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四十六）

对于陷入艰难困境与浴血苦战中的红七军，1931年的春节前后实在是一段天赐的幸福时光。

在貌似穷乡僻壤的广东连州，红军却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不但过了几天极为少见的没有战事的和平日子，得到了衣食方面的补给，而且连二百多伤病员也得到了有效的医治。在这段难忘的光阴里，红七军的元气得到了恢复。

但是红七军的首长都明白“生于忧患”的道理，而且红军天生就是打仗的，必须趁着各地军阀还在过年的余兴未尽的时候，赶紧向东，突破层层封锁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

2月2日，红军抵达距离湖南宜章30公里的乐昌梅花墟。因这里曾是湘南暴动的地区之一，群众基础比较好，部队打算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视情况如可能就在这里创建一个红色根据地。

部队刚刚进入梅花村，就接到敌情通报，敌粤军邓辉部一个团气势汹汹地朝梅花墟扑来。

对于这一仗是打还是不打，当时也是有过不同意见的。有的人主张我军立足未稳，还是先避敌锋芒，采取牵牛鼻子的战术，在适当的地方打他伏击比较好。再者，敌人武器比红军好，虽说只是一个团，人数与红七军相比也不相上下。

还有一种意见是坚决打。想要在这里立足，建立革命根据地，就要先灭敌威风，打一个大胜仗，以提高红七军和未来根据地军民的信心。

最后这种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战斗打响之后，原本进展顺利。红军沿用了一贯的打法，勇猛顽强，灵活机动。以一部顽强阻击，另分兵几部从敌侧面和后方进行夹击。

粤军只是潮水般地退下去，旋又潮水般涌上来，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

这时候红军的侦查人员送来了准确的情报，敌军除了粤军邓辉的一个团，另外又来了湘军唐伯寅和陈龙的三个团。兵力是红七军的数倍，分别从西面和西北面两个方向攻击过来。

眼见得敌人越打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军虽殊死拼杀，死战不退，却是渐渐不支。有的部队已经弹药告罄。

摆在红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从战斗力最薄弱的邓辉部打开一条血路，向东北的宜章和乐昌方向突围出去。

为了保护李张邓首长，李谦再一次担任敢死队长。他将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和弹药集中起来，形成局部绝对优势兵力。当打退了邓辉部的一次冲锋之后，紧跟在溃败的敌军后面突然发起了一个猛烈的反冲锋。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冲锋打懵了，他们没有想到红军居然还有能力杀一个回马枪，顿时阵脚大乱，落荒而逃。

令人悲痛的是，在突出重围的激烈战斗中，师长李谦（此刻又恢复了20师建制，李谦为红20师师长）身中数弹，腹部的肠子都流了出来，却仍然屹立不倒，高举驳壳枪，怒目喊杀！

笔者曾在仁化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纪念馆”看到了李谦重伤不倒，仍高举驳壳枪奋力冲杀的铜像。望着红军英雄那圆睁的怒目和挺立的身姿，笔者感慨良多，这得是多么坚强的信念才能支撑着他屹立不倒啊。

此役被文史称为“血战梅花”。红军毙伤敌军一千多人，而自己也牺牲了七百多优秀的指战员。更重要的是，红七军的指挥员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50%。（有文献甚至说损失达三分之二）

晚年的邓小平曾在回忆录中说，“（此战）红军损失惨重，尤其指挥员损失过半。李谦、章健等重要指挥员牺牲，念之痛哭不已。”

当时李谦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于是军部派了两个战士将他秘密转移到老乡家里，希望他能奇迹般生还。

但是李谦终因伤势过重，于半个月后不治身亡，终年22岁。

李谦，（1909—1931）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学生，大革命后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曾参加过黄埔学生军东征陈炯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连长、第六军营长、19师团长等职。参加过百色起义。任红七军20师师长。是李立三的弟弟。

李谦牺牲后，负责照看他的两个红军战士即离开老乡家，追赶部队去了，临走留下字条：此人是红军师长，请安葬好他并请看守好他的坟墓。

那家的老乡姓廖，叫廖文成，是一个忠厚善良的百姓。他将李谦安葬在自己家里的祖坟地里，每年当做自己的故去的亲人一样扫墓拜祭。

廖姓百姓替红军师长守墓被传为佳话。而且这一守就是90年，他一家祖孙三代都这样坚守着。直到2022年，乐昌市建立了红军纪念园，将李谦的忠骸迁葬至烈士陵园，并聘请了廖文成的孙子廖聪济担任了陵园的管理员。

廖聪济，1970年出生，乐昌市梅花镇人。2019年入选“中国好人榜”；同年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未完待续）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