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随的“新小说观”及其创作实践

赵  杰

摘要：顾随的新小说创作，起始于1921年，是“五四”之后新小说较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而所谓顾随“新小说观”，是根据顾随的小说评论和专场演讲中的主要观点，加以归纳、概括出来的，将其分列为“1.崇尚和提倡小说中的诗化写作；2.倾向于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3.推崇小说严肃、深刻、纤细，反对粗质滥造；4.关于写大自然与写人生的辩证关系；5.致力于小说圆型人物的塑造；6.关于历史小说的史学观；7.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夸张”等几个方面。然而，纵观顾随的小说作品所呈现的，又不仅仅限于遵循这些理论，尚有总结未尽之处。这几条论点不过是顾随在言论中提出来的。所以说，顾随既有小说创作实践和不朽作品，又有奠基新小说健康发展的立论，无疑是对“五四”之后新时期小说的一大理论贡献。

关键词：新小说探索者；顾随新小说观；理论贡献。

      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这主要有赖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作推手。而这个时期的白话小说——即“新小说”的兴起，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文体形式上，都是这次变革的中坚。

      顾随1920年暑期北大文科英文门毕业后，获文学学士学位，9月份即到山东青州中学教书，第二年即开始了新小说的写作。可以说，顾随受“五四”运动和鲁迅小说影响颇深，是鲁迅先生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并立志要做一个小说家。主要于二十年代在山东教中学期间，是顾随小说创作高峰期（任大学课后，写了为数不多的几篇）。今所知，顾随共创作短、中篇小说19篇，除去遗失的之外，今可见到的小说有11个短篇和两部中篇。刊于1925年《浅草》的短篇小说《失踪》，被收入鲁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35年）；此外，顾随还有从思想到技巧上，都比较成熟和有份量的短篇小说《反目》、《废墟》、《乡愁》和中篇小说《佟二》、《乡村传奇》等。顾随堪称一个小说家，笔者因此撰写了《小说家顾随》一书（即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选自书中一节。只是因后期顾随词人名声太大，而掩盖了小说家名。

顾随不但在新小说创作上有建树，而且在“新小说观”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倾向于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崇尚和提倡小说中的诗化写作”、“关于写大自然与写人生的辩证关系”等，都为新时期小说理论奠基，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顾随“新小说观”的理论来源，主要见于顾随对鲁迅小说的评论和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评论；尽管是读古典文学作品的看法，但是不同于一般读者的看法，而是以一个新小说家的眼光，去审视，去评判。并且有感而发，“谈”以致用，理论“很接地气”。下面，笔者将其主要观点，加以归纳，并大体按时间顺序，作逐一论述。

一、崇尚和提倡小说中的诗化写作

      1936年10月，顾随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兼任北京大学课时，为纪念逝世的鲁迅先生，撰文《鲁迅小说中之诗的描写》，以寄悼念之情。文中写到：“鲁迅不独于清夜、月下、幽室中、闲庭中，能将寂静加以诗的描写，便是在大街上，那寂寞也依样的诗化了。……在他的小说中有着诗的描写，始终是清新而明静，带着散文的性质的。”

顾随大量举证这一观点，尤其是在鲁迅小说的环境描写方面多见之。当说到鲁迅《伤逝》这篇小说时，顾随又提出：“《伤逝》要算是最阴暗的一篇小说了吧？那内容不仅是寻常的伤感和悲哀，而是最黑暗最空虚的幻灭。然而，鲁迅先生就在写那一篇时，也并不曾丢掉了诗的描写。这与其说是作者的习气，不如说是作者文章之特色更为切合一些。”

      顾随把鲁迅小说中诗化的描写，归结为鲁迅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很准确的定位。因为“中国现代这位大作家，是有着诗人的性格的”（顾随语）。鲁迅的大量作品，从小说《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从散文《坟》《野草》到《朝花夕拾》，作者多是以诗人的眼光在看在写，一般的读者也会感觉出来，只是顾随把它概括为鲁迅“文章之特色”，并作为一个观点提出来了。

      顾随在《小说家之鲁迅》这篇文中，又进一步提出：“小说中的诗的成分必须要多；岂独小说而已哉？人生、人世、事事物物，必须有了诗意，人类的生活才越加丰富而有意义。……小说中写大自然，虽然写成诗了，如果与小说中人物生活无关，活动无关，也算不得成功。在小说中将大自然写成诗了，并且借以帮助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甚至于行动时，也还不是最上乘。小说是要诗化了人物的动作，而且所有的动作、生活，也必然都是诗，无论那生活与动作是丑恶的或美丽的。”

    顾随的这些观点，对于读者如何解读鲁迅的小说，大有益处；反过头来，对于不才同乡如何解读顾随的小说，也更不失为一把“金钥匙”；而对于当今写小说的人来说，也可作为一种学习参考，会大有帮助。顾随在这段论述中，还把小说中的诗化写作，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虽然把小说中的大自然写成诗了，如果与人物无关，算不得成功；二是虽然借助小说中大自然的诗化，帮助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情感，乃至行动，还算不得上乘；三是强调只有把人物的行为、动作、生活都诗化，小说才可视为最上乘的。顾随的观点非常明确，强调小说中的一切都应该是诗化的写作。至于是否可以达到这种程度，那就要看作者的修养和功力了。顾随的观点是，小说家时刻要保持“一颗诗心”，致力于小说中的诗化写作。

      顾随是这样提倡的，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是努力这样做的。我们统观顾随的小说，可以说每篇都有诗化写作的成分；尤其是开始的三篇“试验性”小说（《爱——疯人的慰藉》《夫妻的笑——街上夜行所见》《枯死的水仙》），就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以后的《反目》《废墟》《佟二》《乡村传奇》等今可见到的小说，诗化写作的特征亦尤为明显。把大自然与人，和人的动作与心灵，及其民风民俗，都诗化了。让读者感到社会与人生、现实与虚幻、自然与象征，融为一体美的震撼。

二、倾向于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

      顾随在1927年至1928年间，翻译过俄国安特列夫《小天使》中的《大笑》等几个短篇小说之后，又于1947年1月，随着《大笑》在《盖世报•语林》的发表，又随刊撰写了《关于安特列夫》（今释作安德烈耶夫）一文。因为鲁迅先生写在他所译的安特列夫《暗淡的烟霭里》的后面附有一篇简明而扼要介绍安特列夫的短文，顾随“本想摘抄但不能割爱，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而终于全录下来了”，将其置于《关于安特列夫》一文之首。

         关于“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之意，不是顾随先提出来的，而是由鲁迅先生先提出来，原文是：“安特列夫的创作里，都含有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顾随非常认可和赞同鲁迅先生这一观点，并引证说：“我之所以喜欢安特列夫，那原因就在鲁迅先生所说‘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合’。”

      “象征印象主义”一词，今天不太好理解，有说是等同“表现主义”，有说是源于“印象主义”，这些说法都不太准确；“表现主义”和“印象主义”本是二十世纪初或十九世纪末西方绘画流派专用词。顾随转引《世界文学史》对安特列夫作品的评价：“他（安特列夫）的戏剧《人之一生》及《被批颊者》，都表现悲观的象征主义……”

      可见，“象征意象主义”的含义应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象征主义”；“写实主义”意即今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便于今天的读者好理解，所以不才同乡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合”，理解和归纳为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估计不会大谬。

      顾随的小说创作实践，也可为此观点做很好的注脚。顾随在阅读和翻译安特列夫作品的时期，也正是顾随小说写作旺盛期。顾随的所有小说作品，首先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次，在诸多作品中还融入“象征主义”创作方法，譬如《爱——疯人的慰藉》、《枯死的水仙》、《废墟》、《佟二》、《乡村传奇》等，多是“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作品坚实生动，又寓意深刻。

三、推崇小说的严肃、深刻、纤细，反对粗制滥造

      鲁迅先生对俄国安特列夫小说的严肃、深刻、纤细很欣赏，顾随更是推崇安特列夫小说这一特点；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惺惺相惜”？——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顾随对鲁迅先生是很崇拜的，“自读了鲁迅先生所译的《暗淡的烟霭里》，便开始喜欢安特列夫”。

鲁迅先生说“安特列夫的创作里，都含有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

      顾随进一步又说到“我读了英译的及鲁迅先生所译安特列夫的小说，我深深地感觉到鲁迅先生所说他的‘创作里，都含有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之不虚。那严肃，那深刻，那纤细，也便是我所谓安特列夫之‘文章美’。环顾中国文坛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那轻佻，那肤浅，那粗拙，该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顾随还对帝俄时代的作家做了概评：“托尔斯泰之崇高，屠格涅夫之才华，陀思妥也夫斯基之伟大，是有目者之所共赏；而安特列夫则以艰苦卓绝的文学修养，得到异样的成就，能屹然自竖一帜于三家之外的。”将安特列夫与三位伟大作家相比较，是对安特列夫（今译安德烈耶夫）成就及其作品高度的进一步肯定。反观顾随的小说创作——在今天可见到的作品中，短篇小说《反目》、《失踪》用笔之纤细，《立水淹》、《乡愁》、《刘全福》用笔之严肃及其纤细，《废墟》、《佟二》、《乡村传奇》用笔之严肃、深刻、纤细，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顾随反对小说的粗制滥造，并对当时粗制滥造的作品极为痛心；而顾随自己的作品，应该是力避了这种不良现象。除却顾随三篇“试验性”小说，稍嫌简单、稚嫩一点，而其他所能看到的作品，谋篇布局都见匠心，人物塑造不乏深刻和丰满，叙述和描写用词和炼句，都颇见严谨和不凡的功力；每一篇作品都经得起反复阅读。

四、关于写大自然与写人生的辩证关系

      在《小说家之鲁迅》演讲文稿中，顾随关于大自然诗的描写与写人生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的意思是说：小说是人生的表现，无论是什么派，传奇，写实，自然，新传奇，新写实，其前提总是表现人生。在其中，大自然的诗的描写与表现，虽然有时可以增加文章美，而在帮助表现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思想，甚至于行为的时候，纵然不是完全无用，也总有偏于静的方面的嫌疑。而人生呢？可完全是动的。因此，那静的描写与表现也就不免减低了小说中人物的动力，并且冲淡了小说中的人生的色彩。”

      顾随先后列举了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在写大自然与写人生辩证关系的把握上，作品分别各有得失。顾随进一步提出，凡大艺术家都应是宽绰有余的创作，“在必要的部分之外，常常有些多余的附加。而这附加就使那作品更为艺术化，更为有诗意。”

      顾随关于写自然与写人生辩证关系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然而这个“度”到底怎样把握？却又是很难的事。作家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选择，结果会是大不同的。再说，人往往是“眼高手低”，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顾随的小说创作，在处理写自然与写人生的辩证关系上，把握的是比较好的。在短篇《失踪》、《立水淹》、《乡愁》、《废墟》和中篇《佟二》中，处理得分寸都比较好；自然环境的诗意描写，帮助、丰满的人物形象，并增加了文章的美，提升了艺术性。尤其是其中的《废墟》和《佟二》，在体现写自然与写人生的关系上，处置得非常得体，恰到好处。自然环境的诗意描写与人物的举止行动交织在一起；自然诗意映衬人物形象，人物诗意化的行为与自然又融为一体，天衣无缝，互为升华，显示出上佳的艺术效果。这两篇小说，应是顾随小说中运用“写大自然与写人生辩证关系”的典范。

      再说说中篇小说《乡村传奇》。在这部中篇中，顾随把大段大段的自然环境、故乡风俗，以及带有某些象征意义的场景，很铺张地镶嵌于小说之中；因为是中篇小说，也有这个容量，形成了小说甚为浓厚的乡土风俗特色。无论读着大段的自然环境描写，还是一个个风俗画面的描写，都让人回肠荡气，且倍感亲切！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就活动于这自然与风俗交织的场景之中，或静或动，或悲或喜，上演着各自的脚色。这是一篇很成功的小说，自不待言。但是，美中不足也有：比如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大篇幅的写集市上的经纪人，大段地写“攫街的、拉头的、叫街的”旧有陋习，似乎有游离小说主旨的“多余之嫌”，——也即没有把“写社会环境与写人生”的辩证关系处理得尽善尽美。好在瑕不掩玉，小说毕竟是好小说，这也许是顾老先生“偏爱”的一点“情不自禁”吧。

      五、关于小说圆形人物的塑造

      顾随在《看〈小五义〉——不登堂看书外记之一》中，深有感触的说道：“窃尝谓作小说行文方面有二难：一为故事组织，一为人物的创造。而人物的创造尤为重要，同时也更较不易。”这是作小说人的共识，小说成败，关键是看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中国旧时代的末流小说，多为偏平人物，重在讲故事，也之所以被列入末流。顾随很看不起这种“偏平人物”，在该文中便说：“《小五义》里的‘小五义’，写得都不甚高明：白芸生有如能活动的纸扎人儿；”——把偏平人物说成“纸扎人儿”（清河土语），多么形象，多么轻蔑！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学贯中西、又写出不少新小说的顾随，很欣赏西方大作家的人物创造，很鄙视中国的某些旧小说，不无感慨的说：“中国旧小说的作者所创造的人物倘不是模糊、混沌，使人看不清楚其面貌，便是单纯而一面倒；即是说好的永远好，几如美玉之无暇；坏的也只是坏，更无丝毫之可取。其实又不独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的人物而已，许许多多西洋小说家笔下所创造出来的人物都是有着复杂的、矛盾的个性；而这复杂与矛盾却又调和了成为那人物的人性的。”所谓“复杂的、矛盾的”人物，即今天所说的“圆形人物”。此后，顾随尽管还对“高踞于旧小说王座的《水浒传》”，也稍有微词，这毕竟是英雄传奇小说，让人记住的就是人物“英雄”的一面；但其中不少人物，还是写出了性格的另一面，比如张飞就是粗中有细。还有写市井生活的小说《金瓶梅》、写家族生活的小说《红楼梦》等，大多写出人物性格的多侧面，这些作品自然不在顾随所指不好的“旧小说”之列，特作说明。

      顾随很显明的一个观点是：推崇小说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即今所说“圆形人物”的塑造。

      我们再看顾随小说人物的创作实践，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多侧面吗？《失踪》中的主人公，既有大胆爱美、且不容有瑕疵的一面，又有懦弱，甚至颓废的一面，才最终酿成悲剧；《佟二》小说中的佟二，正直善良，又干练机智；忍气吞声，偶尔也敢冒险；逆来顺受，最终又奋起反抗；《乡村传奇》中“闯光棍”的大麻子，既是地痞污赖，且又正直，既敢做敢为，也又胆怯怕事；道貌岸然的四先生，既有不惜施舍小恩小惠的一面，又有阴险高傲的一面；艺满全身的二牛鼻，既有正气、好身手博众人拥戴的一面，又有暗藏阴毒的一面……好了，不再例举；总之，顾随小说中力避“偏平人物”出现，就足可说明顾随的追求。

六、关于历史小说的史学观

      顾随对中国历史演义类旧小说的认知，有独到见解。衡量一部小说的优劣，有自己的尺度：凡是标明历史小说的，需要附合这个历史时期的时代，否则，即使人物写得再热闹，也“自是胡说八道”；如若写的人物虽不见正史，但却附合这个时代的特征，也对读者是有益处的。这是顾随的认知。

      诚如斯言，中国的演义小说，多出于讲史或说书人之手，旧时代底层人们接受的“历史教育”课，也多是从“讲古”或“说书人”那里得来的，所谓“历史演义”带给人们的历史教育，是功不可没的。

顾随在《看〈说岳全传〉——不登堂看书外记之二》中说：“按历史小说的做法，纵使其人物事迹并不见于正史，而其人物的行动与思想，及生活习惯等必须切合于这一部小说的时代。”这是顾随对历史小说做法的强调；并且指出已有历史小说的益处“其实不拘好的或坏的，第一流的或末流的小说，都自具有其严肃的历史性的。有幸的读者可以在书中发现作者有意或无意的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精神。这时代精神则是比着中国一般人，所公认为正史者还要严肃。我并非指的可以补正史之阙，可以匡正史之谬的野史和笔记之类，乃是说凡是小说，它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精神皆是史而已。如果这与正史有差别，即在于正史的历史性是纵的，而小说则是横的。而且小说的史底正确性较之正史有过之而无不及。”

      顾随给予历史小说的历史价值，甚为高的评价，也之所以强调历史小说的历史严肃性，这便是顾随对待历史小说的史学观。

      顾随在该文中，不但对《说岳全传》做了批评大于肯定的评说，而且还对《镜花缘》《儿女英雄传》都做了比较客观的点评，不赞成其艺术性，则肯定其历史性。顾随还提出对历史小说如何读法：“我之所谓小说中的历史性，即是说我们在读小说，可以看出书中的人物或作者在某一时代有着怎样的思想——内在的行动，怎样的行动——外在的思想，不拘那小说写得是好是坏。无论那作品如何不成东西，倘若用了读史的精神去看它，也还是有一读的价值的。”顾随对待不论好的不好的历史小说，态度不是苛刻，而是宽容的；亦即古人常说的“开卷有益”吧！

      顾随只写过两个短篇的历史小说，一是《孔子的自白》，一是《浮海》；《浮海》刊文至今还未找见，我们只好只说《孔子的自白》。

     《孔子的自白》是写孔子带着弟子子路等周游列国到达楚国后，子路遇上楚国“好龙”的叶公，向子路打听其师孔丘是个什么样人的故事。孔子周游列国史有载，而孔子又与“好龙”的叶公大约为同时代，是否子路真遇见叶公？没记载，也不重要了，——不违背时代即可。关键是小说写出孔子很真实的一面：孔子周游列国若干年，带给他的是疲惫、困顿，而又不知老之已至，仍是乐而忘返地在“布道”；当得知子路不屑告诉被真龙吓破胆的叶公老师是什么样人时，孔子不由得有一通坦露心迹的自白，并埋怨子路说多一个叶公之类的知道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也好哇！活画了那时孔子急于布道的真实心态，并入木三分，很合乎历史的真实。

七、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夸张

      顾随在札记《文心雕龙•夸饰》后记第三节——“艺术夸张和生活的真实”一文中，讲了三层意思：一是什么是文学作品中常说的艺术夸张？——先说第一层意思。

    “文学的语言出于群众的语言。没有人民的语言，就绝不可能有文学的语言。……群众的口语是常有夸张的……”顾随开篇即这样说，然后举例解释什么是艺术夸张：

“在我的家乡（河北省南部），说某人老是卖弄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时候，就说：‘天底下数了猴儿精，就数着他精了。’这可以说是艺术夸张。‘数了猴儿精，就数着他精’，这句话的含义是：这个‘他’，是多么浅薄而不自觉；同时又体现出说话的人这个‘他’是如何的轻蔑。这不就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艺术夸张吗？……艺术夸张是为了更美更善的体现生活的真实，揭示生活的本质。……（如上举例）有力、深刻地暴露出‘他’的性格缺点和本质，这种夸张，即是生活的真实，又是艺术的真实。”

      顾随已经把什么是艺术夸张解释的非常清楚，就无须再多释。再说第二层意思：艺术夸张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顾随说：“艺术夸张在极其严格极正确的意义上来说，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常常使用的手法。”

凡搞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艺术夸张，则文学艺术色彩大减，就难以达到形象、生动、感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常识，就不多说。

      顾随在此还提示了如何学习艺术夸张，说：“一个作家善于向人民群众的口语、古典现实主义作家和同代作家的作品中，学习艺术夸张的手段和手法，才能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使命。”

此说，可见顾随言辞之中肯，并将上升至创作使命之高度。该说第三层意思了：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夸张的关系——

顾随指出：“当然，艺术夸张在文艺创作上是有其最严密的限度的，就像《夸饰》篇中说到的：‘夸而有节，饰而不诬。’”顾随随后举了一个烹饪做鱼的例子，很是恰当，不妨抄来：家常烹饪，在做鱼时，除了必要的佐料以外，还要加一点辣子，加一点糖，提一提鱼肉本身的鲜味。这糖和辣子少不得，少了，鲜味便提不出来；也多不得，多了，鲜味便被破坏了。毕竟加多少才好，这要看做鱼的人的手艺和是哪一种鱼，或是哪一种做法（如红烧还是清蒸），有时要多加一点，有时要少加一点，既没有刻板的公式，也不是可以乱来的。

       艺术夸张对文艺创作来说，也恰恰如此。

      顾随已经说得很明白；但不才同乡借此还要补说明在这里什么是生活的真实？生活真实就是指那条“鱼”，就看你是怎样的做法了——便是把握夸张的程度。

      顾随在自己小说创作中的艺术夸张，俯拾即是，他自己把握的分寸如何？就不再举例说明，读一读顾随小说便知。

结 语

      一个小说家，小说观的形成，与个人的人生经历及其修养密切相关。顾随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人，幼年经历过清朝末的腐朽与没落，成年后既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军阀混战的动荡不安及其抗日时期的沦陷，中年后又经历过新中国成立的欢欣鼓舞，对顾随世界观、人生观的演变和形成，是有极大影响的。顾随从曾经迷茫的青年，到想用写小说开辟出一条路，到出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大学问家，人生嬗变的轨迹是很清晰的。

      1959年，顾随在文学评论《〈彷徨〉与〈离骚〉》一文中，在论述了鲁迅先生经历新旧社会变革的“求索”，对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和鲁迅先生“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后，顾随接着说道：

      这是鲁迅先生所走过的“漫漫其修远”的路；这是鲁迅先生的“求索”。这也正是一切旧知识分子所应该走的路和应该致力的“求索”。可惋惜的是，先生死得早了一些，不曾看见全国解放，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着六亿人民所做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较之先生，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除了跟党走，听党的话以外，还能有其他别的什么路和其他别的什么“求索”吗？

      顾随掷地有声地坦露了个人心迹！这也恰好说明了顾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对于顾随“新小说观”的形成，以及如何更好地解读顾随的小说观及其创作，顾随所坦露的心声，正是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