷力倡新制、勇革旧习，大胆保荐周树人（鲁迅）、许寿裳（1904年冬加入光复会）等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青年学者，不仅一度沸沸扬扬的“木瓜之役”得以平息，而且顺势推动新式教育思想的传播。

      三是洋为中用大胆创新。1904年袁嘉谷赴日考察学务政事并著《东游日记》四卷，回国后设立图书编译局并亲任局长。袁嘉谷还在图书编译局里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编订名词馆”。其时国内仿照西方国家的“礼拜制” 实行一周七天的作息制度，在称谓上清政府采用的是“日、月、火、水、木、金、土”的“七曜日”叫法。袁嘉谷认为此举过于笨拙，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在他的建议下，将一周制定为“星期”，从此我国便有了以“星期”为周记的名称。类似的还有“乐歌”等。也就是在此期间，袁嘉谷最早关注到敦煌文物乃“真稀世之宝”，实属现代敦煌学的“第一人”；此后，也是袁嘉谷第一个发现并考证了昆明滇池南岸昆阳月山的《马哈只碑》，从而揭开了伟大航海家郑和的云南家乡在昆明晋宁的谜团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嘉谷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学上的伟大贡献堪与日月同辉。

      三、袁嘉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从“帝国状元”到“大学教授”身份转换的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覆亡，不少自视为清朝遗老的人以自尽的方式“效忠”，包括袁嘉谷的岳父张竹轩就是以自尽的方式“效忠清廷”的。甚至还有人因此诘难身为清廷大员的袁嘉谷说：“张公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 袁嘉谷慷慨陈词地回答道：“人各行其心之所安”。袁嘉谷非但不行愚忠，而是顺应历史潮流，脱下“帝国状元”的官帽，转身成为一位著述颇丰、教书育人、爱国爱家的“大学教授”。

      民国建立后，袁嘉谷回归云南故里，一边专心著述，同时参与政事。

      1912年5月，他应蔡锷之聘任省参议员，入民国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顾问、国会议员、云南盐运使。

      1915年，应唐继尧之聘为顾问，并修《云南丛书》。

      1919年，袁嘉谷受聘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与李根源等共同辑刻有《云南丛书》，初编收书152种，二编收书53种；主编《滇文丛录》等，均是以传播云南文献为主；还曾在文澜阁中辑录《四库全书》中关于滇人文献，如抄录谢肇淛《滇略》、沐昂《沧海遗珠》等。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虽属重金聘请对象，但得知大学经费拮据，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的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云南大学方才开始领薪，每周两节“国学”， 总是座无虚席，任教十余载，培养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 云南大学建校初期的至公堂，袁嘉谷在此讲授“国学”。

      尤为让人敬重的是，袁嘉谷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伟大教育家。他曾深切地说：“吾爱国，吾亦爱家乡”。他心中的梦想是国家和民族的早日振兴。

      早在1886年英国占领缅甸并强迫清朝签订《缅甸条款》，年仅15岁的袁嘉谷就在《王骥论》中感叹：“蹉蹉，缅甸交州之祸，至今烈矣，堂堂亚东之大国，吞于欧西，莫敢谁何?”

      1895年甲午战败，中国痛失台湾等地，袁嘉谷愤慨写下《书台湾事》诗三首，言及“遗羞据险郑成功”，哀叹“杞人漫洒忧天泪”云云。

      1897年德兵侵占交州湾、沙俄舰占旅顺港，袁嘉谷在《读史日记》中说：“依俄而俄据旅顺，又尽夺东三省，悔何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三省沦陷，袁嘉谷悲愤已极，召集子孙说：“自黄帝建国五千年未有之危耻，吾身遭之，何憾？然一息尚存，剥极之复，必有自欺，吾老当益壮耳。”慨然道：“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日寇亡我，处心积虑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徒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

      1937年“七·七事变”，袁嘉谷悲愤欲绝，忧愤成疾，提笔怒书《责倭寇》……

      袁嘉谷诞生于1872年7月12日（农历），值此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袁嘉谷先生。袁嘉谷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云南乃至中国教育文化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编辑:艾宗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