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四十五)
即使是在长征路上,李德、博古也没有接受红军失败的血的教训,还是不重视情报的作用,还在我行我素。
据二局的邹毕兆等人的对敌军用电台的侦听破译,发现了敌军在湘西一带以重兵布置了一个口袋形巨大包围圈,如果要按照原定计划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必定钻入敌人的“大口袋”而遭围歼。
而李德等“三人团”不管不顾,仍坚持原定计划,挥师西渡潇水和湘江,然后北上。而且严命督师,一意孤行。
1934年11月21日,他们得知在湘桂边界重镇全州驻防的桂军将于次日移防恭城以策应贺县(今贺州)、富川。而且蒋介石也在密电中同意了白崇禧的请求。(后来根据党史专家的分析应该是“小诸葛”识破老蒋的计谋,不愿意与红军火并而两败俱伤)。
这样,从广西全县(今全州)到兴安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没有布防的“安全通道”。
先抵全州附近的林彪的红一军团也侦查到全州没有设防。据一军团侦查科科长刘忠(开国中将)的回忆,他与几名便衣侦查员摸进了全州城,吃惊地发现,整个县城除了几个民团武装,竟然就是一座空城!
他将此情况报告林彪,建议立刻攻占全州。但林彪摄于李德杀伐独断的权威,也不敢擅自行动。只得请示李德和三人团。
但是,李德和三人团竟然迟迟没有答复!而此时,红军的大部队距离湘江仅仅30公里。

四天后,当被蒋介石委任为“湘、粤、桂、黔、赣”五省“追剿总指挥”的何键发现了这里还留着一个缺口,十万火急地派兵进驻全州的时候,红军大部队刚刚抵达湘江边。
红一军团的战士们眼睁睁地看着何键的湘军从容地进入了全州,却万般无奈。
于是,老蒋的中央军从东向西,白崇禧的桂军从南向北,何键的湘军从北向南风风火火地压过来了。
湘军是刘建绪部的16师、62师、63师和19师等7个师。而63师就是那个以“杀人如麻”、毒辣凶残而著名的陈光中的部队。
这一次老蒋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在湘江边一举全歼“心头大患”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看看他调动的兵力就可见此役是“志在必得”。蒋介石的兵力总共为: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和桂军5个师。共计30万人马。
红军已经别无选择,只有拼死一渡。
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强渡湘江河的湘江战役打响了。只见炮声隆隆,硝烟滚滚,火光冲天。除了阻截和尾追的敌军的猛烈的火力,还有像雨点般砸下来的炮弹,两岸的渡口一带被炸成了火海。
由于数万红军拥堵在全州、灌阳、兴安狭小三角地带的几个渡口待渡,人员加上装备非常密集,每一发炮弹落下来都会炸死炸伤一片人。整个渡口在敌军强大的火力打击下,血肉横飞、尸骨遍地。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突然云开雾散,黑压压的几十架蒋军的飞机突然又出现的殊死拼杀的红军的头顶上。

装备简陋的红军不仅没有高射炮,就连高射机枪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敌机超低空飞行,将一颗颗航空炸弹准确地扔到了红军的人堆里。每一颗炸弹的爆炸都会溅起一团猩红的血雾。
碧绿清澈的湘江河里,到处漂浮着身着灰色军装红军战士的遗体,一顶顶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军帽,炸烂的文件箱和散落在江水中的文件。
这不是两军对垒的攻防作战,而是一场刽子手对平民的血腥大屠杀。
可以想象,近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在前后夹击、上有飞机滥炸,下有炮火轰击的枪林弹雨中要凭着渡船和简易浮桥渡过湍急的湘江该有多么的困难。
红军用小船搭建的浮桥刚刚搭好就被敌机或敌人炮火炸毁了,红军就晚上突击抢修,可是到了白天又被炸毁了。就这样修好炸,炸了修,红军经过四天的激烈鏖战九死一生才突破了湘江封锁线。
为了尽快抢渡湘江,红军从四个渡口渡江。并在灌阳新圩、全州觉山铺、兴安光华铺三个地点顽强地阻击蜂拥而来的敌军,掩护主力红军过江。
红军新五师由师长李天佑在新圩阻击两个师的桂军。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阻击三天。可是李天佑率部与强敌血战了四天。部队撤下来的时候由五千人减员至二千人。
不得不说,湘江战役是红军组建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
此役,做为给全军殿后的红五军团第34师,七千闽西子弟组成的红34师,在惨烈的阻击掩护战中几乎全部打光,撤退转移时只剩下不到60人。
就是这60人,后来也牺牲殆尽。全国解放之后,中央军委曾全力寻找,但是能找到的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还是负伤打散了之后在善良的老乡家中养伤才幸存下来的。
在长沙小吴门出生的长沙伢子陈树湘是这个师的师长。他因在湖南道县四马桥亲自掩护余部突围时重伤昏迷被敌所俘。在被敌人抬着送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在途径道县蚣坝石马神村时,趁着敌军中途休息,他忍痛用手绞断了已经流露出来的肠子,壮烈牺牲。
现在的道县还留有红军长征和陈树湘纪念馆。还流传着十几个被打散的红34师的官兵路过老乡家的故事。
十一、二个伤痕累累、弹尽粮绝和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路过一个何姓村民的家,向他们家讨一点吃的。
何家拿出了最后的半筐红薯烤着给红军吃了。他们吃完,千恩万谢,还给了何家6张共计6元5角钱的中央苏区的纸币。
这也成为了红军爱护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故事。
可就是那十来个劫后余生的悲壮红军,后来也不知所踪,估计是被铁桶般围困的敌军捕获杀害了。
湘江战役之后,曾经浩浩荡荡的8万6千红军只剩下3万余人。

是二局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红军在抵达湖南通道的时候毅然做出了转兵贵州黎平的正确决定。
鉴于李德和三人团给红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遵义会议解除了李德、博古在中央的领导权和对红军的指挥权,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
李德起初还不服气,后来在事实的面前也不得不低下了他那颗高贵的头颅。
根据老红军伍修权回忆,李德确实是犯下了不可弥补不可饶恕的错误,但他也不是那种希望党和红军衰败的坏人,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就是能力不行偏偏又自视甚高的人。
但是在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他和博古还是站在了正确路线的一边。
在张国焘的特派员李特要红一方面军跟着他们南下,甚至拔出枪来威胁的时候,是李德不顾危险从后面抱住了他。为此,彭德怀曾评价他:这一次他是站在了正确的方面,而且是勇气可嘉。
后来,姚喆在大青山建立了属于共产党八路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可是光有兵有马还不能叫骑兵部队,因为骑兵与步兵的作战方式、训练体系和管理模式差别很大,为此,李德还专门去姚喆那儿当了一段时间的骑兵教官。
博古(秦邦宪)后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任劳任怨地做好中央交给自己的工作。中央也保留了他中央委员的职务。
尽管博古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红军重大的牺牲,也因为与凯丰(何克全)等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而后来遭到了批判,但他还是一个有着很强的党性的布尔什维克。
后来红军长征至毛儿盖准备过草地的时候,张国焘依仗实力公开向党要官要权。他知道博古和凯丰与毛泽东意见不合,就挑唆和拉拢博古和凯丰。谁知遭到了博古凯丰的严词拒绝,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这是分裂党。并奉劝他要“维护党的团结”。
为此,毛泽东曾说过“博古同志是个很有原则的同志。”
1937年年底,留守在南方八省15区的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一开始困难重重,老蒋阳奉阴违,搞“北和南剿”,即在北方与八路军搞联合,而南方仍在加紧围剿红军游击队。
是“8.13”淞沪抗战之后,才勉强同意南方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方案。但是在军长的安排上,编制地盘和供应等诸多问题仍然想要卡死新四军。
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并且据理力争才有了后来叶挺当军长(蒋介石的方案是以张发奎为军长)的成建制的新四军。
而原来的方案是八省游击队分别改编成各省区的保安团或独立抗日游击队的。
应该说,博古对新四军的建设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之后,他与王若飞、叶挺等乘坐美军的军用运输机回延安,在已经抵达延安的时候不幸遇上了极端天气。飞机只得转飞西安机场备降。
后来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
(未完待续)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